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简介张细，广东东莞人，“假发大王”，为张氏投资有限公司主席。他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到香港谋生，几经艰辛，终有所成，并于１９７９年回乡创立了全国第一家农村“三来一补”企业——龙眼张氏发具厂。经过多年的发展，张细在香港和南粤大地已有多家公司。目前，他分别担任着香港张氏投资有限公司、东莞海龙美发用品有公司、宏达纸品厂、广州金创利房地产开发有公司、东莞君悦国际大酒店（五星级）主席。企业年销售收入超过3亿元。靠生产练习假发起家的张细，通过自己的“敢、苦、巧”把练习假发这个产业做到了极致，成为这个行业的龙头老大。时至今日，在全球经济急剧变化下，他的张氏发具厂规模却一再扩大，已发展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假发生产企业。１９９７年香港虎门同乡总会成立，他以高票当选首届主席。２０００年至今蝉联多届香港虎门同乡总会会长，2007年以高票当选为第３１届香港东莞同乡总会会长，本届又获连任。张细先生虽身在香港，却情牵祖国、心系家乡，长期以来为香港的繁荣稳定、家乡的建设事业出钱出力，表现出了浓浓的桑梓情和拳拳的赤子心。据了解，他曾为建设虎门敬老院、三东社区老人居住中心、虎门助学基金等屡捐善款。
社会职务香港东莞同乡总会会长、香港虎门同乡总会永远会长、澳门东莞同乡会永远会长、东莞海外联谊会永远荣誉会长、湖南娄底市海外联谊会副会长、东莞同乡总会屯门分会和观塘分会名誉会长。
档案1938年，出生于东莞市虎门镇龙眼村，当过村里集体大食堂的堂长，也担任过村小学的民办教师。1980年成功偷渡至香港，1982年清明节回到龙眼村，如今仍在经营中国第一家村“三来一补”企业———东莞海龙美发用品有限公司。
我一生中做得最正确的两件事，一是1980年我逃到香港，二是1997年我没有移民。 ——— 张细
1980年张细决定要偷渡香港，他说上天给了他两次机会不能一再错过；两年后张细回到位于东莞虎门镇龙眼村的老家，变成了外商。71岁的“逃港者”张细是时代潮流中的一滴水珠，却完全折射出从狂热荒诞走向常识理性的色彩变迁。
逃港：觉得一无所有时
张细这么描述家乡的特殊之处：我们龙眼村50%的人都有港澳关系。这算得上村里掀起逃港潮的必要条件，但是真正扇动翅膀的蝴蝶却是生存压力。1960年前后，是中国的“三年困难时期”。在张细的记忆里，“饿死的人没有，饿病的就很多”。
张细自幼父母双亡，伯母靠卖田养大他和兄弟姐妹。田还没有卖完，土改来了，张细从此背上了“破产地主”的帽子。“像我这样成分不好，当兵也不让我当，读书也不让我读。”等到“文革”前夕，张细民办教师的身份也被剥夺之后，他觉得自己不能不走了。虽然1971年偷渡失败，但是“上天给了我两次机会，一次在1962年的时候，我没走；第二次机会我觉得不能再失了！”1962年，逃港风潮惊动中南海，张细的姐姐和弟弟都在那时逃到香港。
1980年9月底，经过精细的准备，张细一家6口人分批化装成渔民，先后到达香港。虽然一上岸就被警察抓了，但是一年后因为法官同情其子女无人照顾，张细还是拿到了香港居民身份证。
坚守：在海啸来临之际
1982年清明节，张细作为一个香港居民回到了故乡。
1979年，张细逃港的弟弟张光回到东莞，开办的龙眼发具厂是内地改革开放中第一家由村招商引资的企业。工厂开办之前是激烈的争论，张光和张细的“地主出身”让根正苗红的人们极为尴尬和愤怒。
当张细回到家乡的时候，一切争论都已经平息。东莞大大小小的村落正动用一切关系，包括寻找当初逃港的人们，忙着做一件事：招商引资。
张细跟朋友合伙开了一家餐厅。等到1997年香港回归，张细的家人纷纷移民，但是张细留了下来打理发具厂。“我一生中做的最正确的两件事，一是1980年我逃到香港，二是1997年我没有移民。”
金融海啸排山倒海之时，张细的发具厂仍在坚守。“工业区里的厂房大概空了一半吧，但是我不会走。”张细当初敢回来，就是因为没有人再另眼相看他“破产地主”的身份。他相信，只要不再有这些无形枷锁的禁锢，他和他的企业总能寻找到新的机会。
发家史29年前的冬天，一个刮起北风的夜晚，张细和家人在虎门港沙角偷偷下了水。顺风顺水的夜里，事先联系好的小艇划了5个小时，到达香港。时年40岁的张细在1979年所做的人生重大决定，在今天看来多少令人有些不解。就在1979年7月，张细的弟弟张明作为港商，刚刚和东莞轻工局签下回乡投资合作的东轻工(1979)02、03、04号文件，在虎门、东坑、附城3地分别开设龙眼发具厂、漂染厂、东莞电器厂。张明与龙眼村合作的“三来一补”企业，后来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农村招商引资的工厂。但对张细来说，1962年没有随着弟弟一起逃港，一直非常后悔。若干年后，弟弟衣锦还乡，成为带给全村人希望的“财神爷”，而他仍然是一介农民。
逃与留，即使在一个家庭内部，也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人生。
1962年的逃港风潮中，张细的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去了香港，1000多人的龙眼村少了大约40个青壮年。没有离开的张细因为家中曾是“破产地主”，在“文革”中度过了10年被批斗的苦日子。国家按照100斤粮食9.8元的价格进行收购，在农村劳作一天，张细只有几毛钱的收入。而弟弟张明虽然在香港吃了很多苦，但是顺利取得了合法身份，打工之余自学了英语和韩语，最后在香港办起了做假发贸易的洋行，成为逃港者当中比较有出息的商人。
离开前，张细琢磨了几天几夜。“人一生之中大的机会不多，应该搏一搏。这里太委屈我了，有多大的本事都只能种田。”他对5个孩子说，“带你们去香港，至少我们永远不用种田了”。最后张细一家7口人，分3批成功逃离。在逃港者中，张细的条件算是相当好：弟弟能弄来船接应；更重要的是弟弟已经是老板，张细去香港帮他把洋行贸易做大。
1979到1981年，广东迎来了新一批的逃港高潮，刚刚吹起的改革之风很难立即改善生活。时任长安公社党委书记的孙耀全向我回忆，当时他作为公社领导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反偷渡，“深圳河最宽的地方管得最松，有坐货船去的，有坐渔船去的，也有游泳过去的”。长安与深圳宝安交界的地方设立了边防哨所，干部去哨所堵截逃港群众。但是逃港者络绎不绝，走路的，骑单车的，白天晚上都有，劝也劝不住。
因为长安在整个东莞距离香港最近，60%～70%的青壮年全部去了香港。去了香港的人很快就能拿到香港居民身份，经常往家寄糖、油，或者买回电视、冰箱，在村里盖起几层高楼。如果哪家没有一人逃到香港，就会被村里人认为傻，缺门路。一旦有人逃港成功，会从香港打来电话到邮电局或村里，通知家人“到香港了”，这家人就会大放鞭炮以示庆祝。孙耀全说那3年长安天天都有人家放鞭炮，其他人听到鞭炮声就会说，“哇，这家人喝牛奶咖啡去啦”。“牛奶咖啡”在当地是香港生活的代名词。
香港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出现了第二轮工业发展的高潮，企业家们把握了这次新机会，生产人造花及其他塑料制品、手表、玩具和其他劳力密集型消费品。到了上世纪60年代后期，由于日本人的产业升级，香港企业生产次一级的电子产品代替日本产品，形成了第三次工业发展的高潮。香港最为稀缺的土地问题已经在工业化中显现，政府将新开发的土地投标租用，并且扶持无力与财力雄厚的地产业竞争的制革业和电器业等，保护工业发展。用工长期紧缺，使得香港劳动力价格上升，逃港者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香港劳力的一种来源。
见识了香港的世面，张细发现女装假发非常流行。香港女人像换衣服一样，经常白天出入写字楼一顶假发，晚上去夜总会再换一顶假发。早期的假发做得类似一顶帽子，整个戴到脑袋上，后来这样的假发不太流行，而美发业大量兴起，张细两兄弟看准了美发培训行业。他们自己摸索着收集真头发做练习假发，给美发培训学校使用。
张家5兄妹当中唯一没有逃港的大哥张文，在东莞县的外贸公司工作，消息灵通。1978年中央刚有放开政策的动向，张家兄弟就看好了这个机会。张明的发具公司在香港发展势头不错，但是由于人工成本高，一个熟练工人的月工资3000～4000港币，所以多用机器生产假发。但是机器生产的弊病十分明显：它们做不出真发般自然走向的逼真效果，而且对原料头发的损耗非常大。搜集来的头发越长越贵，10寸长的头发每公斤100元，12寸每公斤200元，14寸为400元，成本成倍增加。如果使用机器生产，两个人一天能做出100顶假发，如果纯手工，一个工人一天生产4～5顶，但是卖价高。
在香港待了一年的张细发现自己到了“一片森林”，这片成熟的水泥森林有国际化的商业运作模式，但是个人创业的起点太高。再回望河对岸的农村家乡，“一片空白，种点小树苗下去就能长成森林”。1980年，张细以港商身份回到龙眼村，和弟弟一起创办假发厂。“我一个小工厂的收入，超过全村一年的农业收入”。1978年龙眼村全年集体收入几十万元，相当于人均183元，而张细的假发厂第二年就赢利2000多万元。
像张细这样内地移民身份的港商，成为最早一批“三来一补”企业的牵线人。他们熟识家乡的人脉与做派，一旦到香港“镀金”，回乡后便成为两方沟通的中间人。如今70岁的张细工厂产值过亿元，一个月用掉15吨头发，他的致富传奇帮他获得了当地人的一致尊重，被推选为东莞同乡总会会长。龙眼村的人仍旧称他“阿细”或“细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