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新政（Revenue New Deal；Receives the new deal ）。
收入新政[1]，顾名思义就是国民收入分配的新政策、新制度、国家新方案，具体是指《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简称收入分配方案）以及国家的改革收入分配制度。
收入新政斟酌再三收入新政文件发端于2004年，在2007年至2009年间前后举行了6次征求意见讨论会，却始终未能与公众见面。收入分配改革牵涉到各种利益的博弈，是其迟迟未出台的最大原因。收入新政涉及各种利益“据介绍，该收入分配方案共分为四个部分，一是缩小城乡差距，增加农民收入；二是增加对低收入居民的扶持；三是提高工资性收入；四是通过税收手段主要是个人税收来调节收入分配。其中，个税调整的一个最大突破就是确定了一个方向：个人所得税将按照家庭为主体征收。”
收入新政目前正由国家发改委紧张修改，不久将再次上报国务院。“这一次是被退回了，还需要修改。”3月18日，发改委就业和收入分配司一位人士向记者证实。
在2010年全国两会上，“收入分配”再度被空前关注。决策层也就此问题频频吹风，继2009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传出调整“收入分配”的信号之后，国家领导人在不同场合多次表达了“要加大收入分配调整”的决心。
在此情况之下，国家发改委操刀的收入新政，也再次被置于风口浪尖。据悉，这份文件发端于2004年，在2007年至2009年间前后举行了6次征求意见讨论会，却始终也未能与公众见面。多次参与收入新政征求意见的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表示，收入分配改革牵涉到各种利益的博弈，这是其迟迟未出台的最大原因。年底出台就不错了“方案被国务院退回来了，原因是还需要修改。”发改委一位参与者私下告诉记者。杨宜勇日前也对媒体表达过类似的观点：“方案曾转到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处，中央领导表态需要修改，但不是推倒重来。”
记者采访获悉，尽管收入新政还笼罩在迷雾之中，但具体内容也并非完全无迹可循。据介绍，该收入新政版本共分为四个部分，一是缩小城乡差距，增加农民收入；二是增加对低收入居民的扶持；三是提高工资性收入；四是通过税收手段主要是个人税收来调节收入分配。其中，个税调整的一个最大突破就是确定了一个方向：个人所得税将按照家庭为主体征收。
在发改委内部，具体操刀新方案的就业和收入分配司司长张东生，曾在2009年明确指出，新的国民收入分配方案，将坚持“初次分配注重效率，二次分配注重公平”的原则。同年8月25日，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报告中，发改委主任张平指出，中国将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不过，对于正在讨论中的新方案，不少专家学者还颇有争议。记者了解到，专家学者们不满意的地方包括，新收入方案强调要提高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的比重，但却未设定任何定量的指标，也未设立基尼系数的具体目标。在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上，按照世界银行的测算，中国已经上升到目前的0.47，大大超过了国际上0.40的警戒线。“发改委不可能搞出操作性很强的细则性方案。”一位不愿具名的专家向记者表示，“毕竟，该方案由包括发改委在内的八个部委会商之后共同形成，很多东西只能是原则性的。”专家据此认为，这些因素的协调会导致收入新政被推后，“年底出台就不错了。”利益调整阻力大从2003年开始，为应对收入分配差距带来的压力，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免除农业税、建立最低工资制度、加强劳动执法等。
2003年被看成是新一轮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起点。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实认为，这一轮改革的整体思路，大体上可以概括为“提低、扩中、调高”，即：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并且通过财税政策对高收入群体进行二次调节。
目前的政策如果说在“提低”方面有切实成效的话，“扩中”和“调高”则乏善可陈。李实等学者则指出，政策很难在“扩中”方面直接发挥作用，是因为一个国家中产阶层的扩大，和整体经济发展息息相关。杨宜勇也表示，“扩中”的整个过程可能要持续一二十年的时间，政府很难从行政上直接介入。在“调高”这个政府本应大有作为的领域，迄今也未有大的突破——— 公众最为关注的物业税和遗产税，具体推行仍无时间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表示，收入新政在“调高”方面至少有两件事情可以做：一是解决公务员收入过高，二是解决国有垄断行业收入过高。“利益调整阻力大。”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曾撰文称，收入分配涉及财税体制改革、社保制度设计等多个层面，政策设计和重构利益格局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多位接受记者采访的学者也强调，收入分配改革涉及很多利益的根本性调整，绝非短期之内可以完成。比如，“要对高收入群体的二次调节，最重要的手段还是打破垄断，但这需要时间和智慧。”据《华夏时报》报道
收入新政呼之欲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我国收入分配方案2010年内应该会出台[2]。他还说，中国现在基本具备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条件，可年增工资15%，力争大多数人收入在五年内有大幅度增加。收入新政时势所逼苏海南在接受人民日报海外版专访时透露，收入分配方案年内应该会出台，因为中央提出有关方针已有几年了，现实问题已经非常严重，现在收入分配不合理、贫富差距拉大是公认的、不争的事实，如果再不解决这个问题，可能会导致一些严重的社会问题。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维持在3.3倍左右，行业间差距最高达到了15倍之多；10%的最高收入户与10%的最低收入户人均收入相差20多倍，少数金融国有企业高管的年薪水平是社会平均工资的100多倍，而个别企业高管的天价薪酬是社会平均工资的2000多倍。这些问题必须加快解决。
他认为，收入分配体系不健全是造成收入分配不公平的直接原因。第一项建议考虑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有人提议，中国也应该搞“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苏海南分析说，这个我国是可以借鉴的，毕竟日本当年做了，效果还不错。“中国现在应该说基本具备这样的条件，所以应该在‘十二五’规划或者政府的工作计划里面，酌情考虑或者采取类似的做法。”他说，如果年均工资增长15%以上，五年左右就可以翻一番。所以，经过测算以后，我国也可以提出这样的目标，力争五年内让大多数人收入大幅度增加。
>>原因收入增长长期低于GDP增长
“之所以说我国已经具备了这样的条件，是因为中国的GDP增速现在还在8%以上，中国人均GDP已经达到了4000美元，已经是偏低中等收入国家了。这些年，总的来看，居民收入增长、劳动收入的增长是偏低的，低于GDP增长水平。党的十六大、十七大早就明确要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老百姓有这个热切的期盼，因此我们现在做这样一个‘倍增’的安排，不管是对外宣布或者是内部掌握，都是应该予以考虑并做出决策的。”第二项建议提高国企利润上缴比例
苏海南表示，目前国企利润上缴的比例是5%到10%的利润额度。他认为，这个比例肯定是低了，应该提高；其次是提高比例后上缴利润和国有企业产权转让的收益，都应该明确主要纳入社保基金或者其他用于民生的转移支付账户里面。而且，所上缴的每一笔利润使用的来龙去脉，都必须有明确的记录，要让人大代表能够看得懂，以便更好地履行他们的监督职能，确保这些钱主要用于民生建设。
>> 原因国企收益不能只留在国企
“如果国有企业不相应地建立合理的利润上缴制度，把占用国家资源等获得的收益都看成是本单位的，这显然是错误的，也是不公平的。那些通过行政权力、资源垄断、市场独断、特殊身份等非劳动因素获得的利润，如果不被剔除，反而成为国有企业人员的收入之源，显然不公平、不合理。这给相关的主管部门提出了新的要求，各有关主管部门绝不能站在自己部门的角度，更不能站在自己分管的既得利益集团的角度，来阻挠收入分配改革新政策的出台。”
收入新政的探讨央视《焦点访谈》2010年3月11日晚间播出了题为“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科学发展 改善民生”节目[3]。以下为文字实录：
民工荒：农民工用脚表达对收入分配改革的愿望
最近在网上出现了一种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叫“晒工资”。就是人们把各个行业、各个岗位的工资条在网上公开，通过对比来看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表达希望增加工资收入的愿望。
在这次“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明确提出，我们不仅要通过发展经济，把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做大，也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可见会上会下，大家对改革分配制度，逐步提高收入都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因为它直接关系到老百姓切身的利益。
网友们在网上“晒工资”，让我们看到了网友的关注和网友的愿望。关注就是对收入差距扩大的关注，而愿望就是缩小收入差距、进行分配制度改革的愿望。可以说网友以他们的方式进行了一番表达。而最近在沿海地区出现的用工荒的现象中，我们看到了农民工也在表达，而农民工的表达，是用脚进行的表达。
2009年夏末以来，沿海地区不少地方出现用工荒，以往人山人海的招聘现场，如今门庭冷落。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今年2月份发布的部分城市2010年企业春季用工需求和外出务工农民就业情况调查结果显示，今年春节后，企业用工需求比去年正常用工量净增15%，有70%的企业预期今年招工“有困难”或“有一定困难”。许多工人认为，目前大部分城市工人最低工资偏低。
求职者：90%都是1000多块钱一个月。
记者：你感觉低了点？
求职者：在家里面，如果有技术的话，有事做的也有两三千块钱一个月。
人大代表：工人的最低工资应该在1500元以上
面对农民工涨工资的需求和呼声，一些企业直呼难以承受。但是今年“两会”，来自企业界的人大代表向文波却认为，民工荒其实折射出严重的初级分配的不合理，因为农民工之所以不愿意出去打工，是因为他们所得的劳动报酬不足以吸引他出去。
早在2007年，向文波就开始关注工人工资待遇问题。2008年，他在自己的博客中连续发表《再没有比工资更重要的问题了》等三篇系列文章，甚至提出工人的最低工资应该在1500元以上。他的博客在网络上引发了超过30万次的点击率和大量辩论的声音。
企业靠人才竞争
敬一丹：会不会有的小企业的经营者说，你说这样的话，说为工人涨工资这样的话，是不是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
向文波：是，你看我的博客留言里面，确实很多人不知道我的角色，有的人以为我是当官的，说你是笼络民心，根本不知道做企业的难处。有的认为我是国有企业，就讲你国有企业反正无所谓，并不知道我其实是个民营企业。企业靠什么盈利？企业是靠人才去盈利的；企业靠什么去竞争？是靠人才去竞争的。
作为民营企业“三一重工”的老总，向文波从自身企业的发展经历中获得了深刻体会，只有提高员工的薪酬和待遇，才能吸引更多人才，才能使企业获得更长远的发展，进而推动经济的持续繁荣。但是，在当前阶段向文波认为，还是应该以立法来促使企业走上这样的发展道路。
向文波：弱势群众，尤其是普通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是必须靠国家法律保障的，不能完全依靠市场行为，或者企业家个体行为来解决。我建议还是要以立法的方式，来推行分配制度的改革。
和向文波代表一样，今年很多代表、委员对“两会”报告中关于国民收入分配的段落都极为关注。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
一，要抓紧制定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政策措施，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加大财政、税收在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调节作用，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
二，要深化垄断行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三，要进一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如何分蛋糕，现阶段经济要靠“共富”来带动。
如果把国民收入比作蛋糕，温家宝总理在报告中所说的其实就是分蛋糕的途径和方法。
全国政协委员景天魁：我们国家现在发展到了这么一个阶段，就是前二三十年，小平同志讲的那个，要靠让少部分人先富起来来带动。那么我们国家进入现在这个阶段，就是要靠“共富”来带动。
景天魁，全国政协社会法制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早在2005年他就提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相关提案，并一直关注国民收入分配问题。
景天魁：最近十年来，我们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占的比重逐年下降，每年要降低一个百分点，这个数已经相当快了。
调节收入分配，决心比黄金还重要。
敬一丹：那么谁来切蛋糕？过去很多工人觉得是不是老板在切蛋糕？那么现在整个社会在谈论分配的时候，哪只手是最有力的切蛋糕的那只手？
景天魁：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政府必须出手，就是要靠实现社会公平来激发经济发展活力。我借用一句温总理的话，他应对金融危机时讲“信心比黄金还重要”，我觉得现在对政府来讲，对调节收入分配来说，决心比黄金还重要。
敬一丹：把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做大不容易，把它分好也不容易。那么说到分蛋糕，我想到这样几个词，就是“合理、合情、和谐”。合理是说我们分蛋糕要分得公开、公正，合情是通过把蛋糕分好，理顺了利益关系和社会关系，和谐就是我们大家把蛋糕分好了，大家一起走进良性的循环，走进一个理想的社会状态，走向和谐。
主持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也是“两会”上代表、委员们热议的话题：有的建议提高个税起征点；有的建议限制国企高管薪酬，缩小行业收入差距；也有的建议，加大打击非法收入力度，规范灰色收入；还有的认为应该加强对低收入群体的帮扶救助力度，扩大就业，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等等。
网友谈怎么切好社会财富这块蛋糕
一位贵州的网友希望，尽早推行改革，通过税收手段调节高收入，通过社会救济、社会保障手段调节低收入。
这位网友深有感触，他说，看着那些垄断企业职工拿那么多工资，真是嫉妒啊！而那些高管的收入更让我们想都不敢想，太不公平了，必须调节一下。
河南的一位网友建议，应该把企业效益与工人工资挂钩，在法律上规定工人工资占利润的百分比，保障工人收入。
还有一位网友说，在同一企业，特别是国企，不管是合同工还是市场化员工，或是劳务派遣工，都要同工同酬。
广西的这位网友认为，要让农民富起来，农民占全国人数的一半以上，农民富有了，国家也就富强了。
公开透明、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坚决扭转收入差距过大的趋势，既是老百姓，也是代表、委员们议论风生的焦点。
在两会代表委员中，来自河南农村，有“农民工司令”之称的人大代表张全收与来自农民工群体的人大代表胡小燕，对农民工的收入分配问题一直非常关注。
全国人大代表胡小燕：现在的生活水平在不断上涨，但是有个别人工资可能几年都没怎么调整过，这样的话，对他们来说就感觉生活压力很大。
全国人大代表张全收：我作为一个人大代表我也做调研了，（农民）他们只能说出去打工，赚到一点钱，回来盖几间房子。有的还是非常非常穷，特别是我们河南内地跟沿海地带去比，所以这个比例是很大的。我们国家要做宏观调控，把工业和农民这一块要拉近距离。
如何缩小贫富差距，维护最广大劳动者的权益？这几天，代表、委员们一直在热烈地讨论。
全国人大代表李卫宁：我觉得要增加农民的收入，我们要在一产上做文章，要在二产联动发展上做文章，更重要的要在城乡统筹，推进城乡一体化上面来求得突破。
全国人大代表许兆君：行业之间、地区之间和人群之间，特别是层级之间，这种分配不公已经相对突出，应该从国家、税收、政策分配、转移支付和加大对落后地区的支持等等方面，来调节二次分配的效果。
全国人大代表张有会：充分发挥好工会的这个协调机制，我认为很重要。我们劳方跟管理层双方的关系是靠工会进行协调，这样可以更好地保护职工的权益。
针对社会上对垄断行业，国有企业高工资、高福利的议论，政协委员、经济学家迟福林表示，垄断行业它的整个收入的一部分应当充实到整个国民收入当中来，作为调节国民收入当中重要的一块。比如到社会保障基金里面来，使全民能够享受。第二，对垄断行业的工资水平和工资总额必须采取控制，坚决扭转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采取公开、公平的办法来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
收入新政决策论倍受人们关注的《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以下简称收入分配方案）[4]。最近有媒体称已被国务院退回国家发改委修改，国家发改委新闻处有关负责人则表示，“没有听说退回修改的事情。”不管是退回来，还是未退回来，这份从2004年就着手研究、起草的收入分配方案至今未出台、至今未能与公众见面，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的一位同志表示，收入分配改革牵涉到各种利益的博弈，这是迟迟末出台的最大原因。这确实道出了部分原因，但恐怕还不是迟迟不出台的最大原因。
收入分配改革涉及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行业、不同群体的切身利益，涉及到千千万万群众，确确实实存在着各种利益的博弈。在博弈中如何充分反映、展示各种利益群体的声音？如何最大限度地汇集各种意见、建议，确保收入分配方案客观、公正等？的确是一个难题，的确需要慎重再慎重。但在确定方案的过程中如果听不到各利益群体的声音，特别是处于弱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的声音——产业工人的声音、广大农民的声音、普通工薪阶层的声音……。要想确保方案客观、公正，为各方所接受、达到共赢，可谓难上加难，这也许才是收入分配方案迟迟不出台的最根本原因、最大原因。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凡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都需要向社会公开，接受群众的监督。”收入分配方案的制定，涉及社会各个群体，涉及亿万群众切身利益，理应向社会公开，接受群众监督。但实际上却一直由国家发改委、至多是相关的国家八部委的少数人操作，至多是在一个非常有限的范围内封闭运行，没有社会各方面、没有广大公众的广泛参与，没有向社会公开，群众监督更无从谈起，对收入分配方案的公正性，对方案能否经得起实践、群众、历史的检验，人们难免担心、甚至质疑。
大量的事实表明，对事关绝大多数人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在没有大多数人知情、参与的情况下，只是由少数人决定，要想成功，要想获得大多数人的认可、支持、拥护非常难，甚至不可能。少数人无论怀有多么美好善良的愿望，无论多么聪明睿智，哪怕是超级专家、超级精英，其视野、经验、智慧等等毕竟有限，决不可能洞察一切、洞悉一切，更不可能代替大多数，不可能完全真切地体悟到大多数人的各种利益感受、利益诉求。何况，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各种利益群体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利益需求日趋多样，利益矛盾日益复杂，利益协调日益艰难，绝非少数人的智慧、力量所能企及的。
胡锦涛总书记早在2006年的两会中就非常鲜明指出，要“注重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使改革兼顾各方面利益，照顾各方面关切，真正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如何更好地做到这一点？如何克服少数人决策的局限，特别是防止少数强势群体的干扰、操纵？把收入分配方案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建议，充分汇聚全社会、全民无穷、无限的民智、民力，然后依照法定程序，科学决策、民主决策，这已是实践所证明、取信于民的非常有效的办法。今年2月28日，关于中国教育未来10年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至2020年）》（公开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布，就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头，对我们进一步完善收入分配方案有着非常积极的借鉴意义。
收入分配方案既然涉及各种利益群体，涉及千千万万群众，那它就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广大群众在收入分配方案上享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这也是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所着重强调的公民的民主权利。那种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时代早已成为历史。在民智大开，民众维权意识、民主意识、参政意识愈浓，资讯日益发达，互联网日益兴旺的今天，搭建各种利益群体公开博弈的平台，让各种声音、各种意见充分涌流，已经不是能不能为，而是想不想为、有没有勇气为、有没有信心为了。
进一步完善收入分配方案，尤其是尽快形成公众、各利益群体有序参与方案制定的机制，争取方案早日出台，是关财富的公正分配，事关全体国民利益，是关社会和谐稳定。在这个重大问题上，究竟是由少数人决定，还是由大多数人在法治的渠道内、按民主的方式决定，答案已不言自明。
收入新政方案评析“收入新政”关键在治本从这个收入新政方案公布出来的基本结构上看，即使不了解其中细节也能够清晰地感觉出来，这个“新政”的瓶子装的还是旧酒，还是在旧思维指导下进行的设计，改革方案的“渐进”色彩很浓，显然属于一个治标的、绕着走的甚至是妥协的改革方案[5]。
这个方案最大的问题就是它是指向结果的，而不是指向原因的。这个方案回避了巨大收入差距、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所产生的根源，试图通过税收、转移支付、涨工资这样的技术性手段去解决中国目前在收入分配方面存在的结构性问题，这就好似装作看不见锅底下熊熊燃烧的柴火，而在讨论如何把锅里开着的水舀起来再倒回去……以给锅中的沸汤降温。如果我们“世故”、“睿智”、“成熟”地认为“釜底抽薪”不可能做到，那就赞美“扬汤止沸”的建议吧，就把它当成是一个“伟大”的进步吧。
并不是所有的“渐进”都应该被不假思索地加以赞美，“渐进”地跨进深渊就不值得鼓励，当然，一个心脏病人“激进”地采取狂奔的方式锻炼身体也不可取。在正确的道路上的渐进，也许慢，但还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在前行。但如果不是沿着这样的方向前进，只是在徒增改革的曲折性和代价而已，只是在延迟回到正确的改革路径上的时间而已。
在过去“渐进式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已经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众多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到今天，某些既得利益集团已经成为改革进一步向前推进的障碍和继续深化改革的对象了。试图“绕开”这些既得利益集团，深怕触怒这些脾气暴躁的“狮子”，试图以让这些既得利益集团能够接受的改革来解决正是因为它们的存在才产生的问题，不是天真就是无知。略有洞察力的人都知道，这些既得利益集团目前已经强大到能够控制改革的方向、内容和节奏的程度，他们已经饱尝“渐进式改革”的好处，他们会通过尽可能多的过渡性制度安排来延缓真正改革的到来。
“收入新政”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增加农民收入。只要是农民，通过转移支付只有可能消灭极端穷困，或者保证最低生活标准，而不可能让他们富裕起来，只有城市化，只有把农民从农村地区、从农业部门赶快转移出来，才可能真正提高他们的收入。城市化靠的不是口号和理念，靠的是制度创新以及源于这个良好制度的经济增长。不打破行政垄断，不把国有企业从竞争性经济领域退出来，不解除政府部门对经济活动的不合理管制，用管理取代管制，想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是根本不可能的。连出租汽车这样的行政垄断都打破不了，想从根本上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是不可能的。你站在最繁华的大街上，不论是在县城还是在大都市，数数那些富丽堂皇的大楼，不是属于政府部门，就是属于国有垄断企业，这就是收入分配格局的直观表现。
“收入新政”的第二部分是增加对低收入居民的扶持，这种扶持只有在“标本兼治”的情况下才值得赞美，如果没有治本之策，我们很难对这些“治标”的技术性手段感到由衷的高兴，因为我们知道，尽管收入分配格局已经扭曲到如此的地步，但我们在目前依然无法预期收入分配格局的根本转变。对这些治标之策只能是有比没有好。
“收入新政”的第三部分是提高工资性收入，对这样的措施能够感到兴奋的恐怕只能是那些生存于行政垄断性质的体制内部门的幸运者了，因为只有他们的工资水平才能够被政府的“有形之手”操控，而对于那些工资水平由市场、由竞争、由供求来决定的开放的市场化部门来说，除了更好地保护他们的私有产权，除了给他们一个高效严明的司法系统、除了给他们创造一个在公平的规则下自由竞争的商业环境，除了减轻他们沉重的税务负担，除了解除施加于他们身上的不合理的经济管制，除了向他们开放被行政垄断控制起来的经济领域，他们的收入水平怎么能够提高呢？
“收入新政”的第四部分是个税的调节。个税一定要改，改革的方向应该是对穷人减税和对富裕户严格征管双管齐下，现在的问题是原本是用来平抑收入分配差距的个人所得税却成了扩大收入分配差距的元凶。伴随着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的日趋严重，却是中低收入者承担了大部分的个人所得税，我们不是在“劫富济贫”，而是在“劫贫济富”。
也许许多思想“成熟”的“智叟”认为，中国的事情很复杂，需要时间，问题是这些技术性手段还能争取来多少时间，争取来的这些时间是做什么用的，为未来改革的攻坚创造条件？还是尽可能多地延缓真正改革的到来？在这样的“渐进”过程中，既得利益集团是变得更加强大？还是被逐渐消融？我们还有多少时间可以等待呢？
改革进行到现在这样的阶段，要想深化改革，想绕开既得利益集团已经是不可能了。想让时间的流水去消融既得利益集团这个“钟乳石”，是在逃避，是在装天真，这个“钟乳石”只能够在时间流水的滋养下越长越大。
在目前这样的改革攻坚阶段，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耐心，我们更需要危机感。推进中国的改革，我们缺乏的不是智慧，而是勇气。（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经济与政治研究中心 卫志民）收入新政更需要理性《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即“收入新政”）上报国务院后被退回，由国家发改委重新修改。这份文件发端于2004年，在2007年至2009年间前后举行了6次征求意见讨论会，历经多次修改。（《人民网》3月21日）
调节收入分配一直是事关民生的挠头问题。从2004年就开始制定的“收入新政”草案至今未见出台，这不能说是发改委做事效率低，只能证明国家在“调节收入分配”时的慎重和谨细。毕竟，这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政策。毋庸讳言，调节收入分配牵涉到各种利益的博弈。在这几年的意见征求和讨论会上，专家学者们各抒己见，争议频频。各个行业和阶层之间如何和谐，贫富差距采取什么策略降低，怎样才能保障公平公正，维持一个恰当的比例和基数，使我国的基尼系数降低在国际标准之下？争议好，理越辩越明。
但在这场“提低、扩中、调高”的辩论中，我们发现，很多人是激情过头，理性不足[6]。
首先是一味强调与国际接轨。时下，国内只要有个风吹草动大家就喧嚣一片，然后就追根溯源：与国际脱轨导致的。似乎国际标准是唯一的标准，是亘古不变的标准，是走向大同世界的先进标准。国际标准是什么？它无非是一纸数据而已。而这个数据也只不过是基于各国材料统计出来的。这个数据是固定的，而各国国情是不断变化的。因此，我们不能束茧自缚，不能盲目武断地追捧国际标准，这会导致在工作中抓瞎。标准不是万能的，实际才是正确的。
其次是死咬着某几个行业不放。而今，只要涉及到收入分配，大家就死咬着某几个行业，然后搓揉打压。好像这几个行业就是分配不均的源头，以为把他们打压下去就能保证公平正义了。这是一种“我穷你不能富”的畸形心理。笔者认为，如果高收入者是通过努力从正当渠道获得财产，不但不能被打压，反而要鼓励，这样才能提高他们工作积极性，才能促进社会财富蛋糕增大。因此，我们死咬的对象不是这部分人，而是那些利用权力寻租或法律漏洞获取不法财产的人。
最后是曲高和寡。在征求意见和讨论会上，我们耳闻目睹的多是专家学者的声音和身影。专家学者们纵然是通晓古今，高瞻远瞩，通观全局，但他们也有知识盲区。毕竟，专家学者们没有生活在一线，他们的材料和数据均来自调研。调研从某种程度上能反映出事实，但却是片面的，对于老百姓的真实需求还尚有差距。因此，多渠道采集老百姓的声音，最大程度地容纳老百姓意见是调节收入分配的关键。
“收入新政”被国务院退回修改，说明很多意见还有待商榷。在这场调收入、保民生的大战中，理性才是制胜之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