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我国就曾尝试研制载人飞船——“曙光号”，并取得了初步成功。来自解放军总装备部的作者，通过采访众多该计划的亲历者，首次全面系统地披露了这一秘密工程从酝酿到下马的曲折故事，让中国航天史上一段光荣而悲壮的历程浮出水面。
1964年，新中国终于熬过了那段最困难的日子，揭不开锅饿死人的梦魇渐行渐远。国民经济的调整基本完成，导弹、核武器等尖端国防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在美苏大踏步前进的背景下，如何加速发展我国的空间技术，成了科技专家和高层领导们重视的问题。
1965年1月8日，钱学森递交了一份报告，分析了中国航天面临的问题，提出“重量更大的载人卫星在国际上的应用，现在虽然还不十分明确，也得有所准备”。国防科工委批示：只要力量上有可能，就要积极去搞。
同年8月，中央专门委员会批准了卫星十年发展规划，其中有一条：1969或1970年发射首颗人造卫星，卫星上天后10年发射飞船。最初计划先打两艘无人飞船，名叫“大跃进”，为此安排了近200项研究课题。“东方红”卫星、“大跃进”飞船，这些名字都很符合时代特征。1967年的一天，钱学森告诉大家，上面已经同意，第一艘载人飞船就叫“曙光号”。
机械工业部七机部八院开始拟订飞船设计方案。在较早的方案中，中国第一次载人航天就要上5名宇航员，因为大家都希望超越美苏，飞船当然越大越好，上的人越多越证明技术先进。毛泽东曾讽刺美国的第一颗卫星才几斤重，“是抛上去了一颗土豆”。现在我们要上人，也不能只上一个，而应该上一排。 钱学森却坚持要做3人或两人的方案。理由之一是，大家对运载火箭的情况不太清楚，对其性能估计过高。另一方面，有些部门和专家对多上人带来的医学与工程问题考虑不周，不清楚这是多么难以逾越的一道关隘。苏联和美国发射了几十艘飞船，但他们也不敢设想在狭小的飞船里如何装进5名宇航员。要知道，即便是后来容量数倍于飞船的航天飞机，一次也只上去了7个人而已。
两年多后的1971年，苏联在发射飞船时，为了赶超美国，在本应乘坐两人的舱内硬挤进了3个人，因为空间不够，把航天服都舍弃了，结果在返回时出现事故，3名宇航员全部身亡。如此沉痛的教训，足以告诫后人——凡事如果只是为了满足某种政治目的，不顾科学规律和技术能力，势必会酿成无可挽回的灾难。 时任航天部五院政委的常勇回忆：“飞船到底上几个人？有说上两个的，有说上3个的，还有说5个、7个的。一位处长找到我说，政委你得表个态啊，光这么吵也吵不出个结果。我回答，我不懂技术，不好随便表态。不过我坐过飞机，一般来说，飞机越大，载的人越多就越先进。但这只是一方面，前不久我们打下来一架高空无人侦察机，很小，连驾驶员都没有，据说更先进。你们给我说说，到底是人多先进还是人少先进？” 高涨的热情在现实面前冷静下来。
鉴于当时中国面临的极其恶劣的外部形势，不仅要考虑火箭和飞船本身的研制，还要考虑发射场的选址。山西的东风基地临近边境，且中苏关系日趋恶化，有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危险，因此，1969年底，中央专委决定在三线隐蔽之处再建一个新的发射基地。 最初的选择是四川越西，得到了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批准。但随后复查时，发现越西地理位置虽然不错，却存在电力供应紧张、交通不便、施工量浩大等缺陷，所以就出现了另一种意见——发射场应该建在大凉山腹地的西昌。 争论之下，东风基地决定对西昌地区进行更深入的补充勘察。1970年6月，在成都军区和当地政府的全力配合下，勘察小分队完成了对西昌的地形、气候、地震、技术要求等方面的考察论证，经过综合比较，认为西昌的条件更理想。
当年7月29日，东风基地向国防科委、中央军委呈报了《请求变更地地导弹、卫星、飞船实验场位置的报告》。10月14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发射场由越西改至西昌以北，代号“7201”，意思是在1972年前完成主要工程，准备执行发射任务。具体方案是，在西昌建立飞船发射工位，在北京精心挑选、培训第一批宇航员，两项工作都在高度保密中实施，宇航员不知道发射场在哪里，西昌也不知道国家在培训宇航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