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借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之机，用武力在全国实行镇压，为称帝复辟
扫清道路，其走狗汤芗铭秉承主子旨意，率北洋军一部进攻湖南，逼谭延闿退守广东。汤部入湘后，便开始大肆屠杀革命党人和镇压反袁势力。一时间，因所谓“党案”牵连遭枪杀者，有案可查的就达五千余人。孔昭绶因忠实贯彻执行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改革法令，竭力反对袁世凯的独裁统治和封建复古教育，被汤芗铭所忌恨。
1914年1月，汤芗铭要求孔昭绶在一师举行“袁大总统英明之中日亲善”征文，为胁迫孔，汤在路上连杀害饥民22人。回到学校后，又在纪墨鸿的挑唆下，孔校长被迫接受。但在通知贴出后不久，便师生哗然。被杨昌济及毛泽东看到。杨昌济愤怒地冲进校长室，质问孔昭绶。毛泽东又给孔昭绶看了《大公报》中“日本国发出最后通牒，袁世凯承认二十一条”的新闻，使孔昭绶极为愤慨，愤然撕下了所谓的“征文”，并在学校大礼堂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有一个词，我相信大家都听说过支那。这是日本对中国的称呼，在日本人嘴里，中国就是支那。我们所有的中国人，都是支那人。那么支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起初我也不清楚，只知道这是自隋朝起，从天竺语摩诃至那中派生的一个对中国的称呼，词意并无褒贬。每次遇到日本人的时候，他们都会说：“看，支那人来了。”他们当时说话的表情，我想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那是一种看到了怪物，看到了异类，看到了某种不洁净的东西，看到了一头猪混到人群里，才会表现出的轻蔑和鄙夷。于是我就去查字典，我不相信日本人的字典，我查的是荷兰人出的1901年的荷兰大百科通用辞典。我查到了，支那：中国的贬义称呼，常用于日本语，亦指愚蠢的，精神有问题的中国人。这就是支那的解释。人，不可不知耻。耻，有个人之耻，国家之耻。德守不坚，学识愚昧，身体衰弱，遭人白眼，乃个人之耻。纲纪扫地，主权外移，疆土日蹙，奴颜卑膝，乃国家之耻。我四万万同胞，如果人人为人所耻，则国家必为人所耻，一个国家被人耻笑，那么个人也将成为被别人耻笑的把柄。支那之耻，无有个人与国家之分，此乃我中华全体之奇耻大辱！
这件事被汤芗铭知道后，派一营兵力包围了第一师范，逮捕孔昭绶。幸得到汤部中同情者的密报，孔化装成卖水的人，从侧门混了出去。
“孔昭绶事件”震惊了全国教育界，孔昭绶怀着一腔的忧愤，离开了长沙，离开了第一师范，离开了心爱的学生们，旋东渡日本避难，后进东京法政大学学习。
此前，他还因为一位学生扔馒头而召开了隆重的“节俭大会”。与其说这是一篇荡气回肠的演讲，不若说是一位教育家赤诚热血的办学理念，注重“学生学习，道德先行”、“道德成人”。作为学校校长，他本来有很多的行政事务去处理应酬，有很多教育空间去施展，可是他还是抽出时间，为学生进行修身功课教导，将教育定位于“道德本位”，用自己的高屋建瓴为学生指出理想和道德方向，用一腔热血给学生点燃精忠报国的爱国理念。
与其说是一次平常演讲，不若说是校长学术水平和道德水平的展示会，用校长自己渊博学养和道德风范，耳濡目染，耐心雕琢，“学生学习，老师先行”，引导感染学生。校长不仅是行政职务，更是学校的精神灵魂和学术高山，因为只有具备这样的知识水平、人格魅力和影响力，才能提到更好的灯塔效应，带动更多“学生后来者”。
与其说是一次灵魂教育，不如说是视学生为朋友的真情告白，注重“学生学习，平等先行”。校长不仅仅是老师的领导，不仅是制度权威，更是学生们的朋友和温情脉脉的良师。因为只有走进、了解、爱戴学生的校长，才能作出明智、亲民的教育决策，符合学生需要。比如孔昭绶的学生自治就是对学生的自我需要的回应。
想到了我们当今的校长，具有“孔昭绶风度”的能有多少呢？现代校长多成了“企业家”，太注重经济效益，学生的远景发展和道德成人自豪受到忽略，对教师用急功近利的升学率、优秀率考核教师，学生的道德养成、创新精神、实践能力不断萎缩。学校成了工厂，教室成了车间，教师成了流水操作员，学生成了模式产品，学校追分、追率演绎为办学“利润最大化”，导致教育行为日益功利化，导致教育良知和科学规律丧失。
校长成了“外交家”，很多校长不登讲台，不进行学术研究，不接触学生，不进课堂，不接触教育，而多涉足于社交圈结交达官贵人、行政官员，而钻营于本地政策走向和制度漏洞，为学校谋取最大的政策空间和经济空间，导致学校日益成为名利场。
校长成了“权谋家”，大搞一言堂，暗箱操作，污染了校园平等空气。据报道，校长负责制是时下各级各类中小学普遍实行的教育管理方式，可78.7%的教师却认为“校长负责制亟待改革”。其身不正，何以构建和谐发展的教育环境，何以培养学生良好的高尚人格呢？
作为校长的孔昭绶就是一面镜子，值得现代的诸多校长反思、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