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伯群（1885 ─ 1944），原名文选，又名荫泰，以字行，贵州兴义下五屯景家屯人，贵州军阀刘显世之外甥。年幼时从父学易、书二经，又学阳明学、四书等。18岁丧父，从贵州姚茫父、熊范舆、徐叔群三人专攻读《孟子》、《左传》和数理学。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王伯群等四人由兴义县首批以公费选送日本留学，先入宏文学院政治经济科，后入中央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再入中央研究院深造。在日本与章太炎等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参与革命活动，并与梁启超结识。
民国元年（1912）辛亥革命后，王伯群由日本回国，在上海加入章太炎、程德全组织的“中华民国联合会”（后改称统一党），发展革命势力。应章太炎之邀，出任《大共和日报》经理，宣传孙中山革命思想。时梁启超在京组织进步党，邀王任干事。
民国3年（1914），王伯群在北京参与制定《中华民国约法》。时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派人将议会中占多数席位的国民党领导人宋教仁杀害，镇压国民党人发动的“二次革命”，下令解散国民党。王目睹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愤然离沪，回到贵州任护军使署参赞职。民国4年（1915）元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参众两院。3月在北京召开政治会议，王以议员身份代表贵州参加。当王得知会议目的是废除孙中山主持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另立袁氏炮制的所谓《约法》，洞悉袁称帝野心，便主动与在京的梁启超、蔡锷等交换对时局的看法，确定以滇黔为发难地共举反袁义旗。专程回贵阳与贵州巡按使戴戡及贵州陆军第一团团长兼护军使署副官长的胞弟王文华策划反袁。当时贵州虽改革旧的巡防营，另建新军，但仅一团之众，难以担负重任。王建议舅父、贵州护军使刘显世扩军为六个团，得刘显世许可。王又建议多方延揽军事人才，并与团副卢焘相见，将贵州建军目的及反袁密谋告卢，卢即发函昆明召云南讲武堂同学李雁宾、胡瑛、范石生、洪鹤年、朱泽民、杨复光等十余人相继入黔。民国3年(1914) 底由护军使署通令各县招兵，将巡防营的三个营官兵编入新军。次年春，六团建成。为了培训基层干部，于4月成立模范营，卢焘任营长， 分期分批培训下级干部。12月袁世凯称帝，模范营停办，全体学员分配到各团充任连、排长，黔军素质得以提高，故成为后来护国战争获胜的骨干力量。
贵州突建六个团，军饷、给养、武器装备等开支增大，财政困难益增。王伯群建议刘显世由财政厅以税收作抵，发行黔币二百万元，缓解了财政困境，又解决了建军费用。
正当王伯群等人在云贵积极进行反袁活动时，袁世凯已加紧了复辟帝制的步伐，组成“筹安会”，通令各省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投票决定国体，恢复帝制。王伯群与戴戡于民国4年(1915)10 月下旬应蔡锷、梁启超之邀赴天津谋划反袁大计。11月17日，王伯群、戴戡和蔡锷、梁启超、汤觉顿、蹇念益、陈国祥七人在天津召开会议，确定了滇黔武装起义的方案。会议决定袁世凯称帝时云南即宣告独立，一月后贵州响应，两月后广西响应，然后以云贵之力夺下四川，以广西之力平广东，约三月后会师湖北、定中原。史称“天津会议”
会后，王伯群先回滇黔作起义准备和策动贵州起义，梁启超负责策动广西，蔡锷负责策动云南。王带着梁启超亲笔草拟的滇黔两省起义时发布的通电、檄文稿《云南致北京警告电》、《云南致北京最后通牒》、《云南宣布独立电》、《贵州宣布独立、滇黔共同讨袁电》、《云贵致各省通电》、《云贵檄告全国文》等经香港、越南入滇。
12月2日，袁世凯在北京宣布“登极”，受百官朝贺。12 月14日，王伯群到昆明。15日，王将天津会议情况告唐继尧，但唐迟疑不决。17日，李烈钧、熊克武、方声涛等到昆明，与王相见，共同促唐反袁。19日，蔡锷几经周折抵达昆明。此时，云南军民反袁情绪高涨，起义时机已经成熟。蔡锷、唐继尧主持召开起义军事会议，王伯群、戴戡、李烈钧等及已举行三次反袁秘密会议的云南中下级军官代表参加。贵州方面，王文华派李雁宾出席会议。次日，王伯群、戴戡、李雁宾代表贵州参加歃血为盟的宣誓。23日，云南向北京政府发出警告电，25日，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宣告成立中华民国护国军政府，誓师讨袁。
云南虽宣布独立，而贵州执政当局却迟疑不决。刘显世一面向袁世凯表白，一面劝阻护国军入贵州，还派其堂兄刘显潜将新成立的四个巡防营布防于威宁、水城、盘县一带，以防堵护国军取道贵州入川。王伯群先后到兴义、贵阳，向舅父刘显潜、刘显世兄弟陈述护国大义，停止对护国军的敌对行动：应迅速发兵，拒袁军于省外，护国反袁。民国5年(1916)1月25日，刘显世召开军事会议，王伯群、戴戡、王文华等说服反对派。27日，贵州宣布独立。为解决护国黔军军饷因难，王向刘显世建议，中国银行贵阳分行与北京政府脱离关系，下令向该行借款30万元交财政厅作发军饷之用，解了护国黔军的燃眉之急。黔军分别在戴戡、王文华的率领下出川、湘、鄂，从而促使贵州护国战争拉开序幕。护国战争胜利后，王伯群任贵州督军府总参赞及黔军总司令部秘书长、黔中道尹等职。
民国7年(1918)，王伯群入广州护法军政府。次年加入中华革命党，以广州护法军政府议和代表身份赴上海出席议和会议。
民国8年(1919)，王伯群与其弟文华为使南方政府调兵方便，建议修筑柳州到重庆铁路，事前得到刘显世认可，王代表贵州与外商签订了合同。但到正式签约时，省议会对铁路建成十年后的收益分配提出疑议，以筑路之外的借款事前没有协商为由，反对签约，事未成功。以王文华为首的贵州少壮派军人则以军队粮饷被扣进行反攻，逼迫财政厅长张协陆公布收支账目，迫使张协陆自杀。
民国9年(1920)，王伯群跟随孙中山回粤恢复军政府，在广州任大总统府参议兼军政府交通部长。
王之弟文华于民国10年(1921)3月被刺后，王受任贵州省长。因袁祖铭“定黔军”入据贵阳，行至铜仁，未到任即与窦居仁转赴上海，在上海加入中国国民党。
民国13年(1924)，孙中山倡议南北协商，和平统一。王伯群随同孙中山北上，奔走各方。不幸孙中山逝世，王继承遗志，回上海继续活动。
民国15年(1926)，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王伯群出任上海财政委员会委员。
民国16年(1927)，国民政府建都南京，王伯群任政治会议委员、交通部长兼交通大学校长及招商局监督。时因连年兵祸，交通事业备受摧折。王上任后，拟定交通事业革新方案，主张振兴铁路，统一邮政，创办航空，发展电讯，整顿交通教育，并拟有具体办法。任中身体力行，致力于交通改革，发展民族交通事业，并多有建树。其主要政绩有：收回外人主持之财政，免去法国人铁士兰邮政总办职；建立财政储金汇业局和真茹国际大电台；取消外国人在国内设立的电信营业局，设立国际电信局；开设南京、上海、武汉、青岛自动电话；将建设委员会在各地所设之无线电台收归交通部统一管理；接收英国人所设烟台、威海卫水线收发处；将腐败的招商局收归国营；恢复吴淞商船专科学校；停止海关、海乡的航空管理局，创设航政局接管其事，推行新政；设立沪、蓉航空管理处，开通定期航班，并与美商合办中国航空公司，与德商合办欧亚航空公司；订立重要交通法律、法规。是时，航空方面已有一定系统，完成立法程序。而电信条例、财政汇兑国立法及邮政储金法已颁布施行。
民国21年(1932)，王伯群辞交通部长职，受国民政府委派为西南专使，到四川调停军阀纷争。事未成功，匆促回京，所乘专轮被查获毒品，涉嫌辞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职务。民国32年(1943)，当选国民政府委员，连任中央执行委员、国史馆筹备委员。
民国13年(1924)，王伯群与前厦门大学教授欧元怀、王毓祥等应三百失学青年要求在上海创办私立大夏大学，聘马君武为校长，王任董事长。民国16年(1927)，马君武因筹备广西大学辞大夏校长职，王任校长。大夏创办之初，因无固定校址，以租房作教室。民国18年(1929)春，学生逾千人，租房不能容纳，王自出白银6、7万两，贷款三十多万元，于次年建成占地三百余亩校舍，包括教学大楼、大礼堂、理科实验室、图书馆、体育馆、医疗室、疗养院、教职员宿舍、男女生宿舍、饭厅、浴室等建筑群及一条蜿蜒秀丽的校河等。在当时上海40多所私立大学中，以建筑宏伟，环境优美著称。抗日战争开始，大夏大学一度与复旦大学合并成为联合大学，一设庐山，称复旦大夏第一联合大学，一设贵阳，称第二联合大学。庐山联大以原复旦师生为主，贵阳联大则以原大夏师生为主。后庐山联大迁重庆，与贵阳相距不远，遂解除联合，各恢复原校名。民国29年(1940)，王多方劝募，择定于贵阳城郊花溪辟地2000余亩为固定校址，因经费不足，只完成校舍三栋。民国31年(1942)，国民政府教育部拟将大夏大学与贵州农工学院合并，改名为国立贵州大学，引起大夏师生强烈抗议。王当即赴渝奔走各方，商诸各校董，要求教育部收回成命，终得维持大夏大学体制不变。民国33年(1944)，日军窜扰黔南，王安排大夏全体师生迁往贵州赤水，心力交瘁，积劳成疾。
抗战期间，王伯群在贵州极力筹办实业，先后发起组建永仁两岸川盐运销处、聚康银行、聚康公司、利民公司等。
民国33年(1944)12月20日，王伯群因胃溃疡病逝于重庆陆军医院，终年60岁。遗有子女5人。遗著有《交通事业改革方案》、《电政设施三年计划》、《航政建设纲要》、《伯群文集》等。
国民政府于民国34年(1945)1月25日发表褒扬令，其文如下：
国民政府委员王伯群，性行端谨，学识宏通。自讨袁护法诸役，无不奔走策勉，克襄大业。首都奠定，入掌交通，规划设施务臻完善，溯后息赞枢府，献替尤多。比岁弹心教育，为国储才，学府西迁，备极劳瘁，国难未已，倚异实深，遽用溘逝，易胜轸悼，应予明令褒扬。生平事迹，存备宣诸国史馆，以彰忠荩，此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