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世询（1929—1982），长直乡杜家庄人。他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少年时曾就读于私塾和小学。1949年参加革命工作，1951年1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先后任即墨县灵西区粮库会计、代理主任、县粮食局购销公司副经理、购销股股长、秘书股股长、副局长、中共刘家庄公社委员会副书记、中共前进大队支部书记等职。
1959年10月，杜世询调任中共刘家庄公社委员会副书记，当时正值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刘家庄公社人民群众挣扎在极度饥饿之中，杜世询一边满腔热情地努力工作，组织群众进行生产自救，一边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出于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对国家前途的忧虑，对群众疾苦的关怀，他先后两次直接上书给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反映基层的真实情况，大胆地陈述自己的见解，建议纠正“大跃进”、“浮夸风”等错误，同时指出错误的根源在中央，要求中央承担责任。当时，正开展“反右倾”斗争，上书直言，无疑是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正如他在上书中所说的：“在考虑写这篇报告的时候，同时也考虑到三个可能：可能是抓住一点否定全面，蓄心专意地向党进攻；或许是以国家为重，不为私利，赤胆忠心地谏诤；或许是头脑不清，精神失常，糊里糊涂地胡闹。按照我个人反复地考虑，还是属于中者。如果党认为前者，即定罪有据，专政待之，以理服之，甘愿受之；属于中者以民为重，以共产主义事业为重，党参考之；属于后者，严肃批评，党纪处之，加以教之”。在另一信中也说道：“如果我这篇报告完全是一支向党进攻的毒箭，有意或无意拆散社会主义，可以此做反面教材，批判揭发，借以教育其它党员，让鲜花开得更香，这对党更有好处。最后向党提出一点要求，如果这篇报告属后一种类型，望将我的党籍保留三年之后再作处理，这就是我最大的幸福。别无他求”。他周围的亲友、同志无不为之担心，而他却心情泰然。有人劝他放弃自己的观点，管好自己职内的事情就行了。他回答说：“现在的事情非只一社、一县、一省，而是全国普遍存在的问题。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不是刘家庄共产党党员，理应关心全国大事”。1962年7月，杜世询心情沉重，对许多现实问题百思不解，最后请求退职回家务农。临走留下一首诗：“革命十几年，吃些人民饭；是非难辨别，解甲归庄田。”从此他回到家乡，立志改变家乡的穷困面貌。
杜世询一生喜欢读书，才识超人，善与人论古今，工作方法独特。一日，他于刘家庄大集上看到一位算卦先生愚弄群众，骗取钱财。他便踱过去，蹲下来小声说：“老先生，你的卦位摆错了，坎、离应对正南、正北方向，你却摆为东北、西南方向，这样如何能算得准？”然后步步进逼发问，问八卦起源于何时，如何发展等问题。那算卦先生顿时张口结舌，羞愧满面，收摊而去。
杜世询当干部二十几年一贯清正廉洁，对自己及其亲友要求极为严格，对群众疾苦却关怀入微。在刘家庄公社工作时，他经常到最困难的烈、军属家中去串门，问寒问暖，用自己的工资去接济他们。1961年春的一天，公社干部每人分到2斤马肉，他自己舍不得吃，立即将这两斤马肉分成四份，分别送到最困难的烈、军属家中。自己却饿着肚子回到宿舍蒙起头来睡觉。无奈饥肠辘辘难以入睡，忽然想起院中有几颗白菜种子，他便悄悄去掰了几个老菜叶啃了充饥。于是他体会到群众因生活所迫而“吃青”之情。翌日，他便召集部分社队干部谆谆告诫说：“对偷吃青苗的群众千万要婉言劝慰，你们想想，谁肚子里有饭去啃青苗？”在他离开刘家庄之后的十几年中，每重游故地，总忘不了去看望那些老烈属、老困难户。
杜世询退职回到家乡之后，从当生产小队副队长到任前进大队党支部书记，从来没有脱离过生产劳动，在修水库的艰苦日子里，他常常光着脊梁与群众一起流汗大干。他不仅自己身先群众，而且总是让自己的儿女干重活、脏活。一年冬天，他率领儿女和部分群众一起挖平塘，一直干到临近春节，由于劳累过度，支持不住，身子一晃栽进冰水里，等人们把他抬回家，妻子好不容易才为他脱下冰衣裳。
杜世询一生充满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文化大革命”中，他被加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多次被批斗，但他毫不在意。1982年，他被确诊患有“膀胱癌”，在死亡面前，他不惧不忧，还反过来安慰亲人，他一回到家乡，马上邀集老朋友、老同志聚会，他举起一杯酒安然地说：“我得了死症，今日请各位最后来看看我，我也看看各位。我今天也解放了，不戒酒了，大家喝个痛快。”大家心里十分难过，他却谈笑自若，风趣横生。酒后还挥笔赋诗云：“人生恶死谁无死，人杰鬼雄层层去，终生不做食民贼，乐哉苦哉各自取。”
1982年8月2日，年仅54岁的杜世询与世长辞，临终前充满感情地说：“前进大队五个自然村，我修了四座水库，唯独咱杜家庄还没修成，老天让我再活一年，我就没有遗憾了！”杜世询逝世后，乡亲父老无不悲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