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背景20世纪50年代，美国在中国周边搞的“新月形包围圈”。
新中国成立以后，美国将亚太政策的重心放在了遏阻“亚洲共产主义扩张”上面，逐步形成了从日本、南朝鲜、台湾到东南亚的“一条线”的战略构想。从1951年到1955年，美国先后同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东南亚国家、中国的台湾等，签订了《美日安全条约》、《美菲条约》、《美、澳、新条约》、《美韩共同防御条约》、《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等，构建起了主要针对中国的亚太军事体系，即所谓“新月形包围圈”。
这个军事体系是实实在在的，是美国在欧洲建立的共同防务体系的“摹本”。首先，它以“防止亚洲共产主义扩张”为共同政治基础；其次，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签约国家互相承担着军事援助的义务。
名称概念美国的C形反导系统网
美国如今的“C形”战略布势，性质大不相同：
第一，中美关系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实现了正常化；第二，原来的亚太军事体系（即“新月形包围圈”）已处于半瓦解状态，曾经是这个体系中的大部分国家已不再对中国采取敌视政策；第三，美国在印巴次大陆、西亚、中亚的新布势，既不刚性，也不稳固，同这些地区国家没有军事同盟关系。因此，所谓的“C形包围圈”不可与当年的“新月形包围圈”同日而语。
战略性质美日举行联合军演展示强大空中编队
美国借助“C形包围圈”对中国所能做的事情十分有限，主要原因就是它在这个战略布势的各个方向所要对付的事情太多。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说得很清楚：美国称霸全球的战略重心，是控制欧亚大陆；而控制欧亚大陆的重心，一是西欧、一是东亚，一是中东，即“两端加蜂腰”的全球战略布势。美国冷战后在亚洲加紧构建的“C形”战略布势，是它称霸全球战略布势的一部分。
既然是称霸全球，它所要防范的敌性国家或潜在敌性国家就决不会仅仅是一两个，因此它在各个战略方向上所要防范的对象往往不是单一的，甚至那些“盟国”也会成为它防范的对象。如美日同盟关系，对于美国来说，不仅有针对中国的一面，还有防范、牵制日本的一面。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既把日本作为其控制欧亚大陆东端的一枚重要棋子，又不希望日本坐大，挑战其在亚太地区的霸权（美国把整个太平洋视为自己的“内湖”）。
美国永远不会忘记日本的扩张历史。因此，美国对日本既利用又打压，始终把日本拿捏在掌心里。近几年，美日之间围绕着冲绳普天间军事基地的较量，实质是一次控制与反控制的较量，是美国对日本独立倾向的压制。再拿美国进入中亚来说，虽然其战略意图有布势中国西部一面，但更主要的一面，还是楔入原来苏联控制的地区，压缩俄罗斯的战略空间。
因此，俄罗斯对于美国在中亚地区的存在，如芒在背，去之而后快。中亚是美俄较量的重要区域。最近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动荡，使中亚政治形势发生有利于俄罗斯的倾斜，动摇了美国在中亚的地位。总之，美国的战线太长，在各个战略方向所要防范的对手太多，很难集中力量，这是它的致命弱点。
因此，中国在美国的“C形包围圈”面前，仍然有着极其广阔的战略回旋空间。只要运作得当，这个空间只会越来越大，而不会越来越小，更不会只剩下中美直接军事对撞一条路可走。“中美必有一战”，实属危言耸听。
中美关系走向美国爱国者-3导弹发射试验
中美建交30余年来，除了头10年比较平稳以外，一直波澜起伏，动荡不居，但始终未破大局，呈现出“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的状态。这表明，有一些相对稳定的因素支撑着中美关系，决定着中美关系始终围绕着一个大体稳定的基本走向上下波动。
第一，美国的综合国力强大，尤其是科技实力、军事实力拥有巨大优势，中国难以匹敌。
第二，美国不会放弃称霸全球的战略，不允许轻易改变有利于它在全球化进程中获取最大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游戏规则”；而中国决不会放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致力于建立公正、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决不会听任美国摆布。
第三，美国的综合国力虽然强大，但建立和维持全球霸权仍有力不从心之感，不可能集中全力对付中国，而中国虽然还欠发达，但也毕竟是一个大国，全力对付都未必有胜算，何况分散力量。可以想见，如果美国全力对付中国，其全球霸权体系势必“崩盘”。
第四，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中美两国利益越来越交织在一起，相互合作是一种客观需求。
中美关系对于中国来说，则是影响外交全局和对外开放全局的重要因素，推进中美两国关系是中国融入国际发展体系，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中获取利益所必需的。而中国参与新一轮经济全球化进程选择了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军事政策，决不谋求世界霸权。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决定了中美关系的“既对抗又合作”的基本走向，只要这些因素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这个基本走向就不会改变。沿着这个基本走向发展的中美关系，给中美双方处理矛盾和争执留下了回旋空间，中美之间的政治总可以找到前进之路，而不会轻易走进死胡同。
评论现在中国面临的这个“C形包围圈”是个三位一体的圈子，中国与周边不可避免会闹别扭，这种摩擦可能来自冷战思维，也可能来自发展过程中的碰撞，或者对不同文明的不同理解导致的误读。
中国应采取不同的方式，协调不同国家的利益诉求，这也是争取和平发展机遇的一种办法。[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