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信息【名称】《效阮公诗·十年学读书》
【年代】南朝
【作者】江淹
【体裁】五言诗
作品原文效阮公诗
十年学读书，颜华尚美好。
不逐世间人，斗鸡东郊道。
富贵如浮云，金玉不为宝。
一旦鹈鴂鸣，严霜被劲草。
志气多感失，泣下沾怀抱。[1]
作品鉴赏江淹素以善于摹拟他人作品著称，但是这组《效阮公诗》却与众不同，其目的不光是摹拟。刘宋末年，政治混乱，宗室之间为争夺皇位时有血腥杀戮。江淹出仕不久便在建平王刘景素手下做官。刘景素密谋举兵犯阙时，江淹曾当面劝阻，未被听从，于是他“知祸机之将发，又赋诗十五首，略明性命之理，因以为讽”（江淹《自序传》）。这便是这组诗《效阮公诗十五首》。
阮籍《咏怀诗》内容丰富，既有对人生的感叹，又有对政治的刺讥，表现手法又很独特，给人的感觉是隐晦朦胧。江淹选择摹拟《咏怀诗》来讽谏，也正因为他当时面临的形势非常微妙复杂，政治环境又险恶，想说的不便明说，用摹拟阮诗的内容风格来讽谏既能使当事人明白，又不露丝毫痕迹，因此是最合适的方式。
此诗开首二句是说年轻时曾苦读多年，那时风华正茂，意气方盛。诗中的“十年”不是确指，仅是说明读书之久，“书”当主要指《诗》、《书》一类的儒家经籍，因《咏怀·昔年十四五》云：“昔年十四五，志尚好《书》、《诗》，与此相似。阮籍本有济世之志，读儒家的用世之作便是具体表现。阮籍对于自己的才能是很自信的，个性又放达不羁，故颇有不随流俗、傲然独得的精神气质，“不逐世间人，斗鸡东郊道”正体现出这样的气质。“斗鸡东郊道”语出曹植《名都篇》，此泛指世间轻薄少年的荒淫无聊生活。紧接着“富贵”二句，表明他有意于政治完全是为“济世”，而非贪图荣华富贵。诗至此表现了阮籍年轻时积极入世的豪情壮志，格调较明朗，然而作者的用意却不在于赞说这种精神。
诗的第七、八句开始有了转折，“一旦鹈鴂鸣，严霜被劲草”，这两句是从屈原《离骚》中“恐鹈鴂之先鸣兮，使夫百草为之不芳”化出的。“鹈鴂”即杜鹃，是一种候鸟，秋季飞往南方温暖的地方过冬，所以南方有杜鹃鸣声时便已至秋天了。“严霜”是秋冬的景象，草木在严霜的摧残下逐渐枯萎衰败，大自然进入了万物肃杀的时节。这两句诗暗示，人尽管有“颜华尚美好”的时候，但随着时光流逝，终究会走向衰亡，诗在这里流露出了浓重的人生短暂的悲凉情结。阮籍《咏怀诗》中对于岁月不居、人生短暂的忧虑也很多，如“朝为美少年，夕暮成丑老。自非王子晋，谁能常美好？”（《咏怀·天马出西北》）、“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咏怀·一日复一夕》）等等。魏晋时期是人的自我意识逐渐觉醒的时期，故对人生短暂的忧虑是普遍的现象。但阮籍的“优生之嗟”却有着特定的含义，他既不像建安诗人那样有乘时建功立业的紧迫感，又没有《古诗十九首》那种及时行乐的洒脱，在他的思想中，对由生至死的自然过程的忧虑常常和政治上的忧患意识交织在一起，这种忧生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深切而又痛苦的认识，而且还是在险恶的政治环境面前感到的无能为力的痛苦。“一旦”二句，说的虽是秋天的萧条景象，但分明还象征着政治上的肃杀冷酷气氛。这两方面的双重作用使他痛感个人的渺小，继而迫使他否定了人生，在这种情况下，先前的政治抱负自然也失去了存在的前提，变得虚无了。当然，这种否定是迫不得已、心犹未甘的，所以认识到自然规律的无情和政治斗争的残酷使抱负无法实现后，阮籍只能产生深深的失落感，心情也就愈益沉痛，江淹深知这点，故诗的最后二句说：“志气多感失，泣下沾怀抱”。这二句语气并不激烈，非常吻合阮籍彼时的心情，惟其不敢在高压政治下长歌当哭，故只能悄然而“泣”，惟其终不能对少年“志气”的“失”去释然忘怀，所以每一念及，又终不免泪下沾襟。有如此济世之才的阮步兵，到末了还只能饮泣吞声、一事无成；至于刘景素，虽有“少爱文义”，有一定声誉，但比之阮步兵，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以景素的区区薄才，而妄思非份、图谋大位，万不能成。只怕一旦风云有变，那时就涕泣莫及了——这，恐怕就是江淹写作此诗“以为讽”的含义吧。当然，因不能直说景素谋逆，所以只能说得恍惚些，类比也不能太相似。诗人用心良苦，这位二十五岁的主公却不能领会，最后终因“本乏威略”而兵败身俘、断首国门（以上均见《宋书·刘宏传》）。因而《效阮公诗》在政治上也全无作用，只能作为显示诗人江淹理解前人思想之深的一个例证，被后代人们所赞叹。
此诗既题为“效阮公”，江淹当然不便自己出面。但诗的字字句句，却将阮籍心迹的曲曲折折，都表现得淋漓尽致。江淹既是阮籍的解人，自然也是其同道之人，故阮籍心迹既明，江淹的志趣亦见，读者切不可但认作是在说阮籍也。另外，此诗不但旨趣类似《咏怀》，措词、结构也极类似，《咏怀》常常一首诗反说部分占了大半篇幅，直到末一二句才突出正题，此诗在这一点上也学得极像。摹拟人人会得，若说到“乱真”，则恐怕只有江郎才当之无愧了。[2]
作者简介
江淹
（444～505）南朝文学家。字文通，济阳考城（今河南民权）人。6岁能诗，13岁丧父，家境贫寒，曾采薪养母。20岁左右教宋始安王刘子真读“五经”，并一度在新安王刘子鸾幕下任职，历仕宋、齐、梁三代。江淹在仕途上早年不甚得志，坎坷的经历反而造就了一位文学大家。中年以后，官运亨通，仕途的高峰却导致了他创作上的低潮，到齐武帝后期，他就很少有传世之作，故有“江郎才尽”之说。江淹既是南朝辞赋大家，与鲍照并称；又是南朝骈文大家，是南朝骈文中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与鲍照、刘峻、徐陵齐名。其诗作成就虽不及辞赋和骈文，但也不乏优秀之作，其特点是意趣深远，在齐梁诸家中尤为突出。明人辑有《江文通集汇注》。[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