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三一”细菌部队用来做实验的活人被称为“马路大（muruts）”，日文意思为“试验品”。
1935至1936年间，日本在东北设立了两个极端秘密的机关：一个命名为“关东军部队用水供应及疾病预防局”，它是在石井四郎主持的实验的基础上扩建而成；另一个新设立的“关东军兽类传染病试验局”。1941年后，这两个机关分别改名为“第七三一号部队”和“第一百号部队”，由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直接总指挥。
“第七三一号部队”驻在距哈尔滨市南20公里的平房车站地区，专门建造了一座小城。该部及长官是石三郎，有3000多名科学技术人员，拥有大量实验设备，下分五处，…… 日本法西斯匪徒，测验细菌武器的主要方法，就是采用了有系统目的和大规模的对活人的直接试验，其试验对象即是被日本宪兵机构确实为要刑讯致死的中国、苏联和其他参战国的爱国分子、共产党员、抵抗运动成员、被俘战士以及和平居民。主体项目的实验者多是中国人和苏联人。其试验手段包括注射、感染、炸伤、打活人靶等，残忍至极。
据当时参加试验的日本匪徒供词：“自1941——1945年间，仅于通过七三一部队实验而杀害的人也不下3000人。”而且死者都被运送往特别火葬炉中焚毁。
根据日本“赤旗报”揭露：日本法西斯为进行试验起见，曾将动物的血注入人体中，并从活人身上抽取淋巴腺。还将被弄死的中国抗日战士的头和躯体，加以肢解，运回日本，以供研究之用。
更为罪恶的是，日本法西斯为研究防止梅毒，竟丧尽天良的先使中国妇女染上梅毒，再以妇女人体进行防止试验。七三一部队还广泛地进行冰冻人的非人性试验。刽子手们强迫把被实验者的手和脚放在特制的冰箱里，直到四肢冻伤或四肢烂掉，然后再带回实验室进行实验。这些实验的目的，是为了在侵略苏联期间，以寻求防止四肢冻坏的某些办法。死亡于此项实验的中国军民也无计其数。
战争结束二十年后，一位前七三一部队员写下这样一首充满服罪感的诗句：
一位画家在画“冻伤试”，他自己的手也在发抖，
因为眼看着“马路大”在寒冻中冻掉双手。
解剖活人的手术刀也冻得凝结一层血迹，
酷热的天哪，锁链声仿佛象人在哭泣。
为了同死亡做斗争，越狱的怒火也曾炽烈地燃烧，
墙壁上留下了“马路大”用血写成的反帝口号。
烈火中“马路大”，在触摸着烧烤的肉脂，
十字架上“马路大”，在忍受着鼠疫跳蚤的袭击。
自命不凡的恶魔医生，如今已跑得汗流浃背，
那已焚毁殆尽的白色魔塔，陡化成一片墟废。
诗中所说的“马路大”，指的就是关东军宪兵队和特务机关所属哈尔滨矫正院逮捕的俄国人、中国人和蒙古人俘虏，据说也包括朝鲜人。然后被送到七三一号部队特设监狱，在这里，他们失去了人的资格，成了“马路大”（日语“马路大”就是材料的意思）。他们在各种试验中被做记录时，仅按他们的性别，在表格上标注“♀马路大”或“♂马路大”的字样，这两个符号是第七三一部队用来表示实验材料的专用术语。平均两天就要“消耗”三个“马路大”。
为了维持这样一个大规模的研究机构，日本军方投入的研究经费十分可观。据档案记载：1944年一年的研究经费就达600万日元，相当于当时的250万美元。这个数字为1945年以后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给北平协和医学院提供的经费的4倍以上。
日本军部搞细菌武器和化学武器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用于实战。细菌武器被用于实战而致死的人数并未计算在实验致死的人数内。据档案记载，早在1942年春，当时中国的重庆政府卫生部就详细报告过：在1940年10月27日、11月4日、11月28日和1941年11月4日，日本飞机先后到浙江宁波、金华和湖南的常德低空投下麦、谷粒、纸、棉絮等物，在金华还投下不知名的颗粒。 这些物体和不知名的颗粒投掷数日后，就发现有淋巴鼠疫的患者。因此，宁波死亡99人，常德死亡9人，而这几个地区，在历史上从来没有鼠疫流行的记载。战后的1947年，美军在东京审讯有关日本人时，得到有力的证实。他们说，石井四郎及大量随员于1940年8月，携带了70公斤斑疹伤寒菌、5公斤霍乱菌和相当量的被感染了鼠疫的跳蚤，飞往杭州进行细菌武器实验，曾投放到宁波、金华等地。1942年7月，石井四郎又携带了130公斤伤寒菌和鼠疫及被感染的跳蚤到华中地区投放，石井四郎在1939年冬向别人讲述，他曾在东北山区投放霍乱和鼠疫菌取得了效果，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夕，有300多颗各种类型的细菌弹被销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