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简介CSI现象是犯罪科学从20世纪初开始发展，到今天，DNA鉴定的加入更是让它突飞猛进。而《犯罪现场调查》（CSI）、《识骨寻踪》等美剧的热播，更是让犯罪科学家们前所未有的“吃香”。 《CSI》的热播甚至产生了一种“CSI效应”：陪审团对证据的要求越来越不实际，年轻人争先恐后地竞争警局或FBI的科学实验室岗位，在人们心中，哪怕证据再少，犯罪科学家们也能够快速、漂亮地找到疑犯。
文学与现实的距离是巨大的。现实中，美国国家科学院去年出台的报告，和美国司法部今年开始斥资展开的一系列基础科研项目给犯罪科学界泼了一盆冷水。在报告中，除了DNA验证得稍微过硬一点之外，指纹鉴定、弹道轨迹、法医口腔学、血液测试等多种犯罪学科都接受了评估。
虚假技术在电视剧《CSI》中，调查人员可以通过先进的计算机对一小段唇印证据分析，得出其品牌、型号数据，对嫌疑人说，“我们知道你和遇害者在一起，我们在你领口上找到了她的唇膏痕迹。”现实中，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根据美国马里兰大学犯罪学家马里奥（Thomas Mauriello）对《CSI》的分析，剧中40%的犯罪科学在现实中都不存在。
现实中，技术上的误差会导致错误的判决。去年年底，一名在1985年通过指纹证据被判入狱的犯人，在服役20多年后终于走出监狱。让他蒙冤的竟然是一小撮泥土。20年前，警方认为在他的车轮底下找到的泥土和犯罪现场的类似，车上找到的一小块印痕与遇害者身上穿的牛仔裤布料相符，因此将他送入监狱。多年后，DNA证据显示，他是清白的。
根据美国国家科学院的报告，在犯罪工具痕迹的分析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大规模的研究能够证明武器———比如刀和木头之间存在多大的特征区别，同时，也没有足够的科学证据显示头发纤维是不是能够鉴别嫌疑人的可靠途径。
有一些犯罪侦破技术，曾经在一段时间内被当成充分的科学证据，但在之后却发现科学性非常弱。比如，1963年肯尼迪总统遇刺后，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开始广泛使用“比较子弹铅分析”。其理论依据是，每种弹药都含有特别的化学组成成分，可以通过对子弹的化学分析找到特定的武器来源，但是后来的研究发现，这种技术是不可靠的，FBI在2005年放弃了这种技术。法医口腔学也出现过误判。在好几个案例中，DNA分析最终发现，此前因齿印证据而入狱的罪犯事实上是无辜的。
DNA技术在美国国家科学院去年出台的犯罪学科报告中，DNA验证是唯一一个没有遭到“批评”的学科。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人类基因技术和分子生物科学的发展带动了DNA技术的突飞猛进，其基础研究也出现了大量的同行评审研究。它在犯罪学科中脱颖而出，成为如今公认的最可靠的“黄金标准”，它尤其在很多冤案的翻案中帮助无辜者还了清白，也令其他犯罪侦破方式得以反思。
人体基因体中有着上万个简短、重复的DNA序列，被称为STR序列，其重复的数量人各不一，因此，DNA也被称为“基因指纹”，在犯罪现场，专家们很容易从血液、精液、毛发等踪迹中提取保全的细胞物质。对于犯罪学家来说，只要测量了大约10-17短STR序列，就可以给出一个概率上的匹配结果。但即使这样，DNA证据也并非无懈可击。
科研过程中，可能由于污染、DNA波动，以及人为主观的原因，导致最终结果扭曲、不客观。在DNA分析中，最普通的实验室操作准确与否也至关重要，否则可能会产生误差，典型的案例就是著名的“辛普森案”，围绕着法庭实验室的违反操作规程处理DNA问题影响到了最终的判案结果。
“DNA技术本身没有误差，但可能由于人的原因看错了，DNA分析出来后的图形有点像算盘的算珠，因为间距、颜色、浓度等各不同，呈现出像条码一样的图案，但都必须人来看。”赵成文说。
另一问题是速度。在电视剧中，坐在明亮先进的实验室里的科学家们似乎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拿出DNA分析结果。但在现实中，DNA分析过程从几天到几个月不等，DNA分析结果出来后，罪犯往往早就逃之夭夭了。
新兴技术科学也在不断变化，旧的技术或经受挑战，或在自我改善，DNA技术是新时代中闯出的黑马，但其他的新技术也在源源不断地出现。
比如刑事相貌还原技术正在用得越来越多，在此领域专攻多年的赵成文有点像美剧《识骨寻踪》里的“骨头”博士，当遇到尸体极度腐烂、碎尸、烧尸等完全无法辨认的案件时，各地警方都会找上他，请他给遇害者进行面相还原。“特别是因果关系很明确的，比如情杀，只要找到遇害者身份就很快能找到凶手的情况下，相貌还原非常有效。”赵成文说。随着录像、计算机图形等新技术的发展，目前世界各地也在广泛使用通过摄像头，对嫌疑人的相貌还原，破案率非常高。
此外，科学家还在实现一些可能破案电视剧都跟不上的新技术，比如，目前美国新墨西哥州的神经科学家坎特·契尔（Kent Kiehl）正在对一些杀人狂的大脑进行磁共振图像扫描，分析其心理状态是否真的冷漠到可以承受他犯下的滔天大罪。
再比如传统的目击证人举证方式可能如电视上所见，嫌疑人在一个房间里排成一列，目击者对其进行指认。这一方式曾经造成很多错案的出现。现在，也有很多心理学家在做着各种实验避免主观因素造成目击证人的误认。
但是，无论是对传统犯罪学科的质疑，还是对新技术出现的态度，都离不开在科学范围的讨论。正如1923年美国法官菲尔（Frye）说的，“法庭上出示的科学证据必须在其特定科学领域被广泛认可，科学依据充足”。
一旦要在科学界被认可，就必须接受科学的检验过程，这也是犯罪科学近年来受到的最大挑战之一。很多犯罪科学学科都有着坚实的科学基础，但是却没有机会把这些基础透明化。“透明是科学的根基，这样其他人才能复制你的工作，证明其有效，但这和警方的工作相矛盾，对于警察来说，为了破案，一些信息只有调查者才知道。”美国标准化技术部的豪克说，另一方面，犯罪科学家们是一宗案子接一宗案子地工作，但并不参与研究，也不是学术人员。这些都造成了犯罪科学发展的矛盾所在。
豪克说，“全球鉴证技术正经历一场革新，反思过去100多年来的工作，检查科学方法是否正确，是否有效。犯罪科学必须加强它的科学基础，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帮助警方和法庭寻求公正。”[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