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信息【名称】《效阮公诗·飘飘恍惚中》
【年代】南朝
【作者】江淹
【体裁】五言诗
作品原文效阮公诗
飘飘恍惚中，是非安所之。
大道常不验，金火每如斯。
忼慨少淑貌，便娟多令辞。
宿昔秉心誓，灵明将见期。
愿从丹丘①驾，长弄华池②滋。[1]
作品注释①丹丘：神话中神仙之地，昼夜长明。
②华池：传说昆仑山上的仙池。[2]
作品鉴赏这是江淹《效阮公诗十五首》中的第四首。现在一般认为这组诗就是讽谏建平王刘景素密谋政变的那十五首诗。因此这组诗表面上是拟古，实际上作者另有用意。
“飘飘恍惚中，是非安所之”，“飘飘”这里指虚无缥缈，“恍惚”谓隐约不清。这两句是说：是非曲直虚无缥缈，没有固定的标准，因而难以捉摸。这话并非泛泛而论，而是针对刘景素而言的。当时宋后废帝刘昱“狂凶失道”，朝廷内外不少人寄希望于刘景素，刘景素也暗中与心腹谋议夺取帝位。但江淹认为在当时的形势下，刘景素不可能达到这一目的。在封建社会残酷的政治斗争中，常常以成败来论人，而不是根据什么固定不变的是非标准，失败者的命运往往是身败名裂。江淹对此非常清楚，故以此劝谏刘景素不要轻举妄动，否则，一旦失败，免不了被扣上谋反叛乱的罪名，性命、宗庙都保不住。
“大道常不验，金火每如斯”，大道即神仙之道。神仙之道确实存在，无法否认，但真正能得道的人却不多，大多数求道之人常常得不到效验，如烧炼金丹，服之可以成仙，可是炼丹成功的极少。江淹这么说不是否定神仙之道，而是在告诫刘景素，目的能否达到并不是由自己的愿望所决定的，神仙之道尚且如此，人事成败更由不得自己了。据史书记载，刘景素当时“招集才义之士”以收取名誉，还联络了不少官僚，并“要结才力之士”，他自认为具有夺取帝位的实力了。江淹作为一个旁观者，对于当时错综复杂的局势以及刘景素的能力、实力是清楚的，他一向善于审时度势，故一再当面劝阻刘景素，希望他三思而行，无奈刘景素并不听他的。
“忼慨少淑貌，便娟多令辞”，“忼慨”即“慷慨”，是心情激动的样子，“淑貌”原指美貌，此处引申为外表的谦恭柔顺。“便娟”原意为轻盈美丽，这里用来比喻善于阿谀奉承的人，“令辞”是这些人顺承听者的心意所说的美妙动听的话。这两句诗指出怀着善意直言进谏的人往往看上去不那么顺眼，而那些阿谀奉承之辈话虽说得动听，但却不可相信。这和阮籍《咏怀诗》中的“赵女媚中山，谦柔愈见欺”意思差不多。江淹这么说是有所指的，当时刘景素周围的人和刘景素“日夜谋议”，江淹知道这些人靠不住，曾劝刘景素不要轻信左右，以免惹祸，但刘景素此时早已被左右心腹鼓动得野心勃勃，根本听不进江淹的劝告。相反，还疏远嫉恨起江淹了。江淹对此深感失望、痛心。
诗的最后四句写游仙，这也是阮籍《咏怀诗》中常见的内容。“宿昔”二句是说自己内心向来对神仙非常向往，希望与神仙相遇。“愿从”二句表明遨游于丹丘、华池等仙境的愿望。诗的最后部分想用神仙境界的美好来和人间的纷乱作比较，通过对神仙的向往表达摆脱世俗的是非纠葛的渴望。作者想用这种超然物外的情趣来打动刘景素，希望神仙世界的永恒与无忧无虑能使他超脱于世间无谓的是非得失，明白祸福不可保的道理，放弃非分的企图，以求宗庙之安。
诗的前半部分主要是说理、议论，后半部分则是游仙，主旨都是为了说明天命无常、祸福难保的道理，这点在诗中表述得并不隐晦难懂。然而作者之所以发这番议论有其具体的事件背景，并非泛泛而论。这组诗的用意在于讽谏，故话中有话，这点表现得较为曲折隐晦，只有当事人听得出言外之意。现在也只是将江淹《自序传》和有关史料与这组诗对照起来看才领会这层用意的，因此，此诗内容除了字面上容易理解的意思外，还有着更隐蔽的含义，诗的思想内容因而也就具有两个层次，这正是得力于阮籍的《咏怀诗》。阮籍《咏怀诗》早在颜延之、沈约等作注时就说它们多有“忧生之嗟”，但是每首诗具体所指为何却常常扑朔迷离，“百代之下，难以情测”，也就是说阮诗的深层含义往往曲折含蓄，故显得耐人咀嚼，回味无穷。江淹选择阮籍的《咏怀诗》来模仿，确实很适合他当时的特殊需要，这说明他对阮诗的思想和艺术特征都有很深切的体会。
不过，就这首诗来看，似乎在思想感情的含蓄深沉、意蕴的丰富复杂方面不及阮诗。沈德潜在《古诗源》中评论这组诗时说“较之阮公相去不可数计”，大约指的就是这点。然而阮籍的《咏怀诗》着重抒发的是自己的情怀，而江淹不单单是拟古，更重要的是讽谏，因而议论说理稍多些，同阮诗比在情感抒发的含蓄深沉方面自然要欠缺些，如果读者明白了江淹写这组诗的主要用意，也就不会完全从拟古的角度出发，用阮籍的风格去苛责江淹了。[3]
作者简介
江淹
（444～505）南朝文学家。字文通，济阳考城（今河南民权）人。6岁能诗，13岁丧父，家境贫寒，曾采薪养母。20岁左右教宋始安王刘子真读“五经”，并一度在新安王刘子鸾幕下任职，历仕宋、齐、梁三代。江淹在仕途上早年不甚得志，坎坷的经历反而造就了一位文学大家。中年以后，官运亨通，仕途的高峰却导致了他创作上的低潮，到齐武帝后期，他就很少有传世之作，故有“江郎才尽”之说。江淹既是南朝辞赋大家，与鲍照并称；又是南朝骈文大家，是南朝骈文中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与鲍照、刘峻、徐陵齐名。其诗作成就虽不及辞赋和骈文，但也不乏优秀之作，其特点是意趣深远，在齐梁诸家中尤为突出。明人辑有《江文通集汇注》。[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