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滇南战役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4兵团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一部和桂滇黔边纵队协同下，在云南省南部地区对国民党军的进攻战役。从1949年12月27日开始，至1950年2月19日结束，历时55天。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时期祖国大陆上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追歼战。
战役背景1949年5月，在西南地区大部解放后，国民党在大陆上的残余军队只剩下了两大集团。白崇禧据湘、粤、桂地区，胡宗南部和西南地方军阀据川、滇、黔、康地区。兵力在100万以上。为了全歼残敌解放全中国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决定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的方针”向南进军。具体部署是：首先占领广州，然后迂回敌之侧背，进至柳州、桂林地区，形成对白崇禧集团的包围，同时占领贵阳，既切断胡宗南、白宗禧两集团的联系，防止两敌逃入云南，又和在陕南的部队配合形成对胡宗南集团的包围。11月歼灭白崇禧集团由广西进入云南。
1949年12月9日，卢汉将军在昆明率部起义后，蒋介石任命汤尧为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纠集国民党第八军、第二十六军约4万人向昆明反扑。陆军总部发给进攻昆明的部队大洋十万元，允诺“攻下昆明，准许自由行动三天”，并派飞机支援。二野刘伯承、邓小平即令驻贵州的二野第五兵团第四十九师疾进云南，驰援昆明：令四兵团提前进军云南。汤尧所部深恐被歼于昆明地区，便于20日仓皇退向滇南，企图由空中、陆路逃往海南岛、台湾或越南、老挝、缅甸。为在云南最后完成“关门打狗”的作战部署，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于12月11日致电卢汉，要求他“配合我军消灭一切敢于抵抗的反动军队”。29日，远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主席电告刘少奇：“请告刘邓转知卢汉及云南我军，只可在李弥、余程万之先头阻止其向越、缅前进，不可向其后尾威胁或追击，以免该敌过早退入越南。”
遵照四兵团党委于1950年1月4日，在广西南宁召开扩大会议。陈赓将军令三十八军和滇桂黔边纵队第一支队组成左路部队，沿中越边界前出河口、金平一线，断敌逃往国外的陆路通道；令十三军为中路部队，日夜兼程，直出蒙自、开远一线，袭占蒙自机场，断敌空中逃路，尔后在友邻部队协同下歼灭汤尧兵团于滇南地区；令滇桂黔边纵队和卢汉起义部队各一部作为右路部队，由昆明南下阻击西逃之敌，配合主力作战。战斗中要求各部队快速前进，大胆迂回，“先兜后歼”，务必将敌全歼于国境线内，免除后患。
战役经过抢占河口，断敌外逃的陆路通道
1949年12月27日，左路部队在三十八军副军长兼一一四师师长刘贤权的率领下，由广西田东出发，在滇桂黔边纵队司令员庄田率领的第一支队的配合下，向云南的河口急进。
1950年1月8日，一一四师三四一团在滇桂黔边纵队十六团配合下，解放文山县城，此时得悉敌人正向蒙自方向移动，三十八军兵分两路，一路直插河口，一路直奔蒙自，寻敌作战。
河口是云南通往越南的咽喉要道，是滇越铁路的边境出口站。关闭南大门，切断国民党军团由陆路逃往越南的道路，必须抢先攻占河口。战士们背着四五十斤重的装备，冒着绵绵细雨，一路翻山越岭。部队行进至南溪河，师工兵连忍着饥饿和疲劳，在5小时内就用汽油桶架起了一座200多米长的浮桥。
1950年1月11日凌晨，一一四师三四一团在浓雾中渡过南溪河，占领边境重镇河口。敌人惊恐万状，汤尧急令驻防蒙自的第二十六军派出部队到蛮耗渡口架设浮桥，以便三四一团当即日夜兼程，于1月16日晨攻占蛮耗。以蛮耗既克南逃之敌遂窜向红河上游的蛮板渡口。
一五一师四五二团。奉命攻占蛮耗。当时，敌二十六军已在红河上架设了浮桥，并在河东岸配置1个团，以掩护敌主力逃跑。根据敌众我寡的形势，四五二团决定充分利用雾障，实施突袭。第二天早上，河面大雾迷漫，十步之外不辨人影。尖刀排化装成国民党军队混入了敌军过桥的队伍里。由于浮桥十分拥挤，国民党军队内部出现相互推搡，在我军尖刀排的战士的策应下，四五二团迅速占领桥头堡，敌溃军拦腰斩断，首尾不能相顾。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歼战二十六军主力4000余人，俘二十六军少将高参。1950年1月18日夜，四五二团赶到斗姆阁，抢占了红河上的浮桥，歼敌二十六军一九三师副师长邓绍华以下2000余人。我军封锁红河沿岸各渡口。
袭占蒙自机场，断敌空中逃路
中路部队在十三军政委刘有光和副军长陈康率领下，只带轻武器和粮食，大步直前。在这场同敌人争时间、抢速度的大进军中，担任前卫的是十三军三十七师。1950年1月14日，十三军三十七师进至距蒙自城80里的鸣鹫，发现敌军驻有1个警戒团。师长周学义命令各团道疾进，利用夜晚包围蒙自机场。当夜正值敌第八军第二十六军交接，防蒙自的第二十六军准备第二天坐飞机到台湾，放松了警戒。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汤尧，当晚还在蒙自剧院看京戏。趁敌人还在蒙头大睡，一一○团突然发起攻击。敌人初时盲目地抵抗，继而四散奔逃。停在机场上的飞机仓皇起飞，不少被我军击落。正在看戏的汤尧得知机场遭袭在卫兵的保驾下，坐上吉普车驶向城南机场，打算坐飞机溜走。但见机杨上空浓烟滚滚，便慌忙调转车头，向西逃窜。汤尧急令二十六军向个旧、红河方向撤退，令第八军和兵团部向建水、元江方向退却，妄图从陆上逃往国外。
正在敌人不顾一切地向西、向南溃逃时候，十三军前线指挥部决定乘胜攻占个旧，断敌从金平南逃的道路。1950年1月17日拂晓，三十七师进抵个旧。经过6个多小时的战斗，全歼守敌3000余人。
1950年1月19日，敌第八军二三七师被迫沿红河西窜，企图由阿帮渡河南逃，但渡口已被滇桂黔边纵队封锁。在前有波涛滚滚的红河阻隔，后有十三军团追击的情况下，慌不择路，逃上高耸入云的宜德山。敌军将几十驮银元和大烟土沿路撒开，企图引诱解放军停止攻击。解放军识破敌人的诡计，踏着敌军抛洒的银元“按图索骥”，迅速追上逃窜之敌。夜幕降临时，我全歼宜德山之敌，俘敌副师长以下1300余人，粉碎了红河一线敌人南逃的幻想。
与此同时，右路部队由滇桂黔边纵队副司令员朱家璧统一指挥，堵击西逃之敌。1月中旬，东关岭、大平掌地区，敌“反共自卫义勇军”李润之率部4000余人投降。
激战元江东岸，活捉汤尧
1950年1月20日，汤尧逃到石屏。“边纵”、地下党带领人民群众坚壁清野，让汤尧所部找不到一口水喝，吃不上一颗粮食，带路的老乡将敌人引到一条被山河隔断的绝路，但汤尧仍企图收拾残部，逃过元江。22日夜，敌左路纵队逃到江边，曹天戈带领卫队前往铁索桥探看，不禁大惊失色：铁索桥被炸断了。更使曹天戈恼怒的是，炸毁元铁索桥的既不是滇桂黔边纵队，也不是野战军，而是他认为“忠贞不贰”的右路纵队指挥官孙进贤。为了逃命，曹天戈赶快令工兵抢修铁索桥，然而，为时已晚，我中路部队三十七师“夜老虎营”和“边纵”西进部队已探制了桥头和制高点，“洛阳英雄连”在“边纵”元江县警卫大队派来的木船支援下，也已渡过元江，封锁了敌人的去路。汤尧命令赶死队，反扑3次，均被我军的火力压了下去。
两昼夜短兵相接的战后，汤尧的左路纵队被我军分割包围，几天滴水未进，只得杀马充饥，有的为抢夺马肉打得头破血流。我军除战斗分队外，炊事员、饲养员、通讯员、公务员、挑夫等非战斗人员全部投入战斗。敌第八军军部1000多人被我军压缩在红土坡下的一条深沟中，军长曹开戈、参谋长杨也可束手就擒。曹天戈失魂落魄地呆坐在地上，供出了汤尧的去向。随后我军三十七师活捉了汤尧。
漏网之敌就歼，红旗插到打洛镇
敌一七○师师长孙进贤率部逃过元江后，我军三十七师一部、滇桂黔边纵队九支队和民兵在师长周学义率领下，经过8昼夜追击，将孙进贤部3200余人围困在鹦鹉山上。此时要求与我军进行“和平谈判”，并派情报科长陈子强前来联系。这时，经过长途追击，野战军能投入战斗的只有400余人，好在“边纵”的3000余人已赶来支援，而敌人尽管已无斗志，尚有3000余人，要想吃掉还需时日，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上策。周学义师长思考良久，遂同意与敌人谈判，派一○九团副团长周峰为谈判代表前往敌军阵地。经过一系列的周旋谈判，1950年2月8日上午，孙进贤与其3000士兵向我军投降。
袈裟下藏着手枪和手榴弹的“和尚”
我军从敌一七○师俘虏的谈话中，获悉二十六军一部和第八军一七○师及教导师一部，约1000人，正向中缅边界的南峤县逃跑。三十七师副师长吴效闵奉命率部向南峤追击。
1950年2月6日，吴效闵率部来到普洱城，滇桂黔边纵队第九支队张华俊政委、方仲伯副司令员、唐登岷主任率部队和群众夹道欢迎。进至橄榄坝，野战军与“边纵”武工团和傣族上层人士召存信取得联系。召存信动员傣族群众扎了28只竹筏，准备了20只小木船，帮助部队渡过澜沧江。召存信建议侦察员化装成和尚，前往南峤，因佛爷受人尊重，敌人也敢冒然过问。9名袈裟下藏着手枪和手榴弹的“和尚”，大摇大摆地上路上了。
南峤是一个边境县城，有一个小型飞机场；城里有一座龟山，敌军就在山顶。1950年2月16日，农历大年三十，野战军和“边纵”部队兵临南峤。除夕之夜，10余名突击勇士爬上龟山攻进县政府，俘虏敌军1000人。
1950年2月19日野战军和“边纵”部队把一面五星红旗插到了中缅边境我方重镇——打洛。至此，滇南战役胜利结束。
战役结果滇南战役，历以55天，行程3700余华里，我野战军，滇桂黔边纵队和卢汉起义部队，以伤亡700余人的代价，取得了歼敌3.2万人的胜利，完成了祖国西边疆的追歼作战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