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局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ＢＩＳ）的简称，是１９３８－１９５０年成立之中华民国情报机关之一，早期的领导人为戴笠，１９４６年，则由毛人凤继任。
特工人员最多时近５万名，分布到中国国民党的军队、警察、行政机关、交通运输机构，乃至驻外使领馆，专门以监视、绑架、逮捕和暗杀等手段进行活动。军统局在许多地方设有集中营、秘密监狱和看守所，囚禁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期间，军统也从事一些搜集敌方情报并恐怖活动。也有一些军统人员投降日本，日本占领区的重要特务头子不少来自军统.
１９４９年，军统主要机构撤至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对留在大陆的军统严厉镇压，到五十年代中，军统在大陆大致肃清。
前期军统局前身乃为1927年成立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密查组”与1932年成立的复兴社特务处，同年9月则又改组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下辖二处，第一处负责党务，第二处则负责情报，并直接向委员长蒋中正负责。
抗战开始的1938年8月，该局重组，第一处另成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中统)，而军统局仍交由戴笠负责。除负责刺探情报，进行反谍工作外，军统局亦以刺杀等手段执行情报任务，反对中国共产党。
抗战期间抗战期间军统局曾多次刺杀投日的军政人员，如暗杀张啸林、唐经，暗杀未成的有殷汝耕、季云卿、汪精卫、周佛海。而隶属ＢＩＳ的各个“游击司令部”和“交通警察大队”则深入日寇占领区开展广泛的游击战，对打击日寇和汉奸，起了不小的作用。
１９４０年４月，蒋介石为集中对日本军队电讯密码的破译力量，下令ＢＩＳ“特种技术研究应用处”（６处）加强对日情报工作。在６处中，池步洲担任了军政部军用无线电总台第４３台主任。１９４１年５月开始，池步洲在破译的日本外交密电中，他已感到日本要对美国“采取断然行动”了，并判断： 日本对美进攻的地点可能是在珍珠港, 发动战争的时间可能选择在星期天。 军统局破译出日本海军将要偷袭珍珠港的密电后，通知美国海军，但孤立主义情绪泛滥的美国当局怀疑是中国挑拨日美关系，未引起重视，以致酿成严重后果。
抗战期间，军统局的正式在册人员和学员，在抗日战争中牺牲者就达１８０００人以上，而抗战结束时全部注册人员为４万５千余。其他附属人员牺牲者更众。
同时军统对共产党进行收集情报和暗杀，如１９４０年８月１３日，中共陈昭礼少将（全国战地动员委员会委员）在崇安吴公岭被事先埋伏的务军统杀害。
也有一些军统人员投降日本，日本占领区的重要特务头子大多来自军统中统，如李士群、丁默村等。
国共内战期间１９４６年８月军事委员会改组成国防部，军统局的正式名称亦改为国防部保密局。其公开特务武装部分与军委会军令部二厅合并为国防部第二厅，由郑介民任厅长；秘密核心部分组成国防部保密局，毛人凤为局长。
解放战争期间，军统主要对付共产党，如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１４日，中国共产党党员江竹筠在重庆渣滓洞监狱被军统特务杀害，年仅２９岁。
根据沈醉的回忆录，戴笠曾任用张国焘组织对共产党的情报工作，并在西北设置情报站，进行对我党根据地的活动，但是由于张为高层叛变人员，并不清楚基层组织的运作方式，仅通过回忆录的方式向军统提供关于党内的高层信息，在张国焘任职期内，渗透工作从未成功，之后张逐渐失去戴的信任，离开军统。
解放后１９４９年国民政府败退台湾后，一部分军统留在大陆进行暗杀，破坏，情报等活动。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就是军统所为。中共政府对军统严厉镇压，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军统在大陆人员，除了少数立功者以外，一律枪决或重刑。到五十年代中，军统在大陆大致肃清。
以后的政治运动中，如肃反运动、四清运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文化大革命”的一段插曲），一次又一次追查残余军统人员以及和怀疑曾和军统有关的人物，“活人要落实到人头，死人要落实到坟头”。到１９７６年后，不再提及军统。
迁台后的军统局１９４９年国府迁台。１９５０年，保密局恢复正式编组，于台北士林芝山岩设立局本部，持续执行情报蒐集，并主导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案及台北市工作委员会案等白色恐怖。
１９５５年，情报机构改制。保密局改组为国防部情报局。保防侦查等业务拨归“司法行政部调查局”接管。一般说来，该阶段先后实际执行者为毛人凤与蒋经国。
１９８４年发生江南案，当时之情报局长汪希苓亦被捕入狱，情报局再次大改组。１９８５年７月１日，情报局与国防部特种情报室并编成立军事情报局，隶属国防部参谋本部，受参谋总长直接指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