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信息【名称】《高斋视事》
【年代】南朝齐
【作者】谢朓
【体裁】五言诗
作品原文高 斋 视 事
余雪映青山，寒雾开白日。
暧暧江村见，离离海树出。
披衣就清盥，凭轩方秉笔。
列俎归单味，连驾止容膝。
空为大国忧，纷诡谅非一。
安得扫蓬径，销吾愁与疾。[1]
作品鉴赏公元495年（齐明帝建武二年），谢朓离开京城建康去宣城（今安徽宣城）任太守。这是他在宣城任职时，抒写自己抱病工作的一首诗。“高斋”，办公大屋。“视事”，办公。
诗一开头先用一联倒装句：“余雪映青山，寒雾开白日。”按自然规律应先是“寒雾开白日”，然后才能看到“余雪映青山”。如果寒雾漫天，白日未开，那就看不到余雪，更看不到青山了。把句子这样一倒，一方面是为了把“日”和下文的“出”、“笔”、“膝”、“一”、“疾”，同押仄声韵。同时，余雪与青山相映，显得清冷秀丽，对比鲜明。把这样的句子提前在一开头，能使读者一下子为其旖旎景色所惊诧，而非卒读不可。读者倘是进一步细味，这二句还另有含义，前句是写景，实也写季节的更迭。雪已是残“余”，而山已发出“青”色，这就是说：残冬即将过去，春色已在眼前。后句更以景写时，“白日”不是从东边冉冉升起，而是从“寒雾”中渐渐“开”出。不言自明，时光已非早晨，更非黎明，而已是日高三竿了。这为下文写诗人懒散设下伏笔。
“暧暧江村见，离离海树出”二句紧承上句，因寒雾渐开，白日已出，故江边的村庄和树木也油然展现在诗人的视野。“暧暧”，光线暗淡的样子。“见”，通“现”。“离离”，树木稠密的样子。“海”，实为宽阔的江面。“余雪”、“青山”、“寒雾”、“自日”、“江村”、“海树”，这一幅一幅自成意境的风景画，景象优美宁静而淡远。又以“映”、“开”、“见”、“出”四字，分别加以钩连点染其间，使图画更增色生辉，让读者感到：这画中景物，于残冬岁尽，已破寒待出，正萌发着春日的生机。
上面四句写野外的远景，接下来四句，诗人把笔转向自我，写身边琐事。“披衣就清盥，凭轩方秉笔。列俎归单味，连驾止容漆。”，“窗”。“秉笔”，执笔，此指批阅公文。“俎”，用来盛鱼肉祭品的器具。“列俎”句是说：面前摆着许多佳肴，我只吃其中一样。“驾”，指构造宫室的木材。这里“连驾”，指一间接着一间的高大房屋。“容膝”，指仅能容纳双膝的小屋。这四句，一句写一个生活片断，从诗人起身披衣盥水，到窗下捉笔办公，到用膳，最后又回到自己的居室。自篇首读到这里，读者有理由作这样的猜想：此春春寒料峭，寒雾弥漫。本已愁绪满怀的诗人，这天更觉无精打采。早晨，他斜倚床头，懒得动弹。后见雾开日出，窗外景物现出了诱人的魅力，于是又精神稍振，这才起身下床盥洗，然后走近窗前，凭窗远眺郊野胜景，再就窗边桌旁坐下，办了一回公，午膳时间已到，餐桌上摆满了佳肴，他很乏味，尝了几口，便走回他的卧室去了。
读了以上这八句，人们自然会产生这样一个悬念：诗人是爱好自然风光、追求功名利禄的。而今，他身为宣城一郡太守，宣城自然景色如此宜人。在生活方面，住的是“连驾”大屋，吃的是“列俎”佳肴，他实在该踌躇满志，趾高气扬，心旷神怡了。然而，他不是这样。自然景物萌发生机，而他却精神委靡；给他居“连驾”大屋，他却说：我居小屋一间就满足了；给他吃“列俎”佳肴，他说：我只须吃其中一只菜就足够了。总之，他不以有这优裕的生活环境为幸、为乐、为荣，却反以之为累、为苦、为怨，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后四句由叙写生活转为抒发情怀。读后，前有的悬念当可不解而自明。“空为大国忧，纷诡谅非一。”“纷”，混乱。“诡”，欺诈。“谅”，料想。“非一”，不能一致，即不能治理。这二句大意是说：我徒然为多难的国家担忧，因为这官场既混乱，又充满欺诈，料想是无法把它治好的。原来，他对这优美的环境和优裕的生活之所以厌烦，乃因为，这官场看是生活优裕，而实为险恶危途。南朝时期，特别是谢朓生活年代，上层统治集团内部杀夺相沿不绝。谢朓为避祸而离开京都来此宣城，但畏祸之心仍不能已。由此可知，“纷诡谅非一”一句确非无病呻吟之虚语。故最后提出：“安得扫蓬径，销吾愁与疾”的愿望来。诗人一生胆小谨慎，没有官时求官当，当了官时又怕受累，而想弃官归隐。此刻他虽已离开朝廷，但官场的纷乱欺诈仍是紧缠着他，对此他既“忧”又“愁”，以致成“疾”。因此，要想“销吾”这“忧”“愁与疾”，只有放弃这荣华富贵的官，而去归隐山林了。“蓬径”，蓬草屋门前的小路。“扫蓬径”，即归隐。“安得”二字含意深沉，做官而荣华富贵，这是诗人向所梦寐以求的，可是今日官为一郡之长，他却又梦寐以求罢官，并且是欲罢不能。可以见出这官场之纷乱欺诈是人何以堪了。
全诗十二句，分写景、叙事、抒情三个层次。写景，景中见意；叙事，事中含情。字里行间流露了诗人忧谗畏讥，抑郁寡欢，既欲摆脱而又难以摆脱的无可奈何之情。[2]
作者简介谢朓
（464—499）南朝齐文学家。字玄晖，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附近）人。他与同族前辈谢灵运均擅长山水诗，并称“大小谢”。谢朓先在京城任职，经常出入竟陵王萧子良的藩邸，为“竟陵八友”之一，享有很高的文学声誉。后在荆州任随王萧子隆幕僚，深受赏爱。公元493年（永明十一年），谢朓因遭受谗言被召回京师后，逐渐陷入困境。虽然，他的官职不断提高，从宣城太守做到尚书吏部郎，但由于他的家族和个人的声誉，从萧鸾（明帝）篡政，到始安王萧遥光谋废东昏侯自立，都曾拉拢他以为羽翼，使他深感危险。最终他还是因为有意泄漏了萧遥光的阴谋，被诬陷下狱而死，年仅三十六岁。有《谢宣城集》。[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