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代宦官刘瑾刘瑾，陕西兴平人。本姓谈。六岁时被太监刘顺收养，后净身入宫当了太监，遂冒姓刘。孝宗时，犯死罪，得免。后侍奉太子朱厚燳，即后来的明武宗。他善于察言观色，随机应变，深受信任。太子继位后，他数次升迁，爬上司礼监掌印太监的宝座。一旦大权在握，便引诱武宗沉溺于骄奢淫逸中，自己趁机专擅朝政，时人称他为“立皇帝”，武宗为"坐皇帝"。他排陷异己，朝中正直官员大都受他迫害。而刘宇、焦芳等小人则奔走其门，成为其党羽。
权力的集中刺激了他的贪欲。他利用权势，肆意贪污。他劝武宗下令各省库藏尽输京师，从中贪污大量银两。他公然受贿索贿，大搞钱权交易。各地官员朝觐至京，都要向他行贿，谓之“见面礼”，动至白银千两，有的高达五千两。有人为了行贿，只好贷于京师富豪，时人称为“京债”。凡官员升迁赴任，回京述职，都得给他送礼。此外，他还派亲信到地方供职，为其敛财。据《明武宗实录》记载，刘瑾“用侍郎韩福，肆虐湖广，馈银至十余万两”。善行贿者，往往官运亨通，如巡抚刘宇，先后向其行贿数万银两，官位也随之上升至吏部尚书。
刘瑾的贪婪专权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无穷灾难。安化王朱寘鐇趁机于正德五年(1510年)四月发动叛乱。由于不得人心，叛乱很快被平定。太监张永利用献俘之机，向武宗揭露了刘瑾的罪状。刘瑾被捕，从其家中查出金银数百万两，并有伪玺、玉带等违禁物。经会审，刘瑾被判以凌迟。同年八月，刘瑾伏诛，结束了其罪恶的一生。
狡诈得权位刘瑾在明孝宗在位时侍奉太子朱厚照，他对这个难得的机会很知道珍惜，因为他知道太子将来登基即位后他这个日夜服侍的太监就是功臣了，权势与富贵唾手可得。于是，刘瑾便千方百计地讨好太子，侍奉当时只有十多岁的太子。
在公元１５０５年，即弘治十八年，明孝宗因病去世，太子顺利即位，这就是明武宗。刘瑾和马永成、高凤等七名太监得到了新皇帝的宠爱，被称为“八虎”，刘瑾则是“八虎”之王。在刘瑾的领导下，这些宦官想方设法地鼓动武宗游玩享乐，他们则专权跋扈，隐瞒着皇帝为非作歹。刘瑾最受武宗的信任，在内宫监任职，而且掌管着京城的精锐守卫部队。
第二年，为国忧虑的大臣们见武宗被宦官们搞得不理朝政，便纷纷劝谏。开始武宗听不进去，直到被告知天象有变，是上天在警示他，武宗这才有所表示。武宗打算将刘瑾先贬到南京。
但大臣们则坚决要求杀掉这个祸根。为了让皇帝下决心除掉刘瑾，大臣们联合了当时的京城主要官员，准备第二天一起劝谏武宗杀掉刘瑾。但吏部尚书焦芳却在当天晚上向刘瑾透漏了消息，刘瑾一听，大惊失色，赶忙召集其他七人连夜到武宗面前哭诉求情。武宗念及刘瑾以前的忠心照顾，竟赦免了他们，而且在他们的怂恿下将司礼监、东厂、西厂也让他们分别掌管。
司礼监在当时是很重要的内宫官署，有掌印太监一名，秉笔太监八至九名。在明朝，百官向皇帝上书，要先送内阁，由内阁辅臣做出初步的处理意见，叫做“票拟”，再交给皇帝批阅。皇帝用朱笔在奏章上批示，叫做“批红”。有的皇帝如果不勤于政事，便让司礼监宠信的太监代笔，这就给太监的胡作非为提供了可能性。另外，司礼监的太监还有一个其他部门无法比拟的特权：传达皇帝旨意。有时由秉笔太监记录下皇帝的话，然后让内阁起草，或者由太监口头传达给有关大臣。这种制度直接给宦官造成了篡改圣旨的机会。刘瑾就是司礼监的主管，这是他专横跋扈的重要资本。
打击报复对于曾经使他身陷绝境的大臣们，刘瑾恨之入骨。在自己掌握大权之后，便向这些不听话与自己作对的大臣们开刀了。他用的方法很多，一是处罚，即罚米供应边境。因为罚的数目很大，有的竟达到几千石之多，致使很多大臣被罚得破产。其次是身体处罚，最狠毒的是去衣廷杖。在明朝原来的廷杖仅仅是对大臣的一种人格侮辱，并不是身体处罚，所以允许大臣用毡、毯以及棉衣垫在身上。但刘瑾却要大臣脱衣受刑。行刑期间又授意执行的锦衣卫加力责打，结果大臣们常被当场打死。刘瑾造了一种大枷，有一百五十斤重，被他迫害的大臣戴上这种枷后，没几天便被拖累致死。刘瑾的阴险毒辣由此可见一斑。
刘瑾知道负责劝谏的言官们对他的威胁很大，在掌权后，对言官也不放过。除了借故进行罢免、廷杖以及诬陷定罪外，在平时还制裁威胁这些言官：命令他们在早晨寅时（三点到五点）入朝，一直到下午的酉时（五点到七点）才让走。一天上班时间竟达十四个小时左右，刘瑾的目的就是让他们不得休息，让他们没精力弹劾自己。
刘瑾打击异己时随心所欲，对于在平时只对他作揖而没有磕头行大礼的翰林院的官员，他也不放过。找了个借口一次就把二十余官员或赶至南京任职，或削职为民。
作威作福在将异己的大臣们都清除后，刘瑾便随心所欲地专权了，他很会控制皇帝为他所用。先用打球跑马、带鹰抓兔等缠住爱玩的武宗，然后，专门在武宗玩得高兴的时候向他请示政事，武宗总是心烦地说：“怎么什么事都来找我，你们都是吃闲饭的吗？”刘瑾装得灰溜溜的样子退下，心中美滋滋地专权误国去了。通过这一手，刘瑾很容易地将内阁的大权也握在手中了。为了彻底掌握内阁，他还将原来向自己告密立功的焦芳安排在内阁任职，焦芳则事事仰刘瑾的鼻息行事，这就开了内阁辅臣听从太监指挥的恶例。
除了内阁，政权机关就是六部了，刘瑾又将自己的手下同党安排到了六部，刘瑾专横的程度让人无法想象，有时，他仅在张纸上写谁做什么官，六部便要照他的意思安排。那些地位很好的公侯们见了刘瑾也是跪拜，不敢直视。
刘瑾的水平有限，为了批阅奏章，他就将大臣的奏章拿回家里，让在礼部做官的妹夫替他写，再拿到内阁让焦芳修改。所以，当时的人们都在暗地里叫他“立皇帝”。
为了增加自己的权势，刘瑾还建立了另外的特务组织“内行厂”，权利在锦衣卫和东厂、西厂之上。通过特务来监督官吏和百姓，制造恐怖气氛，维持自己的专权。
纳贿自肥有了权势之后，刘瑾和很多贪官一样也开始敛财。他的手法也没有什么创新，索贿、受贿、贪污，都是一般的手法。只不过他的胆子比一般的贪官大了很多，因为他的上边仅是一个皇帝。
作为一个太监，刘瑾的性格和一般的贪官还不一样，如果他向你伸手要钱，你就必须给他，否则太监那种狭窄的心胸，报复起来比一般的贪官更心狠手毒。有一个人刚升迁，刘瑾便向他要“贺印钱”，其实就是索要贿赂，言外之意是：没有我同意，你根本就做不上这个官。那个人不肯给，刘瑾马上就下令让他退休回老家。
刘瑾受起贿来也是来者不拒，有的为了得到高官向他行贿，例如刘宇，刚上任巡抚时，用万金向刘瑾行贿，使刘瑾喜不自胜。后来刘宇又先后给了刘瑾几万两银子，结果一直升迁到兵部尚书的位子上。其他的官员多数是害怕刘瑾对自己打击报复，于是各地官员进京朝拜述职时总是要向刘瑾行贿，叫做“拜见礼”。少的要上千两，多的则五千两，有一年，考察地方官时，竟有贿赂二万两银子的。如果升了官要立即使用重金“谢”刘瑾，叫做“谢礼”。送少了还不行，否则要马上撤职，但如果你赶紧追加银子，官职又能马上恢复。官位基本上成了刘瑾手中卖钱的商品。
接受别人贿赂之后，刘瑾还枉法行事，直至制造冤狱。御史葛浩原来因为触犯了刘瑾，被杖责后贬为平民，刘瑾却收下了葛浩仇人的贿赂，找借口又将葛浩押进京城，处杖三十。有一段时间，刘瑾这个大贪官竟然拒贿了，而且还把行贿的人治罪，他这是听从了亲信的话才这么做的。亲信的话很有道理，大意是说那些给他行贿的人的钱不是盗取的官银，便是剥削百姓所得，假借刘瑾的名义损公肥私，但给刘瑾的钱仅是十分之一，而今后百姓的怨气却都要集中到刘瑾身上。刘瑾听了觉得很有道理，于是开始拒绝贿赂，像个清官一样惩罚行贿者。但他不可能从根本上改掉贪婪的性格。后来一有机会还是照贪不误。
恶贯满盈被凌迟刘瑾的专权使朝政混乱，他的索贿受贿也直接导致了地方矛盾的激化。官员们向他行贿后，必然要加重剥削百姓，逼得百姓走投无路，只好反抗。在刘瑾被处死后仅仅几个月，京城地区便发生了刘六刘七起义。
刘瑾在权势的路上越走越远，最后竟动了篡位之心，企图寻机夺位。但是，刘瑾只顾自己作威作福，没想到其他的七虎正注视着他的一言一行。因为原来他们向刘瑾要权办事时，刘瑾总是不肯照顾，时间一长，矛盾便逐渐激化。
1510年四月，武宗派都御史杨一清和七虎之一太监张永去平定安化王的叛乱。叛乱平定之后，在向武宗报告战况时，揭发了刘瑾的十七条大罪。武宗不禁大吃一惊，命令将刘瑾抓捕审问。第二天，武宗亲自出马，去抄刘瑾的家。结果发现了印玺、玉带等禁止百姓和官员私自拥有的禁物。在刘瑾经常拿着的扇子中也发现了两把匕首，武宗见了大怒，终于相信了刘瑾谋反的事实。
当年的八月，刘瑾被处以凌迟刑，即千刀万剐，共行刑三天。在封建社会，除非谋反、杀父母亲等属于“十恶”的大罪，一般的死刑犯要等到秋天的霜降以后，在冬至以前才能处死。这是顺应天时，而春天万物生长的时候禁止行刑，也禁止捕杀幼小的鸟禽和走兽。但刘瑾属于谋反的第一重罪，所以不等到秋天的霜降到来就行刑了。原来受过其害的人家纷纷用一文钱买下刘瑾已被割成细条块的肉吃下，以解心头之恨。
2001年，《亚洲华尔街日报》曾将明朝太监刘瑾列入过去1000年来，全球最富有的50人名单。至于他的财产，据清赵翼《二十二史札记》所载，刘瑾被抄家时有黄金250万两，白银5000余万两。其它珍宝细软无法统计。
二、当代画家刘瑾1971年生于江苏，现居住北京。
教育：江苏彭城大学工艺美术系（1995）
个展：刘瑾油画艺术作品展（江苏徐州博物馆，1996）
刘瑾纸上油画作品展（北京·汉世画廊，1997）
刘瑾油画作品展（北京·克莱斯格艺术中心）
“粉饰生活”刘瑾观念摄影作品展（北京·凡画廊，2001）
联展：“反视－自身与环境艺术展”（北京建设大学，1998）
“失控”当代艺术展（北京设计博物馆，1999）
“中国·九十年代流行图像展”（上海，1999）
“北京当代艺术文献展”（北京，1999）
“百年·百人·百家姓”艺术邀请展（南京师范大学，1999）
“给定与超越－70年代艺术家架上绘画联展”（北京·云峰画
苑，1999）
“唯美与暖味”－－人与动物行为艺术展（南京，2000）
“开放的艺术平台”行为艺术展（北京·怀柔西渡河，2000）
“日常与异常”当代艺术展（上海·原弓美术馆，2000）
“真实的建构”北京观念摄影展（香港艺术中心，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