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文抑武是宋朝基本国策，即所谓：“重文教，轻武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
公元960年，后周禁军将领赵匡胤在开封附近的陈桥驿发动兵变，黄袍加身，轻而易举地从后周世宗的孤儿寡母手里夺取了政权，开始了宋代的统治。但是，这种夺取政权的方式，赵匡胤并不是始作俑者。早在赵匡胤之前的郭威（即后周太祖）就是利用这种模式登上帝位的。为了防止此类事件的再次上演，宋初的统治者制定了以下的重要制度，并作为基本国策予以执行。这些基本国策也为后世的宋代皇帝所奉行，影响贯穿整个宋代。
具体措施，第一步是通过杯酒释兵权剥夺中央及各地节度使的兵权；第二步，派文臣到地方任职，剥夺节度使的行政权；第三步，派专人任转运使，剥夺节度使的财权。这样就初步解决了自唐后期以来的武人专横，藩镇割据的问题。进而对武将实行种种限制，如最突出的“更戍法”，时人曾这样描述它的消极作用“而又移换改易，地形山川未及知，军员仕伍未及识，吏民士俗未及谙，已复去矣”（张方平语），其结果使兵不知将，将不知兵，校往过正的结果是以后发展成为可笑的“恐武人症”。
开国之初，由于功臣宿将的存在，重文轻武政策的消极作用尚不明显。对兵力较弱的南方诸国，包括北汉，还能取得军事胜利。但在宋初的对辽作战中，就显出它的端倪了。宋太宗战前对将领赐阵图，不信任他们。所谓“权任轻而法制密”，使他们“不能奋于一战”。对于他们进行限制、牵制，最终导致高粱河、双歧沟战役的失败。在这样的政权下，这样的氛围下，名将辈出确实是怪事。有宋一代，名将也确实是凤毛麟角。象北宋初年的杨业，被逼得以死明志；曹彬虽被誉为宋初名将第一，也不过是能遵命耳；其子曹玮，在丁谓的排挤下，只能默默无闻地死去；狄青虽功勋卓著，位至枢密，但由于出身武将，最终也只能是外调；最冤莫过于南宋抗金名将岳飞之死，“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