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苏区，何叔衡、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董必武5人年龄较大，资历较深，德高望重，被誉为苏区“五老”。1934年10月，除何叔衡留在苏区继续战斗外，其他“四老”随中央红军踏上长征的漫漫征程。所以后来的“四老”就是“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董必武”四人。
董必武1886年生，原名董贤琮，又名董用威，字洁畲，号壁伍，湖北黄安（今红安）人，从事革命活动后改董必武
为必武。1920年秋在武汉建立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武汉小组代表。随后建立和发展湖北省的党组织，任中共武汉区委委员，湖北民运部部长，湖北省委委员。第一次国共合作时领导筹建了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并任湖北省国民党工作委员会主任，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1928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列宁学院学习。1932年回国，在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历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执行委员，最高法院院长，工农检察委员会副主任。1934年10月参加长征。到陕北后，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陕甘宁边区政府代理主席。抗日战争时期和抗战胜利后，是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谈判的代表之一。1945年代表解放区参加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曾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副书记，中共重庆工委书记，中共中央财经部长，华北局书记，华北人民政府主席。
建国后，历任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政务院副总理，政务院政法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1975年1月任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是中共六届中央委员，七、八、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出版有《董必武选集》 、《董必武政治法律文集》、《董必武诗选》、《董必武年谱》。
1975年4月2日在北京逝世，终年90岁。
董必武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创始人之一，也是新中国法制的先驱和主要奠基人。董必武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法律观，从我国的具体情况出发，实事求是地总结了我国的实际经验，对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建设、法制建设、法律人才培养、法律科学研究等方面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林伯渠原名林祖涵，字邃园，号伯渠，中国湖南省安福（今临澧）人。林伯渠
1886年3月20日，林伯渠出生于湖南安福（今临澧县）修梅镇凉水井村一个普通的乡村家庭。
1902年，林伯渠入湖南西路师范学堂。
1904年春，经选拔考试，林伯渠被师范学校选送留学到日本东京弘文学校公费留学。
1905年8月，林伯渠在东京加入中国革命者同盟会。
1905年11月，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清韩留学生规则》 ，林伯渠在极为愤慨之下，毅然回国。
1906年春天，林伯渠回国后，在长沙振楚学堂教学并在西路公学任职约1年。
1907年，林伯渠被派往东三省联络绿林，从事起秘密的反清活动，黄花岗起义失败后，才回湘参加反袁独立活动，后被袁世凯通缉，于1913年5月逃亡日本，并加入到孙中山重新组织的中华革命党，受命回国后，曾任湖南省署秘书兼总务科长、政务厅长等职。
1917年，段祺瑞非法解散国会，林伯渠与湘军旅长林修梅退至衡阳起义，参加了护法之役，担任湖南护法军总司令部参议。
1920年，林伯渠出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议。
1921年1月，经李大钊、陈独秀介绍，林伯渠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他参加国民党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两任农民部长和武汉国民政府军委会秘书长。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后，林伯渠逃出国民党中央，出任第六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把一支内部矛盾重重、战斗力弱的杂牌军，建设成北伐中的一支劲旅。
1927年7月15日，宁汉合流后，林伯渠参加“八·一”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受党中央派遣，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32年冬，林伯渠由海参崴学成回国。翌年三月，进入江西中央苏区，出任苏维埃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长，后任财政部长调任没委会主任及总供给部长。
在参加长征到达陕北后，林伯渠先任中央政府财政部长，继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他领导边区军民，积极贯彻中央的十大政策，建立三三制政权，实行精兵简政，领导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进行经济文化建设，把边区建设成为模范抗日根据地。
1937年8月，中共中央召开了洛川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派林伯渠常驻西安，任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党代表，集中精力从事统一战线和对外联络工作。
1945年4月，在党的七届一中全会上，林伯渠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48年冬，林伯渠抵达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后受党中央委托，前往东北迎接李济深、沈钧儒、谭平山、郭沫若等30多位民主人士到北京。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林伯渠作新政协筹备工作报告，并当选为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
19949年，在10月1日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林伯渠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下午3时，他在天安门城楼上主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上，林伯渠当选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倡导把定期下去视察工作，了解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作为党和国家机关联系群众，调查研究的一种制度。
1956年9月，在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林伯渠继续当选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
1957年到1959年的三年中，林伯渠先后去广东、杭州、上海、南京、内蒙、山西、辽宁、宁夏、湖北、广西、福建、江西、湖南等地视察，逐渐觉察出一些问题，在日记本中写下“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留有余地，力戒浮夸片面”等一些针砭时弊的见解。
1959年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林伯渠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1959年8月，林伯渠率代表团赴蒙古访问，受到蒙古人民的热烈欢迎。
1960年5月，林伯渠病情恶化，在北京医院治疗，29日病逝于医院，享年74岁。
林伯渠是中国共产党德高望重的领导人之一，也是严以律己、廉洁奉公的楷模。他曾在自己的日记中醒目地写到：一、遵守党章党纪。二、戒骄傲自满。三、必须有系统地进行监督。四、加强马列思想教育。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林伯渠总是跟着进步的方向走，在危难的关头，总是和广大人民站在一起。林伯渠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质得到了全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由衷的敬仰和爱戴。 主要著述收入《林伯渠文集》。
徐特立徐特立(1877—1968)，又名徐立华；徐特立
1877年2月1日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府善化县四都观音塘（今长沙县江背镇观音塘）。
1905年入长沙城宁乡速成中学，毕业后在长沙周南女校任教。后兴办私学（如梨江学校、长沙平民夜校等）。
1910年往日本考察教育。支持武昌起义，被选为湖南临时议会副议长。
1913年任长沙师范学校校长。
1919年-1924年6月，42岁时远赴法国勤工俭学，并考察了比利时和德国的教育。
1924年回国后创办长沙女子师范学校和湖南孤儿院。
1927年5月，在大革命遭受严重失败的白色恐怖中，徐特立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南昌起义，任革命委员会委员、第二十军第三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1928年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30年回国后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创办了列宁小学、列宁师范等。参加了长征。在延安曾任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以八路军高级参谋长的名义任八路军驻湘办事处主任，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1931年1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部代部长，兼任苏维埃大学副校长。
1934年他以57岁的高龄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表现了老英雄的大无畏的革命气魄。
1940年创办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并任院长。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共第七、八届中央委员等职，后因身体原因请辞。
1968年11月2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党中央曾评价徐特立“对自己是学而不厌”，“对别人诲人不倦”，“中国杰出的革命教育家”。毛泽东称赞他是“坚强的老战士”，“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刘少奇称赞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周恩来称赞他是“人民之光，我党之荣”。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徐特立关注的第一件事，就是保持党的优良作风。他认为自己作为一名老党员，一名党的高级干部，应该时刻不忘保持党的优良作风，特别是保持“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的工作作风。他关注的第二件事就是发展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他孜孜不倦地从事学术研究，发表了很多精辟的见解及深刻的论述，这些文章大都收集在《徐特立教育文集》和《徐特立文集》中。
谢觉哉原名谢觉斋，字焕南，学名维鉴，1884年5月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县。1905年考中晚清秀才。1919年参谢觉哉
加五四运动，1921年加入新民学会，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和大革命失败后的一段时期里，在湖北、上海、湘鄂西苏区，主要从事党的宣传教育工作，先后任《大江报》、《红旗》报《工农日报》主编。1933年4月到中央苏区工作，先后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秘书长、内务部长等职，主持和参加起草中国红色革命政权最早的《劳动法》、《土地法》 、《婚姻条例》等一系列法令和条例。1934年10月参加长征。
红军到达陕北后，担任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内务部长兼秘书长，后又任司法部长兼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七七事变后赴兰州，任党中央驻兰州办事处代表。同年9月起任陕甘宁边区政府高等法院院长。1939年2月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1941年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1948年8月担任华北人民政府委员，9月任华北人民政府司法部部长。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部长。1959年4月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1965年担任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71年6月15日在北京逝世。
谢觉哉一生，不谋私利，不图虚名，廉洁奉公，艰苦朴素，实事求是，数十年如一日，甘做人民的公仆。他常常对子女说："我是共产党人，你们是共产党人的子女，不许有特权思想。"他规定子女不能随便用他的车子。在内务部工作时期，他本着"上为中央分忧，下为群众解愁"的精神，除亲自参与制定各种救灾救济抚恤政策的制定，还奔波于各地灾区，访贫问苦，具体解决实际问题。作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他不仅亲自办案，典型示范，而且深入到全国各地法院，亲自查看案卷，大胆纠正冤假错案，更好地保护了人民的正当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