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咸丰九年(1859)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军在大沽抗击英法联军的第二次战斗。
《天津条约》签订后，英法联军于咸丰八年六月(1858年7月)陆续南撤，暂时解除了对清政府畿辅重地严重的军事威胁。清廷内部在是否全部接受侵略者要求方面存在很大分歧。桂良、花沙纳等以英法联军“枪炮迅利”、“天津以北，道途平坦，无险可扼”；“国家内匪未净”等为由，主张迅速订约，以期息兵停战。吏部尚书周祖培等则反对接受侵略者的全部要求，特别是不同意外国公使驻京，认为公使一入京师，则一切政令必多牵制。咸丰帝一贯害怕外国公使驻京，只是由于侵略者兵临天津，京畿难保，为顾眼前利益，才被迫同意订约的。因此，英法联军南撤后，其态度又有改变。他深感大清皇帝的尊严和威信受到损害，特别是担心外国公使驻京会给天朝上国带来“肘腋之变”。于是想“尽力挽回”，甚至“罢弃条约”。一方面，在八至十月间多次指使在上海同额尔金、葛罗谈判通商章程的桂良、花沙纳等人，要乘谈判之机“修约”，并答应以“全免课税”作为“修改”条约、“挽回”损失的交换条件。但英法侵略者的答应条件却是:条约以外之事，均可商量；条约既定之说，万不能动。咸丰帝的幻想终成泡影。另一方面，从英法联军一撤离大沽口，即开始修复炮台，加强防卫，并授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1865，博尔济吉特氏，蒙古族，科尔沁左翼后旗人)会同大学士、礼部尚书瑞麟(?―1864)、新任直隶总督庆祺负责办理。经过重建的大沽口炮台，由4座增至6座，每台守兵约400人。共安大炮60门，其中1.2万斤大铜炮2门，万斤大铜炮9门，5000斤铜炮2门，西洋铁炮23门。整个大沽海口地区共有防兵4000人。又鉴于距天津30余里的双港，地高河窄，便于拦击敌人，僧格林沁等特在该地沿河两岸设9座兵营，驻兵6000人，修筑炮台13座，安装1.2万斤以下大小铜铁各炮81门。对于从大沽口至山海关一线海口，择要布置了相应兵力，其中北塘1600人，山海关3000人。另天津道府及沿海各县还招募有5万多团练乡勇。
《天津条约》签订后，时逢资本主义各国经济危机新发展的英、法政府，仍不满足于从中国攫取的种种特权，更不满意清政府“罢弃条约”的举动，蓄意利用换约的时机，重新挑起战争，向清政府勒索更多的侵略权益。九年一月二十七日(1859年3月1日)，英国以普鲁斯(1814―1867)接替包令为驻华公使。三月二十四日抵香港。五月初六抵上海。随后，与法国新任驻华公使布尔布隆、美国新任驻华公使华若翰(1814―1902)密谋再次北犯大沽，继续向京城挺进。五月为《天津条约》批准书在京互换之期。二十日，三国公使到达大沽口外，与十七日即已到达的英法联军舰队会合。英法联军舰队由新任英国侵华海军贺布(一译何伯，1808―1881)率领，共计舰船21艘(其中英舰19艘，载士兵1200余人；法舰2艘，载士兵约100人)。另有美舰3艘，随同行动。英法公使拒不接受清政府允由北塘登陆的通知，坚持打通白河经天津去北京。二十五日上午，贺布率联军舰艇13艘，悍然闯进白河，强行拆毁海口的防御工事。守卫大沽炮台的爱国官兵莫不义愤填膺，纷纷要求出击。但僧格林沁还“念两年抚局，一经开炮，则局势全变，仍复隐忍静伺”，妥协退让，以咸丰帝早有“勿遽开枪炮，以顾大局”的禁令，坚决不许士兵出击。下午2时半，敌舰蜂拥直前，疯狂向炮台轰击。这时，郁怒多时、势难禁遏的中国爱国官兵各营大小炮位，环轰迭击。守将直隶提督史荣椿、大沽协副将龙汝元，奋勇先登，亲燃巨炮，击中敌舰。激战至下午4时，参战的联军舰艇差不多全被击毁或击沉。但是，侵略联军也凶焰正炽，炮火横飞。史荣椿、龙汝元酣战多时，部众请他们回帐少息，史、龙辄大声叱之。这时，天色惨淡，波涛汹涌，风雷激荡。史荣椿、龙汝元先后中炮。龙受伤尤烈，当即阵亡。史略延片刻，自知不起，犹复指挥三军，大呼杀贼而死。全营悲愤之余，勇气倍增，杀伤敌军无数。下午5时，贺布仍不认输，下令陆战队登陆作战，遭到炮台炮火以及枪队的射击，难以前进，伤亡惨重。直至半夜，其余部才陆续爬上舰艇，撤出战斗。激战一昼夜，侵略军遭到惨败。英舰悬挂白旗要求停战，并在美舰的援助下，狼狈退走，再次南撤。此次参战的13艘英军舰艇中，有6艘丧失了战斗力，有4艘被击毁或击沉。参战英军约1200人，死伤578人。参战法军约60人，死伤14人。英军司令贺布受重伤，其副手伤重致死。法军司令也受了伤。还活捉英、美兵各1人，并缴获了舢板船3只，洋枪41枝以及其他许多军用物资。清军伤亡仅32人，大沽炮台只遭到轻度破坏。第二次大沽之战，以中国人民的胜利，敌人的惨败而告终。这是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军队抵抗外国侵略军所取得的最大的一次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