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时进 中国农业经济学家
1900年生于重庆垫江，1924年赴美留学，获康奈尔大学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1925年回国。著有《农业经济学》、《农民与国家》、《国防与农业》、《农村合作社》、《粮食与人口》、《农人日记》等。历任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教授、主任、院长，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教授、主任，国立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交通大学、国立北平大学法学院教授，国民党政府国防设计委员会委员、江西省农业院院长等。
1945年10月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1947年创建中国农民党，任主席。两年后，由于反对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国农民党被迫解散。董时进的观点也遭到各界批判。
1950年赴美定居，执教于加利福尼亚州州立大学，又任美国国务院农业顾问，其间著有小说《两户人家》。1984年在美辞世。
董时进 基本学术观点
1949年12月，董时进上书毛泽东，劝阻土改。今天看，六十年前他对中国土地经济和农村社会的分析，神奇地概括几十年的折腾之后，终于被现政府重新认可。
董的观点简单明了：中国的土地不是分配不均，而是人口太多，土地太少，农村劳力大量剩余。故中国农村之改革，应节制生育、优生优育，同时发展其他产业，将农村劳动力转移出去。如果实施土改，平分不多的土地，就会将农村大批剩余劳力束缚在土地之上，这不仅阻碍中国工业化进程，且平分土地后，土地细化，绝难推行机械化，且农民在小块土地上没有致富的可能，对土地长远投资缺乏热忱，农村耕地势将退化。再者，土地改革后，由于失却了地主富农的累进赋税，将给国家税收带来困难。
他认为，解放前夕中共多数农村文件和党政领导的讲话，都引用了莫须有的调查数据，即：错误认定不到乡村人口10％的地主富农，占有约70％至80％的土地。且这一错误数据，经多次重复而变成虚幻谎言，甚至被许多人认为是真实的——这令董时进愤愤不已。
董指出，根据民国政府“土地委员会”在16省，163个县，175万多户农户中举行的调查结果，35.6％的农户拥有五亩以下耕地，24％农户拥有五至十亩，13％农户拥有十至15亩，一千亩以上的大地主只占全国农村人口的0.02％。
董时进据此强调，在中国，封地或土地世袭的封建制度，两千多年前就结束了。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租赁基于双方自愿，土地拥有者中绝大多数是靠勤劳和善于经营起家的，如百姓所言，“富不过三代”。地主不是一个阶级，中国文化中“有恒产”的传统，势必令工农兵学商个阶层的人购买土地出租；这和存款，买股票是同样道理。拥有土地不是犯罪，极少数人用不法手段夺取土地才是犯罪。
基于此，董给毛的上书中，甚至举了进城女佣和黄包车夫，也会蓄钱到老家去置地的例子。董借此向毛泽东指出，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户，宁愿租出土地，而自己有劳力和经营能力的农户，也会另外向地主租土地耕作。自耕农刻苦勤奋，其奋斗目标恰好是要成为富农或地主。
董还预见说：中国实施土改后，分到土地者高涨的情绪，过上一段时期就会低落，因为他们的耕种所得，都要上缴国家，缺少了发家致富成为富农地主的可能，则农民种地的积极性就会衰退。董时进主张用技术手段改进农业，例如推广良种，兴修水利，放干冬水田，提高复种指数，推广美国式的农场，实现机械化、化学化。
董还坚持认为，地主、富农是农村的先进生产力，必须爱护而非打倒；他们的财产和土地不可侵犯，他们应当受到尊重，而不是被羞辱，被残酷地斗争。中国共产党内的优秀人才，也有许多是来自地富家庭的。董承认，地主中有为富不仁的，但只是少数（这一观念，对海外读者是常识；然而在国内，地主就是黄世仁那样的大坏蛋，至今仍是从小学开始灌输的观念）。
1945年10月，董时进出席在重庆召开的民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会议提出“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土地国有”作为民盟政纲之一。 董时进则在会上发言，称中国农村经济问题不是土地所有制问题，而是改良生产技术问题。会后他写信给张澜主席，表示不同意该主张，遂退出民盟。
1947年5月12日，董时进在上海成立中国农民党，任主席。他在成立宣言中说道：“中国之所以闹到目前这样糟的局面，病根是因为农民不能做国家的主人，只做了别人的武器和牺牲品。……欲使中国成为一个太平富强的民主国家，非培养农民的政治能力，并将他们团结起来，使能行使公民的职权不可。 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
解放后，董时进的学术观点遭到大规模批判。六十年后，董时进的主要见解，已基本我党中央汲取和采纳。令人惊叹的是，董曾经预言了中国农村的大起大落，知道中国土改大局已定，他曾悲哀地预言：政权巩固之后，这个政党就会在将农民的土地收回，建立集体农庄，粮食大量交给政府，农民被整体奴役，然后会出现许多问题，会饿死人……但这位乐观善良的预言家也说过：“他们还是会放弃，回到正确的路上来”。历史证明了他的许多预言都是正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