沙岚，男，中共党员。1968年7月高中毕业于上海市光明中学，曾任贵州省安顺师范副校长。
初到安顺插队落户到安顺
“老三届”是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历史产物和一个专用名词。我是那个特定年代无数个66、67、68届初中、高中毕业生中的一员。在那个年代，上海乃至全国各大城市的每个家庭细胞，必然至少有一个“老三届”生要远离城市，分赴全国各地穷山僻乡，去接受到农村“插队落户”的艰苦历练。
我于1968年7月高中毕业于上海市光明中学，随即而来的就是长达半年多令人烦躁不安的“待分配”。
由于困苦而复杂的家境，我放弃了回老家南通插队的努力，毅然决然报名到贵州“插队落户”。“申请书”刚刚送上，“通知书”很快就下来了，安置的地点是：贵州省安顺地区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松山区一大队那王生产队。倾刻之间，我的名字从此在无比金贵的上海市户籍中注销；这一注销，让我在贵州安顺生活、工作了整整三十八年，直到现在。
我异常清楚地记住了这一天：1969年3月31日，天高云淡，风和日丽，上海彭浦火车站人云如潮，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巨幅欢送标语铺天盖地。当西去的列车长笛一鸣，车轮缓缓启动时，车站上一边是锣鼓声震山响、欢呼声震耳欲聋，一边是送行人群队伍和车厢内近800名上海黄浦区知青的哭叫声惊天动地。这一幕永远定格在我记忆的脑海中，至今历历在目。奇怪的是，站在车厢内的我和另一位高中同学张长平居然没有掉一滴眼泪，反而笑容满面，还潇洒自如地向前来送行的亲友和同学挥舞双手，真有点“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豪迈壮烈气概。说真的，我那时的心情反而充满了挣脱家庭樊篱的快意，毫无亲情的苦涩和长期的郁闷，随着一声汽笛长鸣，如同满天乌云，被驱散得干干净净，清清朗朗。我那时还真的有点踌蹰满志，意气风发，认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第一次乘坐这么长时间的免费火车，第一次全程享受免费的列车盒饭，第一次见到列车上挤满了这么多胸佩毛主席徽章的“红小兵”，感觉是前所未有的新鲜。
火车风驰电掣地越过了浙江、江西地带，进入湖南后，特别是进入贵州后，便显得颟顸笨拙而缓慢，一路上连绵不断的崇山峻岭、盘旋曲折的山路和数不清的隧道涵洞，使我们一第次领略了贵州瑰丽而奇异的大自然风采。
火车开了三天三夜，终于在4月3日缓缓地驶进了安顺火车站。从此开始了我人生旅程中的重要驿站——知青生涯。
到紫云县的第一天
390多个知青在南华饭店度过三宵。第四天，4月7日一早便分别登上编号的客车，向紫云进发。60多辆的知青专车组成了一个蔚为壮观的浩大车队，令观者为之驻足瞩目。
车队行驶在蜿蜒曲折的安紫公路上，扬起层层灰土，路两边远处群山起伏，郁郁葱葱，山脚处，半山腰间散布着稀稀落落的农舍，大都是简陋的茅草房、石板房，极少见到一两间像样的瓦房。村寨中，炊烟袅袅，狺狺狗吠，不少老叟、村姑、小孩是第一次见到如此壮观的车队，瞪着惊诧的眼睛看着我们，忘记了驱赶身边的牛羊。
车队过了鸡场就进入了紫云县境内的黄土公社，便开始有第一批知青下车，之后沿途到狗场、猫营、青海、紫松、白云，一直到望谟方向的新民、小牛场、水塘、巴寨、宗地，陆续把所有知青送到公社所在地。
我是在紫云县城下车的，因为那王生产队就在离县城四公里处的紫云洞坡背后。我永远忘不了到紫云那一天的情景，整个小山城沸腾了，全城居民和附近村民纷纷涌挤在路两边，可谓人头攒动、人山人海，像观看天外来客一样，簇拥着我们上海知青；到处是红旗飘飘，锣鼓喧天，高音喇叭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着“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的乐曲；一拨又一拨的苗家布依族儿女，唱着粗犷奔放的山歌，弹奏着热烈、欢快的唢呐、芦笙，并沿路捧上一杯又一杯的农家土酒，一直把我们送到村寨。
和我一道插队在那王生产队的还有两个比我小3岁的68届初中生，其中一个叫朱瑞龙，和我在上海是楼上楼下的邻居，另一个叫陈福祥。我穿着卡其布学生装，他们两个身着不带领徽的军装，还戴着军帽，站在一大群身穿青布民族服饰的村民面前，自己感到真可谓是飒爽英姿了。
生产队的谢队长是一个目不识丁的苗族老农，把我们三人安顿在一个显然是仓库一样的旧草房里。我一看，房顶两头呈三角形，完全是敞空的，用竹子编织起来的房顶隔层堆着包谷。草房又分成两间，小的一间共作卧室用，另一间放着水缸、三脚架、顶罐、铁锅、砧板、菜刀、柴木之类，显然是“厨房间”。它本来应单独隔开，以使中间一间作“堂屋”，但可能一时来不及分隔，以致于除卧室外，整个草房显得空空荡荡。、
住在隔壁的是一对汉族年轻夫妇：周明光和龙昌珍，他们热情主动地帮我们铺床，挂蚊帐。要不是他们帮助，我们真有点手足无措，不知道怎么在床架上铺上木板、棕垫和被单，也不知道怎样挂蚊帐，在敷着牛屎的墙壁（用竹片编制）上糊上报纸……
正在发愁怎么做晚饭时，生产队的谢队长、王副队长、张会计和住在我们对面的陈大队长提来了大米、一大罐猪油、鸡蛋和盐巴，来帮我们支起三脚架、发火煮饭。一会儿，我们就吃上了一顿真正地道的农家饭：香喷喷的包谷米饭，腌熏的腊肉，盐巴辣子水蘸的白菜豆腐，一锅当菜吃的面条，还有农民自家酿制的土酒。由于语言的障碍和初次见面的拘谨，这顿饭吃得很沉闷。土酒在进村的路上已喝过三碗，开始并不觉得辣烈，发觉酒兴已发作了起来，一阵阵的热流在往上涌，不禁头晕目眩，飘飘然而支撑不住了。
我们醉倒在各自的床上，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我们醒了过来，眼前是一片漆黑。原来那时全村还没有通电，我们生平第一次摸出火柴点燃煤油灯照明。我们脚下踩的不是水泥地、木板地，而是又冷又潮的泥巴地。就在此时，我们突然才感觉到，这里没有电，没有自来水，没有收音机，没有城市的大马路和喧嚣声，没有熟识的亲人，一切显得是那么的沉寂、陌生和孤独。而对着如此艰难的环境，我们开始从光怪陆离的幻想中回到了实实在在的现实人间。此刻，我们才开始认真的思考：明天将会是什么？要像农民一样头顶烈日下地干活吗？谁来帮我们挑水买菜做饭？难道我们会一辈子生活在这里？……我们三个人仿佛一下子跌入冰窟窿，久久相对而坐，说不出一句话来，而那白天还在喜遂颜开、豪情满怀的陈福祥竟像孩子般地呜咽了起来，说他想家、想爸妈、想上海。
正在感到孤苦无助、愁眉不展的时候，屋外面，天降大雨，而且雷电交加，极尽大自然狂风暴雨的淫威，真把我们吓坏了。草房顿时四处雨漏如注，屋顶隔层多年的积尘一片片地落下来，把我们刚刚挂起来的洁白蚊帐染成灰黑。天哪，这真是唐代大诗人杜甫《秋风为茅屋所破歌》中描述的那样“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我们三个人可怜地畏缩、卷曲在草屋一隅，抖抖擞擞的，战战兢兢的挨过这漫漫长夜，直到第二天天亮。
这就是我们到紫云县第一天的真实情景。
第一次到黄果树
一唱雄鸡天下白。第二天一早，随着谢队长一声吆喝“出工喽”，满寨震动，大家纷纷扛着锄头薅刀，从破旧不堪的叉叉房走出，下地干活去了。没有谁来管我们。我们三个一商量：“走，到黄果树玩去！”我们把房门钥匙交给了隔壁的龙昌珍，便三步并作两步，一路小跑，顺山路、淌小溪，30分钟后就到了县城。正好赶上去安顺的班车，2个半小时就到了安顺客车站，又立即搭上去镇宁黄果树的客车，中午就生平第一次见到了世界闻名的黄果树大瀑布。
四月的大瀑布据说水流并不特别宏伟，但那一天的情景却使我们终身难忘。
只见气势恢宏的大瀑布自80多米高、100多米宽的悬崖绝壁上飞流直泻犀牛潭，发出震天巨响，如千人击鼓，万马奔腾，声似雷鸣，远震数里之外，使我们惊心动魄。我国著名的地理学家、旅行家徐霞客描述其“水由溪上石，如烟雾腾空，势其雄厉，所谓珠帘钩不卷，匹练挂遥峰，具不足拟其壮也”。
隐在大瀑布半山腰上的水帘洞，又是一道奇特的风景线。那天我们运气特好，观赏到了雪白的瀑流飞泻在碧绿的深潭和蓝天衬托下五彩缤纷的七色彩虹。瀑布激起的水珠，飞溅100多米高，如云漫雾绕，洒落在上面的黄果树街市。有人说，即使是晴天，也要撑伞而行，故有“银雨洒金街”之说。我们从氤氲雄奇的黄果树山水中充分地领略到了贵州安顺原生态的文化品位、人与自然和谐相融的动人场面。
从黄果树返回安顺，已夕阳西下，天色渐暗了。我们三个每人花了三毛钱在西街“赵一曼旅社”住了一晚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