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全球化理论之后 ,德国慕尼黑大学教授乔格·弗里德里希提出了“新中世纪主义” ,作为分析“后国际”体系的新范式。所谓“新中世纪主义”，指的是国际关系从近代发展到现在，在新的条件下重现中世纪时期西欧国际关系的基本景象。
斯蒂芬·科布林（Stephen J. Kobrin）把国际政治的组织形式划分为前现代（pre-modern）、现代与后现代（postmodern）三个阶段。
在前现代的中世纪欧洲，政治形式有帝国、王国、城市国家、部族、其他大大小小的封建领地，还有各种各样的神权政治，皇帝、国王、公爵、骑士、教皇、主教、行会、城市等都可能在同一片领土上行使着重叠的权力。这些权力相互间有时会有冲突，但许多时候也能和平共存。人们当时没有现在的国家观念，他们只有哪个教会、哪个领主、哪个行会这样的观念，而这些身份归属和认同并不互相排斥，在你向某个领主宣誓效忠的同时，并不影响你向某个教会效忠；你也可以从这个主人那儿领受土地，向他效忠的同时，在其他领主那儿做同样的事。各种各样的角色在欧洲中世纪的舞台上同时登台演出，这种秩序具有很强的后现代特性，一切都没有一个普遍统一的形式，但一切又都能有它合适的位置。权力和权力间的冲突时会发生，但权力及其相互间的冲突都带有私人的性质，很多冲突都能通过中间调停来解决。
在全球化的国际关系中，跨国网络越来越多，决策层次变得交叉重叠，权威来源模糊化，主权的归属日益不确定，传统政治权威遭到削弱，公司、次国家和跨国家的区域性团体、私人和公共网络、国际组织等非传统权威的影响力在加强，民族国家在其中不再占据当然的支配地位，而只是多重权威体系中的一种。与此相对应，虽然民族国家仍是人们重要的效忠对象，但一个公民在爱他自己的国家同时，并不妨碍他向一个国外的宣称某种特定价值譬如环保这样的团体效忠。这种多元的效忠有时并不互相冲突，特别是在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原则方面。就像环境保护这样的价值，环境团体拥护，几乎所有国家也同样拥护。但有时就会发生冲突，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就会撤回对国家的效忠，发展成极端的无政府主义者、国家分离主义者和各种各样的反人类活动者。
因此，新中世纪主义指出，前现代的政治秩序的特点是统一与分裂并存，而后现代的国际秩序也呈现出了相同的特点，它以新的形式演绎着已经存在过的原则。当前国际关系的发展趋势和特征超越了国际关系的现代属性，具有后现代的特征；而其所表现出的种种后现代性，又和前现代性的种种特征有着重叠相似之处。当前国际关系发展中的后现代倾向，实际上是向前现代的回归，国际关系面临着一个新的中世纪时代。[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