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
故事片（黑白）。明星影片股份有限公司1936年摄制。
女大学生宋嘉玉，素有服务社会、争 取女权的志愿。在高中毕业典礼上， 她曾发表有抱负的演说。大学毕业后 ，与茶商余伯远结婚，开始她生命史 上的黄金时代，后来发现丈夫有了新 欢，自感人格被辱，毅然离婚。旋即 进入某银行任职，却受到同事们的包 围和引诱，从而惹起同事之间的嫉妒 和倾轧。有妇之夫黎先生以示惠为求 爱手段，百般纠缠；一年轻行员因追 求她而失恋自杀。她感到如此环境后 患无穷，又转业到烟厂当了包烟工人 ，工头侯先生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 破格提升她为工场纠察。她不甘忍受 威胁利诱和屈辱，又气愤离职。数月 后，她见纱厂招工通告，报名应征， 却遭侯先生诬陷并被捕，幸夏律师仗 义执言，恢复自由。她自思几年来到 处碰壁，前途渺茫，乃接受夏律师求 爱，有了归宿。不久，她发觉邻居杨 太太被遗弃后的种种苦况，觉得以利 害关系结合不能永久维持安宁，而自 己的抱负也尚未实现，深感只谋自己 个人幸福自私可耻，于是又不别而去 。她究竟欲去何处？人们只能到现实 社会中去寻找她。 编剧： 洪深 导演： 张石川 摄影： 董克毅 演员：胡蝶（饰宋嘉玉）、赵丹、 龚稼农、严月娴、梅熹、王征信
女权的开始
20世纪初女权运动迅速发展美国的女权运动人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11个州争取到选举权
人类社会进入19世纪后，随着西方近代工业文明的发展，封建社会文化对人类精神的束缚逐渐松动。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妇女要求在家庭中具有同男子相等地位的呼声越来越高，女权运动开始萌芽。女权运动者的初衷是：自然、法律和造物者对人都是公平的，无论是男还是女。妇女在生活、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上具有和男子相同的权利。
世界女权运动起源欧美国家。女权运动的发展紧紧跟随着人类工业革命的进步，每一次产业革命都带来女权运动的飞跃式发展。19世纪末，第一次工业革命带来了女权运动的萌芽，1869年美国妇女选举权协会成立。20世纪初，第二次工业革命时女权运动在欧美国家广泛展开。1914年伦敦爆发了著名的女权运动者冲击白金汉宫，向英王乔治五世请愿的行动，这个事件标志着女权运动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女权运动牢牢建立在相应的社会物质文明的基础上，同时它也带动了社会文化，特别是人权运动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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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ll_loveless编辑，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
女权主义认识论
女权主义的认识论所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究竟有没有可能创造出一种独立于一般认识论的女权主义认识论。女权主义认识论是女权主义与哲学十分艰辛的结合过程的产物。目前，虽然女权主义认识论这一新概念已得到承认，但不少人仍然认为，女权主义认识论哲学家与职业哲学家不同；女权主义认识论与”正当的”认识论不同；总的看来，女权主义认识论还没有被知识理论的正式圈子所接受。
女权主义的认识论是对男性中心 (androcentric) 认识论的批判。其批判矛头指向客观性 (objectivity)，理性 (rationality)，伦理的中立性 (ethical neutrality) 以及价值中立 (value-free) 的神话。当女权主义者讨论到理性问题时，总要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理性观念，他把奴隶和女人视为理性不健全者，认为根本不值得对她们做出评论；他倒是曾讲到过理性和感情如何共同造就了身心健康的个人，可惜理性的概念一直是性别化的：理性化的男人和感情化的女人。
女权主义认识论对理性和客观性的批判有这样几个角度：首先，它认为所谓理性和客观性的认知主体是男性中心的，所以并不是真正客观的；其次，它认为纯粹的客观性是不可能的；最后，它为非理性和主观性正名。
首先，关于认知主体，女权主义指出，那些自以为独立客观的认知主体实际上是一个小小的特权群体——他们是一群受过教育的、通常是富有的白种男人；女权主义批判了他们所谓的客观性、价值中立和普遍性，认为这些都是以男性为中心设计出来的，是根据典型的中产阶级白种男性的经验设计的；它压抑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认知者的性别在认识论上是重要的。女权主义认识论反对后实证主义，反对以实证调查作为获得知识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的观点，不相信对事物普遍适用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是可以被发现和确定的；并且认为，只要这种观点还在大行其道，就不可能有女权主义认识论的地位。她们认为，男性把自己对世界的描述混同于绝对真理，把男性的偏差隐藏在中立和客观的表象之下。
女权主义认识论指出，西方哲学中所谓的理性和客观性排斥了女性和下层阶级的经验与特点，其中包括情感，事物间的联系，实践的感受和特殊性。它是系统地排斥他者 (otherness) 的产物。女权主义主张权力的分散，她们认为，过去认知主体 (男性) 的主体地位的丧失，使他们对文化少数派感到恐惧，他们拼命反对后现代主义，为自己特权化的认知地位辩护；他们拼命排斥女性、有色人种、下层阶级和同性恋。女权主义认识论因此特别提出，应当将以下五种因素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群加进认识的主体中去，它们是：性别、种族、民族、阶级和性倾向。女权主义认识论批评过去那些被公认的客观的科学对女性生活和身体的描述中的许多错误。
女权主义不仅抨击男权主义认知主体，认为他们不可能客观；而且赞美处于边缘地位的认知主体，认为这一地位对认知过程有利。有关在认识论中存在着特权地位与边缘地位的理论并不是女权主义首创的。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的第二次浪潮将这一理论的发明权归功于新左派，他们虽然否定了马克思把认识的特权赋予无产阶级这一个阶级的作法 (只有这一个阶级由于其所处地位才能认识到社会的发展规律)；但他们仍然相信，处于社会边缘地位的人与那些处于社会中心地位的人们相比，在认识论上更为有利，也就是更容易看到事情的真相。事实上，不少女权主义者讲到妇女时，就像马克思讲到无产阶级时一样，用的是同一种叙述模式。由于女权主义认识论强调认知主体的立场，因此又被称为立场认识论 (standpoint epistemology)，有条件的知识和身分政治。
其次，关于客观性究竟有无可能。女权主义者向传统的男权主义认识论提出挑战，她们在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揭示出，所谓客观性往往不过是皇帝的新衣。她们认为，当今世界上占据统治地位的现代认识论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启蒙主义；自欧洲的启蒙运动以来，理性的概念就超越了其他一切概念，占据了统治的地位，人们全都相信人性的进步和相信科学方法在发现真理方面的至高无上的地位。社会科学对公众关于什么是真理、如何发现真理一直有着持久而强大的影响力。在西方思想界，一向是理性高于感情，客观高于主观，精神高于肉体。随后，它同实证主义-实验主义原则混合在一起，自我认定为纯粹客观和价值中立的认识论。
在最近的20年间，由于后现代主义的出现，人们对纯粹的客观性产生怀疑，并围绕客观性这个问题展开激烈的讨论，其中包括究竟什么是客观的，什么不是客观的；我们需不需要去追求客观性；我们是否有可能得到客观性；我们如何得到客观性；等等。在这一争论中，双方的分野是：实证论者对目的论者；客观论者对解释论者；现实主义者对结构主义者 (其中包括后结构主义者)。女权主义认识论对于观察的客观性质疑，认为人的偏见与预期会影响到观察的结果。她们引用一个研究的结果来说明这一观点，在这项研究里，观察者被要求数扁形虫蠕动的次数。研究者让一半观察者预期有大量的蠕动，让另一半观察者预期有很少的蠕动，结果前者比后者报告蠕动的次数多一倍。这一研究结果被解释为，你预期什么就会观察到什么。(海德：<<妇女心理学>>，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13页)
女权主义认识论批判了客观主义认识论的五大前题：第一，方法、程序和技术被当作价值中立的工具；第二，知识是有范围、分领域的；第三，存在着判断某种知识的有效性与真实性的标准；第四，知识是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永恒真理；第五，尽管知识是由个人获得的，但它却不是独特的和个人的，而是具有普遍性的。
女权主义认识论认为，人文社会科学中出现的”理性危机”是发人深省的，它具有认识论、方法论和政治的含义。它认为，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来自精神 (及纯粹概念) 超越肉体的历史特权。理性危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研究的客观性不再令人信服；像自然科学模式一样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实际上是不可能获得的：长期以来，以人类为对象的科学研究试图产生实证主义版本的”人类科学”，典型的例子有行为心理学和统计社会学，试图把研究对象——人性——缩小为物质对象，但并不是十分成功的；人文社会科学日益面临着理性自我认知的不可能性，这是一个两难命题——如果不能排除自我，理性中就必定含有非理性的内核；知识无法理解自身作为知识的自我发展过程；不可能在相互竞争的由不同立场产生出来的方法和范式中作出理性的选择。
然而，在妇女运动内部也有人怀疑”理性危机”的说法，怀疑仅凭感觉、诗、神秘的沉默就能够取代理性。这种观点认为，发生了危机的并不是工具理性的可信性，而是它一向拥有的特权地位，是工具理性的统治程度。女权主义不应当从根本上否定理性，而应当反对理性的狭义的工具概念，以及过去人们加在理性问题上的性别归属——理性是有性别的，它是属于男性的。
最后，看一看女权主义认识论是如何为非理性和主观性正名的。面对着哲学和科学中那种排斥和仇视妇女的传统，女权主义者发明出新的更适当地了解世界的方法。一些女权主义者认为，休谟 (Hume) 的认识论同这种新的女权主义的认识论最为接近，因为他主张将道德与美的判断同事实与数学的判断结合起来。
在西方文化中占统治地位的实证主义把知识对象划分为两个论域，即事实的论域与价值的论域。它认为，价值判断是不能够被证实的，因此是无意义的，不应当让价值判断来歪曲事实。它认为，科学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在事实这一论域中发现事物所由形成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实证主义方法不仅要适用于自然科学，还要适用于人文社会科学。这一认识论的前提是：假设存在着一种普遍的、同质的和基本的”人性”。但是，女权主义认识论却认为，人是社会的产物，是历史的变量，是被权力关系塑造出来的；不是天生如此一成不变的本质的存在。
女权主义认识论认为，客观主义的认识论是危险的，解决这种危险的办法是把主观性考虑进来。它在争论中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有政治导向的政治学研究能够得出比价值中立的生物学、社会科学研究更加准确的结果？为什么那些为女人而做的研究能够解答其他自然和社会关系的问题？它的回答是：人的社会经验不是性别中立的，因为它是有性别的人们的实践。
在一些认识论的具体问题上，女权主义也向传统认识论提出了挑战。例如，女权主义科学哲学家凯勒 (Keller) 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科学界在单因性关系和交互作用这两类对事物的解释中特别偏爱单因论，总要为复杂的现象寻找一个最主要的影响因素；为什么在线性简化论和互动论当中它也总是偏爱前者。(Keller, E. F. Gender and science: 1990, in The Great Ideas Today,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1990)
福柯的认识论同女权主义的认识论十分接近，主要是他那种被压抑的话语的感觉与女权主义十分接近。但有些女权主义者提出，女权主义应当超越福柯，要从理论上说明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人可以拥有一种非话语的感觉，这将是人的主观性的最终胜利；她们说：我们必须紧紧抓住自己那些难以用语言加以表达的感觉。(Ramazanoglu, C. (ed.) Up against Foucault, Explorations of Some Tensions Between Foucault and Feminism, 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1993, 94)
谈到女权主义的方法论，不能不首先提到获得许多女权主义者竭诚赞赏的一个关于女权主义研究的定义，那就是：对女性的研究；由女性来做的研究；为女性而做的研究 (on，by，and for women)。另一种与此类似的提法是：由女性来做的研究，关于女性的研究，为女性而做的研究 (by，about，and for women)。(Miller, C. with Treitel, C. Feminist Research Methods,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Greenwood Press, 1991, 33) 由此观之，女权主义方法论完全不害怕被人攻击为不客观、不科学，反倒对自己的倾向性直言不讳。
有一种传统观念认为，只有男性可以拥有知识，女性只能拥有经验，而经验是低于知识的。可是女权主义的研究坚守主观性和个人经验的价值。有女权主义者主张：”所谓女权主义的研究绝对是并且必须是由女性所做的研究，因为在女权意识和女权主义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Reinharz, S. Feminist Methods in Social Researc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3)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男人虽然可以支持女权主义，但不可以成为女权主义者，因为他们缺乏女性的经验。
但是也有一些人认为，男人也可以成为女权主义者，也可以拥有女权视角。有人甚至认为，男人研究妇女会更客观，其结果更加可信，也更容易得到认真的对待。这就像由白人来研究黑人的家庭，就比由黑人来研究同一题目被人认为会更少”偏差”；相反，由黑人来研究白人则不但不会被人认为较少偏差，而且会被视为出于”黑人视角”。按照这一逻辑，似乎”高等”的群体可以研究”低等”的群体，其结果会被视为更加可信。比如，男人研究女人；白人研究黑人；异性恋研究同性恋。这种把人群分等级的作法肯定是错误的，但是如果只分内外不分上下地看，由圈外人来研究某一群体似乎的确比圈内人来研究好些，前者至少不应当比后者更差，如果不会更好的话。当然他们必须首先克服对研究对象的偏见以及对研究对象不熟悉的弱点。可是，又有多少研究者在研究某一事物之前对它已经是非常熟悉的呢？
女权主义研究对方法论领域的贡献可以被概括为两个方面，一个是研究领域的拓宽；另一个是研究方法的创新。女权主义的研究开拓了如下研究领域和新方法：第一，对特殊群体的研究，例如对上层妇女的研究；对农场农妇的研究；对日裔美国妇女的研究；对美国南部奴隶妇女的研究；对美国印地安混血儿的研究；美国社会学家芭丽 (Kathleen Barry) 研究了性奴隶现象；还有人类学家研究了印地安医师，研究了世界著名的女恐怖主义者等等。第二，对特殊行为的研究，例如，对养家这一行为的研究，对改进社区环境的研究。第三，开创了研究资料的新形式，例如，关于女性的主观社会经验的资料；关于女性主观自我的资料等。(Reinharz, S. Feminist Methods in Social Researc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219)
女权主义的跨文化研究也有其独特之点：首先，它承认文化独特性的重要性；其次，它强调深入研究异文化的必要性；再次，它强调处于不同文化中的妇女之间的共性；最后，它强调对研究资料作批判评价的必要性。它特别注重对女权主义研究中种族中心主义 (ethnocentrism) 的批判，反对忽略第三世界妇女的倾向，批判那种以美国的中产阶级白种女性为全世界妇女的代表的倾向。
女权主义研究的访谈方法偏爱半结构化的访谈方式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这是一种定质的 (quantitative) 数据收集技术。它既不同于采用参与观察方法的民族学方法 (ethnography)；也不同于传统的在调查者与被调查之间缺少互动的大型结构性调查 (survey research and structural interview)。
女权主义研究的方法注重权衡访问熟人与访问生人的利弊。例如在美国，有些少数民族妇女只愿接受熟人的访问，不愿回答生人的问题，因为她们害怕移民局的查询，对陌生人容易产生不信任感和敌意；相反，有的堕胎妇女只愿接受陌生调查者的访问，在性问题的调查上也是这样，在这类情况下，调查者是生人更能使被调查妇女感到轻松，容易讲出真情。
在女权主义研究方法中，也存在着亲近调查对象与同她们保持距离这二者之间的两难处境问题。如果同调查对象过于亲近，可能会感情用事，歪曲事情真相；如果同调查对象保持距离，又远离了”为了妇女而研究妇女”的原则。女权主义研究方法主张，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不应避开对调查对象做出个人反应，并且认为在研究中做出个人反应是有益处的。例如，在调查访问被虐待妇女的过程中，研究者做出的个人反应完全可以成为研究的一部分。为什么有必要对调查对象做出情感反应呢？因为研究者的情感反应有助于打被调查对象对现状的困惑感和麻木感；而且研究者本身也需要得到对方的支持；此外，做出个人反应会给研究带来整体感。她们强调这正是女权主义研究方法的特点，她们认为：”归纳的方法对于理解有机体是不合格的，无论这些有机体是蜘蛛、星鱼还是妇女；我们只有用一双饱含爱意的眼睛去看，才能理解有机体。”(Reinharz, S. Feminist Methods in Social Researc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3)
女权主义研究的方法论在伦理方面提倡调查者帮助被调查者，这在传统调查方法中是被完全忽略了的。在80年代，女权主义学术研究的特点就在于，它是与社会活动相结合的。与过于强调价值中立的研究相比，女权主义研究是有价值导向的研究 (value-oriented inquiry)，研究的前提是为了改善妇女的状况。大多数女权主义学者都有这样一个特征，那就是，她们认为目前的社会状况是需要改变的。
妇女研究在传统的研究方法之外，创造出一些新的方法，如口述史的方法。口述史的方法可以在了解事实与行为的同时，发现被调查者的情感与主观性。这一方法促使女权主义者们去了解象征互动主义 (symbolic interactionism)，使她们更加关注过程，而不太强调结构，拒绝那些貌似中立和客观的研究，并在研究过程中使女性从单纯的客体变成研究的主体。历史上最早记录女性生活史的作法始于1890年，它的第二次浪潮是本世纪60年代末期。但是，口述史的方法在主流社会学中处于边缘地位，这种凭主观抽取调查对象的个人研究被主流社会学认为价值很低。
女权主义研究偏爱口述史方法的原因有以下几种：首先，为了发展女权主义理论；第二，为了表示对他人的敬意，例如，有些俄裔的移民喜欢用口述史的方法来记录她们祖辈人的生活；第三，为了社会正义，为了让人们通过这种叙述听到那些在某一社会中被大多数人忽视的人们的声音；第四，它有助于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理解与沟通，能够使中上层妇女加强对下层妇女的了解；最后，它能够揭示出某些事件在女人眼中的意义。
对妇女个人生活史的访问和记录受到女权主义的高度重视，认为使用这种方法能够打破已有的边界，创造出新的公众话语。由于在过去的公众话语中，男性为主的色彩很重，因此女人的生活史在公众话语中的出现比起一般的个案生活史更具有特殊的意义。它有助于打破以男性话语为主的公众话语，使两性的话语在公众话语中都占有一席之地。
在传统观念中，定量的研究方法一向被视为”硬方法”(hard methods)，如大型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相反，定性研究方法则被视为”软方法”(soft methods)，如民族学方法 (ethnographies)，深入访谈方法和观察法。女权主义者批评统计学，视之为”男权文化中所谓'硬性事实'的僵硬定义的一部分”(Reinharz, S. Feminist Methods in Social Researc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87)，并主张女权主义的研究只应采用定性方法，不应采用定量方法。例如，心理学家格拉汉 (D•Graham) 和劳玲 (E•Rawling) 就断然否定任何自称属于女权主义研究的定量研究。她们将研究分为三类：女权主义的，性别主义的 (sexist) 和非性别主义的 (nonsexist)。”女权主义的研究视角以定性为主，一旦采用了定量的技术，女权主义研究者总会感到需要为此表示歉意；而性别主义和非性别主义的研究视角却是以定量为主的，一旦采用了定性技术，研究者也总会为其研究将缺乏科学的严谨性而表示歉意。”(Reinharz, S. Feminist Methods in Social Researc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87)
但也有人忧心忡忡地提出，如果女权主义社会科学家们拒绝使用定量的方法，将会使她们自己被迫处于这一学科的边缘地位。据统计，美国的心理学研究目前有71%采用实验的方法；在美国的主要社会心理学杂志发表的文章中，采用实验方法的占到78%。如果完全否定实验方法，女权主义心理学将不可避免地处于心理学研究的边缘地位。因此，不少女权主义学者反对完全排斥量化方法的倾向，认为不应该排除量化和实验方法。她们指出，女权主义方法论与男权主义的方法论的区别只不过在于，前者乐于承认和采纳范围更广的方法和技术，其中包括那些并非不严谨只是不那么僵硬的方法和技术。
总之，女权主义的方法论不仅不标榜价值中立，而且还认为，每个人做研究时都不可避免地要在三个方面受到价值观的影响：如何选题；如何作这项研究；如何解释研究结果。应当指出的是，持有这种观点的并不仅仅是女权主义者，不少方法论专家也同意这种看法。
其实，女权主义首先是一种观点，而不是方法。但是的确有一些研究方法是女权主义所看重的，它也创造了一些新的方法。在我看来，即使是由女权主义者或从女权主义立场出发创造出来的方法，也都应当以进入整个研究方法的武库为目标。换言之，它应当努力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方法，所谓普遍意义有两个内涵：其一是它也可以适用于除妇女研究领域之外的各种研究；其二是它可以由女权主义者之外的其他研究者普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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