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安，1878年6月生于浙江绍兴。祖上做过知县一类的官。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朱安，虽然识字不多，但懂得礼仪，性格温和，待人厚道。因为鲁迅是长子，从鲁迅父亲去世以后，鲁迅的母亲就开始为鲁迅的婚事操心了。老太太喜欢朱安听话顺从的品性，决定娶来给自己的大儿子鲁迅做媳妇。1901年4月3日，鲁迅母亲在没有征得儿子同意的情况下，贸然去朱家“请庚”。结果在两个年轻人根本都不认识的情况下，由双方父母作主，定下了决定朱安一生命运、并给鲁迅带来终生痛苦的婚姻大事。
读《朱安：鲁迅身后被遗忘的女人》由于孤陋寡闻，平生好像只知许广平女士，却不知在鲁迅身后还有一个叫朱安的女人。 朱安虽是鲁迅的老婆，但却有名无实，她为鲁迅空守了41年，直到1936年鲁迅去世也没给朱安留下有个自己孩子的希望。她是一个典型封建婚姻包办的牺牲品。朱安临终前，泪流满面地说：“希望死后葬到大先生之旁，”她想念许广平和海婴。她面对自己的情敌和情敌的孩子竟然毫无怨恨之意。
1906年7月6日（光绪三十二年农历丙午六月初六）鲁迅在日本被母亲骗回老家完婚。就在娶亲轿子刚一落地的时候，从轿子里面伸出了一只中等大小的脚，这只脚试探着踩向地面，然而由于轿子高，一时没有踩到地面，可绣花鞋却掉了下来，在这只鞋的里面却露出了一只裹得很小的小脚。原来，这位新娘就是朱安，她比鲁迅大三岁，她听说新郎喜欢大脚，因此穿了双大鞋，里面塞了很多棉花，想讨新郎喜欢。可当场就露馅了，这似乎预示着她一生的不幸。
在完婚的第二天，鲁迅没有按老规矩去祠堂，晚上他独自睡进了书房。第三天，他就回到了日本。朱安虽然疑惑却是遵从了，好像她生来就注定是为伺候鲁迅的老母亲来的。朱安毕竟是个单纯善良的女性，她热爱丈夫，忠诚于丈夫，一切寄托在丈夫身上。她内心虽痛苦，可对鲁迅说，她一点也不怨恨许广平，你们的儿子就是她自己的儿子。
朱安作为旧时代的女人，没文化，没理想。她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她所爱的男人为什么不喜欢她？其实不用她做错了什么，做与不做命运都是一样的，注定她的一生是悲哀的。殊不知自己是一件礼品，是鲁迅母亲送给鲁迅的一件礼物，当然，作为礼物受礼物的人可以不收，甚至可将礼物退还。但鲁迅没有不尽情理到那个地步。鲁迅多次与友人说：“朱安是我母亲的太太，不是我的太太。”
孤独地来孤独地走。1947年6月29日，朱安孤独地去世了，身边没有一个人。她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69个春秋，孤独地度过了四十多个漫长的岁月。假如：朱安不但懂得礼贤下士，而且又博览群书，具有反封建、反压迫的进步思想，是鲁迅先生的左膀右背，那么她的命运还会是这样吗？鲁迅还会认识许广平吗？要说朱安的婚姻是悲哀的，那是封建社会所造成的，怪不得别人。
然而，当现代人谈论婚姻不幸的时候，又应该去怪罪谁呢？“婚姻”本来是神圣的，是避风的港湾，可一旦变得行同儿戏，变得让人不知所云的时候，我们又会怎样看待它呢？封建社会婚姻不能自主，受家族父母的限制，使其得不到自由，悲剧频频发生。可在新中国，早就废除了传统封建婚姻，在择偶选择上已不再是抱残守缺，是完全自由和民主的。那么，为什么婚姻发展到今天，竟然变得如此脆弱，经不起一场风雨？多少个家庭分道扬镳，多少个家庭面临着倒戈，今天结婚明天就可以离婚，婚姻像个交易，像个买卖，实另人匪夷所思。
有人问萧伯纳对婚姻的看法，萧伯纳风趣地说：“太太未死，谁能对此说老实话？”是的，萧的确没法说。因为婚姻不可能有固定的模式，有的只是夫妻之间相互的感受而已。
这几年社会上流传一句关于说男人的几大幸事的事，其中就有；升官、发财、死老婆。把死老婆列入了男人的一大幸事。可见，现如今有多少男人，外面彩旗飘飘，当面对家中那杆大旗却非要昧良心戏说自己婚姻不幸，欲望变成了诅咒。要问为什么？美其名曰：“我们因为不了解而结婚，因为我们了解而分离。”这就是我们的婚姻？这就是我们所谓对婚姻的诠释？活明白了吗？我不禁汗颜！真替婚姻捏了一把汗！
拜伦在《唐璜》中写道：“一切悲剧皆因死亡而结束，一切喜剧皆因婚姻而告终。”或许吧！但愿别把婚姻中的个案做点代面，否则那些消极人士的人生箴言会更加凄凉和悲壮；婚姻是黄昏的晚霞/爱情是瓶中的插花/夫妻是途中的伴侣/坟墓是你真正的家。
原始婚姻从简单传宗接代，过度到精神婚姻享受似乎并不长，也不过是短短的几十年，虽几十年，但它的变化是空前绝后的，是我等想都不敢想的。为生孩子而结婚，为结婚而生孩子的年代过去了，精神从原始婚姻中突然觉醒，精神渐渐成了婚姻的主体，物质追求、精神满足是第一位的，不在乎要不要后代，做飘一族、丁克族，做AA制婚姻形式的夫妻，做婚姻时尚的先驱者。要求着婚姻，改变着婚姻，要求婚姻延着自己所希望的方向发展，好像婚姻只要能代表时尚与过去不同，就是进步，就是发展。是的，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婚姻愈变愈好，只要幸福、只要浪漫，不管是什么样形式的婚姻都会被人们接受。谁也不愿意再看到类似朱安婚姻的命运吧！
但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任何形式的婚姻都可以变，唯独婚姻中的责任、义务、道义、尊重是永远也不可改变的。林语堂说：“所谓婚姻不过是夫妻彼此迁就和习惯的结果，就像一双新鞋，穿久了便变得合脚了。”是的，婚姻就像一双新鞋，穿久了便变得合脚了。婚姻未必十全十美，为了避免伤了他人，伤了自己，在婚姻中还是要学会包容的好！
附：朱安：鲁迅身后被遗忘的女人
1906年7月6日（光绪三十二年农历丙午六月初六），浙江绍兴的没落户周家正在为其大公子成婚。周家的大公子不是别人，正是日后享誉文坛的鲁迅。在那个时代看来，这场婚礼不过是一对新人普通生活的开始，然而这却是历史上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悲剧的开始。
婚礼完全是按旧的繁琐仪式进行的。鲁迅装了一条假辫子，从头到脚一身新礼服。周家族人都知道鲁迅是新派人物，估计要发生一场争斗，或者还会酿成一种出人意料的奇观，于是便排开阵势，互相策应，七嘴八舌地劝戒他。然而让他们想不到的是，一切都很正常，司仪让鲁迅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就连鲁迅的母亲也觉得很异常。
轿子来了，从轿帘的下方先是伸出一只中等大小的脚，这只脚试探着踩向地面，然而由于轿子高，一时没有踩在地面上，绣花鞋掉了。这时，一只真正的裹得很小的脚露了出来。原来，这位姑娘听说她的新郎喜欢大脚，因此穿了双大鞋，里面塞了很多棉花，想讨新郎的欢心，没想到刚上场就败露了。这似乎预示着她以后一生的不幸。
一阵忙乱之后，鞋又重新穿上了。姑娘终于从轿子里走了出来。她身材不高，人显得瘦小，一套新装穿在身上显得有些不合身。在族人的簇拥和司仪的叫喊声中，头盖被揭去了。
鲁迅这才第一次打量他的新娘。姑娘的面色黄白，尖下颏，薄薄的嘴唇使嘴显得略大，宽宽的前额显得微秃。新人朱安是鲁迅本家叔祖周玉田夫人的同族，平日似乎跟鲁迅的母亲谈得挺投机，亲戚们都称她为“安姑”，大鲁迅3岁。
完婚的第二天，鲁迅没有按老规矩去祠堂，晚上，他独自睡进了书房。第三天，他就从家中出走，重新到日本去了。
原来，25岁的鲁迅其时正在日本东京开始他的文学活动，忽然家里接二连三地催促他归国，有时一天来两封信，说是他母亲病了。待鲁迅焦灼不安地回到故乡，才知道这是一场骗局。原来他家里听到一种谣言，说鲁迅跟日本女人结了婚，还领着孩子在东京散步，因此急着逼他回国完婚。
朱安在新房中独自做着各种各样的猜测，眼泪不停地流着，她不知所措，不知自己做错了什么。作为一个旧时代的女人，没有文化的女人，在这场婚姻中，她一开始就处于最被动的地位。从这一天起，她的命运就和周家联系到了一起，然而她名义上的丈夫的一切又似乎与她无关。鲁迅仅仅跟她维持着一种形式上的夫妻关系。她在绍兴陪伴婆婆孤寂地度过了13个年头。
痛苦对双方都是重创。鲁迅多次对友人说：“她是我母亲的太太，不是我的太太。这是母亲送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负有一种赡养的义务，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41年的婚姻一片荒漠
1919年11月，绍兴老屋由新台门六房联合出卖给绍兴大地主朱阆仙，母亲、朱安和周建人一家需要北上，同时周作人一家也来到北京，于是鲁迅买了北京西直门内八道湾11号这一处院子，全家搬了进去，建立了一个大家庭。这所宅院是那种老式的三进院，外院是鲁迅自己住以及门房和堆放书籍杂物的仓房，中院是母亲和朱安住，里院一排正房最好，是周作人和周建人两家分住。
全家虽然团聚了，然而鲁迅与朱安仍然形同路人。鲁迅也考虑过离婚，但那个年代，被休的女人是备遭人们鄙夷和唾弃的，情形大都十分悲惨。
1923年夏，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二人反目。在这种情况下，鲁迅决定搬家。鲁迅征求朱安的意见：是想回娘家还是跟着搬家？朱安坚定地表示，愿意跟着鲁迅。
几个月后鲁迅买了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21号的住宅，搬了进去。不久，周老太太也搬出八道湾同大儿子同住。
家庭经济开支交朱安掌管。主持家务的朱安每天只有早午晚同鲁迅有三句日常的、每天一样的对话，此外，他们就很少有能够一起叙谈的可能了。她爱丈夫，忠诚于丈夫，一切寄托于丈夫身上，但是她不懂得他的心，不懂得他的事业。他们甚至将一只箱子和箱盖分两处摆放，一处放洗好的衣服，一处放要洗的脏衣服，为的是将接触减到最少。
虽然她的内心十分痛苦，但她对鲁迅，对许广平毫无怨恨之意，她对别人提起大先生，总是反复说，大先生对她不错。
鲁迅每次买回点心来，总是先送到母亲那里，请她老人家挑选，次即送朱安，由她挑选，然后拿回自己吃用。
朱安在感情上是十分孤独的。有一次她向周老太太说她做了一个梦，梦见大先生领着一个孩子来了，她说梦时有些生气，但周老太太对朱安的生气不以为然。因为周老太太对自己的大儿子和许广平的事还是很高兴的，并且早就盼望有一个小孩在跟前“走来走去”。朱安不无悲凉地说，大先生一天连句话都不和她说，她又怎么会有自己的孩子呢？
后来听说许广平有了身孕，朱安绝望了，她认为即使大先生不喜欢她，她像蜗牛一样慢慢地爬，总会爬上去。现在连这个机会也没有了，她只好侍奉娘娘（周老太太），给娘娘养老送终了。但她毕竟是个善良单纯的女性，不久，她就释然，对人说，大先生的儿子也是她的儿子，等她百年后，她的儿子自然会给她斋水，不会让她做孤魂野鬼的。
孤独地来孤独地去
1936年鲁迅先生去世后，朱安和周老太太的生活主要由许广平负担，周作人也按月给一些钱。但周老太太病逝后，朱安就拒绝了周作人的钱，因为她知道大先生与二先生合不来。由于社会动荡，物价飞涨，朱安的生活十分清苦，每天的食物主要是小米面窝头、菜汤和几样自制的腌菜，即使这样，也常常难以保证。
朱安生活困难的消息传到社会上后，各界进步人士纷纷捐资，但朱安始终一分钱也没有拿。她宁愿受苦，也不肯轻易接受别人的馈赠。一次，有个报馆的人愿赠她一笔钱，条件是只要交给他鲁迅的遗作。她当场表示“逊谢不收”。同时也拒绝提供鲁迅先生的任何
文稿字迹。不久，又有个艺术团体的理事长要送她一笔钱，她“亦婉谢”。她说自己的生活“虽感竭蹶，为顾念汝父名誉”，“故宁自苦，不愿苟取”。这反映出，她是个有原则的人，是一个有骨气的女人。正是由于朱安的悉心照料，鲁迅在北京的故居和遗物才得以完整保存。
朱安将许广平看做姐妹，视周海婴如己出。周海婴在书中不无深情地回忆道，鲁迅先生逝世的当月，朱安就托人转告他们母子，欢迎他们搬去北平与其同住。她说：“许妹及海婴为堂上所钟爱，倘肯朝夕随侍，可上慰慈怀，亦即下安逝者。”她“当扫住相迓，决不能使稍有委曲（屈）”，还愿意“同甘共苦扶持堂上，教养遗孤”，她不但将他们母子两人的住房都做了安排，甚至还说“倘许妹尚有踌躇，尽请提示条件”，她“无不接受”。她的为人坦荡和对许广平母子二人的体贴，周海婴多年之后提起仍感怀不已。
对于周海婴，朱安表现出慈母般的关爱。当海婴十五六岁时，她开始直接给他写信。有一次在信中提出：“你同你母亲有没有最近的相片，给我寄一张来，我是很想你们的。”直至病危临终前，她还念念不忘他们母子俩。从心里她是把海婴当做了自己的香火继承人。她爱她的大先生，她忠于她的大先生，她将大先生的亲人当做了自己的亲人。
临终前，她泪流满面地说，希望死后葬在大先生之旁。她想念大先生，也想念许广平和海婴。
1947年6月29日凌晨，朱安孤独地去世了，身边没有一个人。
朱安的墓地设在西直门外保福寺处，没有墓碑。她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69个春秋，孤独地度过了四十多年的漫漫岁月。在她的人生悲剧中，所有的人都没有过错，错的是那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