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概况作品名称：诸将五首·其二
创作年代：唐代
作者：杜甫
作品体裁：七言律诗
作品原文韩公本意筑三城，拟绝天骄拔汉旌。
岂谓尽烦回纥马，翻然远救朔方兵。
胡来不觉潼关隘，龙起犹闻晋水清。
独使至尊忧社稷，诸君何以答升平？
作品赏析《诸将五首》是杜甫的一组政治抒情诗，766年（唐代宗大历元年）作于夔州。这是其中第二首。当时安史之乱虽已平定，但边患却未根除，诗人痛感朝廷将帅平庸无能，故作诗以讽。正是由于这样的命意，五首都以议论为诗。在律诗中发绝大议论，是杜甫之所长，而《诸将》表现尤为突出。施议论于律体，有两重困难，一是议论费词，容易破坏诗的凝炼；二是议论主理，容易破坏诗的抒情性。而这两点都被作者解决得十分妥善。
题意在“诸将”，诗却并不从这里说起，而先引述前贤事迹。“韩公”，即历事武则天、唐中宗以功封韩国公的名将张仁愿。最初，朔方军与突厥以黄河为界，707年（神龙三年），朔方军总管沙吒忠义为突厥所败，唐中宗任命张仁愿为御史大夫以取代沙吒忠义。张仁愿乘突厥之虚夺下漠南一带，在河北构筑三座“受降城”，首尾相应，以断绝突厥南侵的道路。自此突厥不敢逾山牧马，朔方开始安定起来。首联揭出“筑三城”这一壮举及意图，别有用意。将制止外族入侵写成“拟绝天骄（匈奴自称天之骄子，见《汉书》）拔汉旌”，就把冷冰冰的叙述化作激奋人心的图画，赞美之情洋溢纸上。不说“已绝”而说“拟绝”，一个“拟”字颇有意味，这犹如说韩公此举不是一时应急，而是百年大计，有待来者继承。因而首联实为“对面生情”，明说韩公而暗指“诸将”。
颔联即紧承此意，笔锋一转，落到“诸将”方面来。唐肃宗时朔方军赶回京城，打败吐蕃，是借助了回纥骑兵的力量，所以说“尽烦回纥”。而回纥出兵，原本另有企图，至765年（永泰元年），便毁盟联合吐蕃入侵唐朝。这里追述唐肃宗时对外借兵的事情，意在指出祸患的原由在于诸将当年无远见，因循求助，为下句斥责他们庸懦无能、不能制外患做铺垫。专提朔方兵，照应韩公的往事，通过两联今昔对照，诗人不带议论，但褒贬的意义自然就表现了出来。这里，一方面是化议论为叙事，具体形象；一方面以“岂谓”、“翻然”等字勾勒，带着强烈不满的感情色彩，胜过许多议论，达到了含蓄、凝炼的要求。
“尽烦回纥马”的失计，养痈遗患，第五句正是引申了这个意思。安禄山叛乱，潼关曾失守；后来回纥、吐蕃连番入侵，“胡来不觉潼关隘”其实是兼指两件事。潼关并不是不险隘，但诗人说不觉其险隘，正是讥讽诸将无能，也是以叙代议，言少意多。
第六句突然又从“诸将”宕开一笔，写到唐代宗。“龙起晋水”，是以唐高祖起兵晋阳来作比喻，赞扬唐代宗复兴唐室。传说唐高祖班师次龙门，代水清；757年（至德二年）七月，岚州合关河清，九月，广平王（即后来的唐代宗）收复京城。事件有相似的地方，所以诗人用来作比喻。刚刚收复京城时，广平王曾亲自拜访回纥，请求不要剽掠唐朝疆土。下句“忧社稷”三字，就是牵涉到这件事。第六句引入唐代宗，第七句又说“独使至尊忧社稷”，这是又一次从“对面生情”，运用对照手法，暴露“诸将”的无用。一个“独”字，意味深长。收复京城之后，国家危机远未消除，诸将居然坐享“升平”，而皇上则独自心事重重（至少诗人认为是这样），言下之意很深，如果完整地表达出来便是堂堂正正的一篇忠愤填膺的文章。然而诗人不正面下一字，只是冷冷地反诘说：“诸君何以答升平？”戛然而止，却“含蓄可思”。这里“诸君”的一声呵斥，语意冷峭，简劲有力。
对于七律这种抒情诗体，“总贵不烦而至”（《诗镜总论》）。而作者能融议论于叙事，两次运用对照手法，耐人玩味，正做到“不烦而至”。又通过惊叹（“岂谓”二句）、反诘（“独使”二句）语气，为全篇增添感情色彩。在议论叙事中夹有情韵，便绝无“伤体”（伤抒情诗之体）之嫌。在遣词造句上，“本意”、“拟绝”、“岂谓”、“翻然”、“不觉”、“犹闻”、“独使”、“何以”等字前后呼应，使全篇意脉流贯，流畅中又具有转折跌宕的特点，正如前人所说：“纵横出没中，复含酝藉微远之致。”（《说诗晬语》）同时，也加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1]
作者简介杜甫（712—770），字子美，祖籍襄阳（今湖北襄樊），出生于巩县（今属河南）。早年南游吴越，北游齐赵，因科场失利，未能考中进士。后入长安，过了十年困顿的生活，终于当上看管兵器的小官。安史之乱爆发，为叛军所俘，脱险后赴灵武见唐肃宗，被任命为左拾遗，又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后来弃官西行，客居秦州，又到四川定居成都草堂。严武任成都府尹时，授杜甫检校工部员外郎的官职。一年后严武去世，杜甫移居夔州。后来出三峡，漂泊在湖北、湖南一带，死于舟中。杜甫历经盛衰离乱，饱受艰难困苦，写出了许多反映现实、忧国忧民的诗篇，诗作被称为“诗史”；他集诗歌艺术之大成，是继往开来的伟大现实主义诗人。[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