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才异代”语出唐太宗：“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乎？” 清人庄仲方在《金文雅序》中曾言：“金初无文字也，自太祖得辽人韩昉而言始文；太宗入汴州，取经籍图书。宋宇文虚中、张斛、蔡松年、高士谈辈先后归之，而文字煨兴，然犹借才异代也。”这便是有名的“借才异代”之说。“借才异代”，颇为恰当地道出了金初诗坛的性质，同时，也揭示了金初诗歌创作和宋诗的“血缘”关系。
“借才异代”指金初（建国到海陵朝）文坛尚无生长于金源文化土壤中的属于金朝自己的作家，而基本上都是来自于辽宋等异朝的汉族文人。这其中由辽入金的文人主要有韩昉、虞仲文、张通古、左企弓等；由宋入金的文人主要有宇文虚中、高士谈、蔡松年、张斛等。
由辽入金的文人所存诗作寥寥，在入金后几无诗作可言，他们更多的是发挥其政治才具，如韩防作为金熙宗的启蒙老师，在政治思想、治国方略上对熙宗影响颇深，在文章方面，“善属文，最长于诏册”，却未见其诗。其他几位也很少有诗翰传世。
金初诗坛上的诗人，几乎都是由宋入金的汉族文士，他们曾长期生活在诗歌创作气氛浓厚的北宋，谙熟诗歌创作技巧，宇文虚中在宋时便是有名的诗人，因出使金朝被羁留。入金以后，他们创作了许多诗作，如《中州集》中录存宇文诗五十首，吴激诗二十五首，张斛诗十八首，蔡松年诗五十九首，高士谈诗三十首，几乎囊括了整个金初诗坛。他们的诗歌创作，无论是从风格、体貌上，还是从意象传统上，都带有很浓的宋诗色彩，尽管由于环境转换等因素产生了一定的变异，但它毕竟是“移植”于宋诗，与宋诗有直接的“姻缘”，在诗的体式风貌上与宋诗相仿佛。 他们的社会政治地位和遭遇影响了他们的创作，他们在创作中多表现出矛盾苦闷的格调和故国之思的情怀。宇文虚中的经历和庾信有些相似，诗风也显示出南北融合的特点，入金后，他虽身为金臣，却仍以宋人自居，其名篇《在金日作三首》之二的“遥夜沉沉满幕霜，有时归梦到家乡。传闻已筑西河馆，自许能肥北海羊”，就表露出这种心迹，故后来被金统治者杀害。吴激的诗也多忆国怀乡之作。他们的诗本是宋诗的移植，但由于不同的地域背景、文化氛围的影响，已经具有一些北方文学的雄豪特色，表现出由宋诗向金诗过渡的特征。他们在客观上充当了文化传播的使者，其创作为日后金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借才异代”，揭示了金初文学的起因及其性质。然而，“借才异代”只能说明金诗的启动阶段，却不足以概括金诗的整体性质。在长达一百多年的历史流程中，金源诗歌不断发展变化，逐渐形成了不同于宋诗的独特气派、风貌。为此，金代大诗人、诗论家元好问在其编选的金诗总集《中州集》卷一《蔡畦小传》中提出“国朝文派”之说：“国初文士如宇文大学(虚中)、蔡丞相(松年)、吴深州(激)之等，不可不谓豪杰之士，然皆宋儒，难以国朝文派论之。故断自正甫(蔡五)为正传之宗，党竹溪(怀英)次之，礼部闲闲公(赵秉文)又次之。自萧户部真卿倡此论，天下迄无异议云。”这段话正可以看出金诗从初期到中期的发展脉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