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三届与“老三届”相对、相衔接，指称1969年秋季进入初中的小学66、67、68级应届毕业生。他们出生于1950年代中期，1970年代进入青春期。不同于特指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77级、78级、79级大学生的新三届。[注]
因为文革“停课闹革命”中断了正常的教育、升学，“老三届”学生直到1968年底、1969年初被上山下乡运动遣送到农村当知青，中学才同时接纳了已经积压三年的小学应届毕业生（有的留在小学的带帽班里）。他们中一部分人仅仅读了两年书，1971年支边到了云南、黑龙江等生产建设兵团，大部分人1972年毕业后插队落户到了农村，极少数人升入高中继续读书。
作为第三代（红卫兵的一代，60年代进入青春期）与第四代（60年代出生、80年代进入青春期的一代）之间的边缘人，他们与第三代有密切的精神上的血缘关系，较多认同、接受第三代的情感－行为方式，但对第三代执著迷狂的毛泽东信仰、冲动暴烈的政治参与、至死不悔的理想主义、所经历的大悲大喜式幻灭，对现实强烈的介入意识等，在体验和由此而来的反思方面，均不及他们深刻；意识形态和文革经历的历史重负也相对少些。插队落户的经历，使他们对中国社会、中国问题（性质、困难）的认识，对苦难的承受力，接近老三届。对文革后，接着就迅猛而至的消费文化、世俗文化的认同、接受，开放心态，虽不及第四代全面、彻底，却远胜于第三代。如许纪霖所说，新三届“感受过‘文革’的理想主义气氛，在自己的思想中留有那个时代的所有底色，但又不曾付诸狂热的实践。当我们成年时，已经是‘文革’以后的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之交，开始接受思想解放和个性独立的时代洗礼，因而又具有第四代人的文化特征。……既有超越性的人文关怀，同时对世俗也保持着一份理解；对社会丧失了普遍的道德精神纽带深感忧虑，也分外警惕绝对的、独断的理想原教旨主义；在理性层面不易知识分子的文化立场，而在感性层面更亲近非古典的、非先锋的大众流行音乐……”
由于他们受教育时处于精神荒芜期，使他们在知识结构、情感倾向上既未从“过去”彻底放逐出来，又未被“未来”全身心地吸引过去。既怀旧又趋新，既崇实又权变，是其心理－行为特征。他们是老三届的弟妹，又是第四代（80年代进入青春期）超龄的兄长。所以徘徊于第三代（改革参与者、专家学者、基层骨干）和第四代（技术化从业者、高消费钟情者）之间。既走不出第三代，却又时而逛到第四代的范围兜一圈。
不少地方（如上海等），文革期间的学制延续没有中断。但这不能改变他们新三届的文化身份──他们没有直接参与文革高潮期的造反派红卫兵，而是文革时空距离最近的旁观者，下过乡，出生、青春期起迄的时限，恢复高考后回炉等等，他们扮演的社会角色、价值取向、趣味偏好、命运轨迹等，都与典型的新三届毫无二致。
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有美学硕士、神学博士刘小枫，文艺学博士生导师王岳川、艾晓明，历史学家雷颐、杨际开，政治学家邓正来，经济学家秦纲、钟朋荣、刘伟、范恒山、何清涟，社会学家李培林，哲学家李小兵，语言民族学博士纳日碧力戈，戏曲史博士孙玫，小说家王安忆、莫言、方方、池莉、铁凝、陈村、刘震云、张欣，诗人顾城、王小妮、欧阳江河、汪国真，演员刘晓庆、卢奇，漫画家康笑宇等。
[注]77级、78级、79级大学生，只是以新、老三届为主体（还有应届高中毕业生）的人群中的一部分人。他们的年龄跨度大到十多岁，有阶层意义，而无代际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