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凤仪（1923-1945年），汉族人，伊犁商会会长杨从之女。维吾尔族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的女友。她在新疆省立女中求学时与省立一中的维族青年阿巴索夫相识，并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可谓志同道合。1940年代初，他们中学毕业后，相继回到伊犁，并在伊犁女子中学任教，交往进一步增多。三区起事后的1944年冬季，作为三区主要领导人的阿巴索夫患了严重的伤寒，险些丧命。杨凤仪守护在他身边长达40天，请中医为其医治，并亲自煎药、喂药，把阿巴索夫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在当时民族情绪严重对立的情况下，文武全才的维族青年领袖阿巴索夫与汉族女子杨凤仪的恋情为伊斯兰教教徒所不容；而杨凤仪要嫁给一个维族小伙子，杨凤仪的父亲则是坚决不答应。杨父认为这是有伤风化的叛逆行为，再加上三区起事初期发生过民族仇杀，大量的伊犁汉人甚至妇女和儿童被杀害，杨从深受影响，经常恶语辱骂杨凤仪。尽管处境艰难，杨凤仪与阿巴索夫还是结合了。这种结合是需要巨大勇气的，阿巴索夫称杨为“毅然”，杨凤仪称阿巴索夫为“决然”。这是一种美女配英雄的志同道合的结合，也是杨凤仪为保全身家性命而选择的无奈的结合。
三区起事后，国民党军队不断向伊犁增兵，杨从得知这类消息，往往坐立不安，经常拿杨凤仪出气。杨凤仪每天都生活在爱情和
亲情的矛盾、信仰和理性的冲突、民族观念与政治压力的冲击当中，可真是度日如年啊。而且这种日子一时看不到结尾。最终，杨凤仪在活着不易的情况之下，选择了勇敢地死去。
1945年4月的一天，杨凤仪要求阿巴索夫把手枪留下，说她夜里害怕，担心坏人闯进屋来，阿巴索夫便把手枪交给了她。第二天，杨凤仪到文裴然家，让文12岁的儿子文应潮到她家取一封信交给阿巴索夫。阿巴索夫接到信后立即骑马向杨家狂奔，刚进院门，阿巴索夫看到杨凤仪正端坐在面对大门的窗前凝望着自己。杨凤仪看见阿巴索夫来了，转身走进厨房，用手枪对准自己的头颅。等阿巴索夫冲进来时，杨凤仪已经倒在血泊之中。阿巴索夫抱着杨凤仪的尸体泣不成声。
杨凤仪在给阿巴索夫的信中说：我本人是没有什么民族界限的，但是我没有办法再忍受这种对纯洁爱情的凌辱。请你把手枪收回，我不愿意传出去是用你的手枪自杀的。请保全我的家人。我为你死去了，但我希望你为我、为革命、为新疆各族人民活下去--
此后，阿巴索夫成为三区领导人中禁止民族仇杀最为出力的人。半个世纪之后，邓力群在谈到三区起事的时候还说，新疆少数民族英雄人物，阿巴索夫是最好的一位，当时有一部分人主张脱离中国，阿巴索夫是与这些人作斗争的。
1949年8月27日，阿巴索夫等三区领导人乘苏联飞机到北京参加政协的途中，在外贝加尔湖附近机毁人亡，时年28岁。如果真有天堂，杨凤仪在天堂并没有等阿巴索夫太久。
阿巴索夫最终娶了杨凤仪的学生吕素新为妻，阿巴索夫终生反对民族仇杀。鲜血告诉阿巴索夫，如果没有国际主义，民族主义便会成为一把两面刃的长剑，能抗敌，也能伤害自己伤害朋友。这个世界上，没有谁能真正报得了民族种族家族间的所谓仇恨，要么同归于尽，要么引发新一轮仇杀。 一段缺乏真诚的历史能把所有的努力全部变成荒唐，一个缺乏真诚的民族会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虚伪虚假是一种致命的癌肿，一种能够传染的瘟疫，反复受骗上当的人会设法去骗别人，就像时下流传于民间的“传销”活动，一个骗另一个，一家骗一家，这个城里骗完再到另外的城里去骗，反正人多的是，反正别人也骗我了，骗来骗去，眼睁睁地看着别的国家、民族发展了，自身已落后了。 所以，还是要真诚，要真挚，要高贵，要尊严，虽然每个国家和民族都为此流了很多的血。 阿巴索夫与吕素新的儿子后来成了一名解放军军官，他与母亲站在三区革命纪念碑前的合影，如同一首寓言诗那样意味深长。 杨凤仪随着历史的烟云散去了。象大漠里一粒飞逝的流沙。但是在我的心里，她是一位尘封的圣女，是高贵、理想和真诚的精灵。她的震撼力将永远在汉族与维吾尔族的民族关系史上产生影响。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已经把全世界每个人之间的关系概括为一句话:谁也离不开谁。[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