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景汉(1923-1996）Dr. John Fei
1923(民国12年)年3月11日出生于北京,1996(民国85)年7月19日逝世于台北。享年七十四岁。
祖父费起凤, 祖母徐氏, 世居北京。
父费兴仁于1886(清光绪十二)年11月15日生于北京, 1908(光绪34)年毕业于华北协和学院,1912(民国元) 年获美国欧柏林学院(Oberlin College)学士,1914(民国三)年获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社会科学硕士, 1946(民国三十五)年12月8日卒于北京。
母Elizabeth Tse-Vong Cornish , 是Nicholas Edward Cornish 与Ling-Ling Tai之女。曾于1912至1913年就读于欧柏林学院。费景汉之父母于1914年7月21日在美国芝加哥结婚, 婚后返回北京。
费景汉的父亲费兴仁先生曾任仁立地毯公司经理, 京汉铁路英文书记, 满洲食粮公司经理, 并于1922(民国十一)年起独立经商,创办古玩店京奇行, 从事进出口贸易。在抗日战争期间, 移居天津。费景汉于七兄弟姊妹中排行第六, 上有二兄：费景云，费景天; 三姊：费皎云,费绮云,费美云; 下有一妹：费裁
云 。诸兄姊妹皆受中美两国高等教育。
费景汉幼时家住北京东城区灯市口, 与育英中学只有咫尺之遥, 小学和中学都是在育英上的.他自幼乳名“秃秃”, 同学无论男女, 无不用这个昵称称呼他。
1940(民国二十九)年, 费景汉考上燕京大学。1941(民国三十年)12月珍珠港事变后,燕京大学虽被迫关门, 后于1942(民国三十一)年在成都复校。费景汉与三姊费美云乃于1943(民国三十二)年春结伴到达成都, 继续学业, 于1945(民国三十四) 年毕业, 获经济学学士学位, 因成绩优异名列前茅而获得“司徒雷登奖”。
抗战胜利后,费景汉到上海, 任职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1947(民国三十六)年,费景汉负笈美国,入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eattle)深造, 于1948(民国三十七)年获经济学硕士学位, 随即转入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继续深造, 于1952(民国四十一)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时年仅29岁。
费景汉甫获博士, 即在麻省理工学院任讲师,同时在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的经济研究计画担任研究员。自19955至1962(民国四十四至五十一)年,费景汉任教于俄亥俄州的安狄欧克学院(Antioch College), 其间曾于1958(民国四十七)年冬季, 在华盛顿大学担任访问教授, 于1960(民国四十九) 年一月至翌年八月间,任教于巴基斯坦首都喀喇蚩经济发展研究所(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Karachi) ,在那里, 费景汉结识了后来与他长期合作的阮尼斯(Gustav Ranis)。自1962至1965(民国五十一至五十四)年, 费景汉转任耶鲁大学副教授, 其后四年(1965-1969), 担任康乃尔大学 (Cornell University)卡尔.马可(Carl Mark)讲座教授.
自1969(民国五十八)年以后,费景汉任耶鲁大学教授,直至1993(民国八十二)年退休, 改任荣誉教授。由于他在经济发展理论上的贡献, 费景汉于1972(民国六十一)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从此, 他常常回到台湾, 与财经方面的院士向政府提出有关台湾经济发展的建言(详见蒋硕杰传)。费景汉在耶鲁大学任教期间,曾于1975(民国六十四)年七月至1977 (民国六十六)年一月在东吴大学与台湾大学任教, 并于1980至1982(民国六十九至七十一)年间继蒋硕杰之后担任台湾经济研究所所长; 于1984(民国七十三)年应邀至美国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担任讲座教授; 在1991(民国八十)年七月以后,轮流讲学于东吴大学和台湾大学.
费景汉自耶鲁大学退休后,决意返台定居,再一次继蒋硕杰之后,自一九九三(民国八十二)年十月起担任中华经济研究院董事长.一九九六(民国八十五)年七月中,费景汉到日本的美国大使馆放弃美国国籍,十七日才从日本回国,十八日下午,总统府秘书长吴伯雄就来电告诉他,李登辉总统已批下要聘请他担任有给职国策顾问,希望他继续为中华民国的未来尽点心力.他很高兴的接受了这个挑战,不幸,竟于十九日猝然逝世,再也无法完成这项任务.
费景汉一生致力于经济学术的教学与研究.他在美国执教近四十年,作育英才无数,而最为人称道的是其中出了两位总统,一位是中华民国的李登辉,另一位是墨西哥的查迪约( Ernesto Zedillo Ponce de Leon).
费景汉多次短期回国讲学,对于提拔后进不遗馀力.他的著作大多以英文发表,晚年亦有以中文发表之文章,总计论着约有百馀篇(详见附录).这些著作兼及经济理论与实证研究,大致涵盖了发展经济学,台湾经济发展,中国经济史与中国大陆经济发展等方面.在发展经济学理论方面,费景汉最早探讨的是有关投入产出的理论,前后于一九五五年和一九五六年在重要的经济学期刊(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与Econometrica)上发表论文.对于所得分配理论,他也早在一九五八年就有论文发表.在一九六○年,他又发表了一篇以线型图方法( method of linear graphs)来分析信用制度的论文.
费景汉与阮尼斯的合作最早见于一九六一年发表的两篇论文.一篇是经济发展理论的论文,发表于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 这篇论文开启了以Fei - Ranis 命名的理论模型,发表之后曾引起其他学者的热烈讨论.另一篇是探讨无限制的劳动供给与平衡成长的观念,发表于Pakistan Development Review .后来,两人合着的《劳动剩馀经济发展之理论与政策》(Development of the Labor Surplus Economy :Theory and Policy )一书于一九六四年出版.这本书已成为发展经济学的经典作品之一,书中所提出的理论,在经济学界称为Fei- Ranis模型.此一理论的要旨在于分析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过剩与不再过剩之间的转捩点,在此转捩点前后,不同的技术条件对于经济发展有不同的影响,从而必需调整互相配合的政策.此一理论模型对于经济后进国家由农业转向工业发展的途径,有很重要的指引作用.
费景汉与包奥(Douglas Paauw)合作于一九六五年发表的一篇论文,探讨外援与自助在筹措经济发展资金的意义。两人后来合着《开放性双元经济之转化》(The Transition in Open Dualistic Economics)一书，于一九七三年出版。此书提出理论模型来分析开放性经济由进口替代转化为出口扩张之特性，并以台湾，菲律宾等地区的实证研究做为佐证.学者论述台湾经济发展之过程,每以民国四十年代为进口替代时期,五十至六十年代初为出口扩张时期,此种说法就是源自此书所提出之原则。
此外,对于开放性双元经济的问题,费景汉与阮尼斯也有多篇合着的论文发表.
在所得分配理论方面,前面提到,费景汉早在一九五八年就有论文发表.后来,他与阮尼斯,或与阮尼斯及郭婉容，前后在期刊上发表相关的论文,并终于由三人合着《伴随着公平的成长:台湾之例》(Growth with Equity : The Taiwan Case)一书,于一九七九年出版.此书运用衡量所得分配的数量方法,细致地分析台湾的所得分配情形,证明台湾经济在高度成长过程中,并未如一些先进国家一般,往往牺牲了公平的所得分配.换言之,台湾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同时兼有高度的成长与公平的所得分配.为使此一台湾发展经验引起更多读者的注意,三人更进一步合作,将上述研究衍生成另一本书,题为《台湾成功的故事:中华民国快速的成长伴随着分配的改善,1952-1979》(The Taiwan Success Story : Rapid Growth with Improved Distribution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52 - 1979),于一九八一年出版.这些著作对于宣扬台湾的经济发展经验有一定的贡献.
费景汉是一位具有深刻历史感的经济学家。他对于经济史研究的与趣或可溯至一九六四年他与阮尼斯合着发表的一篇论文,题为〈劳资比之理论与历史〉(Capital labor ratio in Theory and in History).一九六九年,他又与阮尼斯合着一篇〈经济发展之历史回顾〉(Economic Development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据余英时先生的追忆,费景汉在一九七二年就曾在耶鲁大学开了一门有关中国经济史的课程,曾约余先生去为研究生谈这一方面的问题.此外,他也曾参与由哈佛大学柏金斯(Dwight Perkins)教授所主持的近代中国经济历史回顾研讨会，发表有关传统中国市集的论文。他较积极展开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显然是在一九七四年以后。那年, 费景汉趁来台参加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之便,在于宗先先生推荐之下,两人开始合作研究中国经济史.他们的合作大都是趁费景汉回到台湾时进行,发表的论文其实并不多,第一篇探讨传统中国农业经济体制下的人口动态(一九七七年发表),第二篇分析清代中国的土地税负担(一九七七年发表),第三篇探讨清代仓储制度的功能(一九七九年发表),第四篇探讨中国传统家族的兴衰(一九八一年发表),第五篇以一九三○年代广东士地调查资料来分析农业土地分配之结构(一九八五年发表).这些论文的共同特点是,针对所探讨的问题提出一个合适的理论来加以分析;理论是建立在充分了解史料的情况之后才提出,而不是先提出理论来套史料. 一九八四年,费景汉应乔治城大学邀请前往讲学,他要求该校同时邀请刘翠溶前往访问,以便合开中国经济史的课程.那一年,他们准备了不少授课用的讲义,可惜后来没有机会进一步整理成书。
费景汉治学的另一个范畴是中国大陆经济。一九八五年费景汉开始在耶鲁大学讲授中国大陆经济课程。对象主要是以大三, 大四及研究生为主.一九九一年六月，费景汉应东吴大学经济研究所之邀，回国讲学，开授中国大陆经济。次年，至台湾大学经济系与张荣丰合作继续开授此一课程。自一九九三年至一九九五年。
费景汉在台湾大学担任“蒋经国杰出学者讲座”教授，主要是领导“经济发展”及“中国大陆经济研究”相关之研究计画，同时继续在台大经济系开授这门课程。在这大约十年的时间中，费景汉致力于中国大陆经济之讲授，积稿盈箧，在他逝世后，将由张荣丰教授协助整理成书出版。
这本《中国大陆经济讲义》分成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介绍一九七八年以前,社会主义中央计划指令经济体制在中国大陆兴起(自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年)与没落(自一九七○至一九七八年)的过程,以及计画经济体制的运行原理.最后,则说明资本主义制度的特质,以及做为建构中国大陆全盘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预备知识.
第二部分,从四个角度来探讨中国大陆自一九七九年以来的全盘经济改革理论.这四个角度依序是:市场机能的引进,所有制的改革,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角色的重新定位, 及法制化的建立以巩固经济改革措施.
第一部分包含第一至十八讲,第二部分包含第十九至三十四讲,大部分以英文,小部分以中文写成讲义大纲,并绘图多幅以阐明经济运行理论.
费景汉在说明经济运行的理论时，往往以状似人体循环系统的图来说明经济各部门间之关系，可以说是极具他个人的特色。在卷首有三大幅说明社会主义转型的图表,以时间轴配合社会主义经济演化过程中的各种特征与经济活动的各个部门，来说明大陆经济的演化，将错综复杂的现象提纲挈领,以不同的色彩表示于图中，除了显示费景汉精微之思虑及强效之综合外，对于欲了解中国大陆经济演化之读者应是极有助益的。
此外，费景汉对于中国经济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也深感兴趣，他曾于一九八六年为文讨论这个课题。又在一九九四年,提出他对中国文化与中国未来的看法.他指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顾志耐 (Simon Kuznets)教授从西方历史判断,促成现代化生活的来临,源自于文艺复兴以后六,七百年间,在演化过程中兴起的三种文化价值观念,也就是国家主义 (nationalism),平等主义(egalitarianism),及入世主义(secularism)；而以儒家为主的传统中国文化价值完全符合西方的“国家主义”，“平等主义”及“入世主义”的精神,这些价值符合现代化人类社会要求，所以在未来，不但足以统一中国并做为促进中国现代化的基础，而且也可能成为世界文化思想的主流。
费景汉也曾为文论述中国之前途,他认为,中国统一的充要条件是两岸政治经济制度的归一。所以，“一国两制”是貌合神离的假统一。为了达到精诚团结统一的目标，海峡两岸必须同意进行高度的经济，文化与社会的交流，使两岸人民彼此对制度差别有所了解，以增强他们选择制度的智慧。 中国之统一或中国人民的生活方式将来必须是两岸全体人民自动自发，自由选择的结果,而非政治暴力的强制。故台海两岸“政体民主化”不但是统一的最后目标， 也是逐渐实现统一的手段(唯一可行之路).这是海内外全体中国人奋斗的目标。
费景汉曾三次回到北京。
据费景汉的同学胡世平在《燕大校友通讯》第23期中追忆，第一次是在一九七二年，是随一个经济代表团前往。那时，十年浩劫尚未结束,费景汉到处去找他的亲朋好友，但那时他的熟人大多在干校，他只见到他大姐及六叔等。是一次不愉快的旅行。
第二次是在一九八六年六月。在此前，费景汉与中国人民银行的代表在香港开会时相遇。随后当时中共领导人赵紫阳透过中国人民银行邀请费景汉及其他三位旅美华人经济学教授到北京讲学。当时与中国人民银行一起接待他们的还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中心，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等单位。
费景汉也曾到清华，北大，中国人民银行等处作报告，开座谈会。他与同行的三位教授一起受到当时国家领导人赵紫阳的接见。这次费景汉返京时间较长，也有机会与他近半世纪未见面的新朋旧友多次相聚。
第三次是在一九八九年一月.这次费景汉接受耶鲁大学董事长万斯(Cyrus Vance)委托，为耶鲁连系设立一个三千万美元的基金为中国培养人才。当时任职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中心的陈一谘约了北京大学校长丁石孙和人民大学副教务长吴树青等人协商,但后来由于64而搁浅。这次费景汉应邀作学术报告，来去匆匆，仅与老同学们欢聚一次。
费景汉于就任中华经济研究院董事长后，亟思改革以提升该院的学术地位。尤其是，该院有编制完善的大陆所，他更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该大陆所能够成为国际间知名的大陆经济研究重镇。由于他锐意改革，在中华经济研究院引起一阵风波，幸而不久即告平息。无论他是否因此觉得身心俱疲，费景汉在世的最后几年，却仍然孜孜于讲学与研究。上面已略述他在东吴大学与台湾大学讲授中国大陆经济课程，此外，他也有新的研究构想，据费景汉的大陆友人陈一谘追悼说,一九九四(民国八十三)年春，他来台北，费景汉告诉他：“我始终相信,社会进步要靠制度演进，激烈的革命则破坏多于建设。演进是工业革命以来的主调。我正组织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以中国大陆为主兼顾苏 (联)东(欧)国家,研究社会主义制度演进以达到制度转型的过程，阶段，难点和结果。这种研究，一，有普遍的学术价值，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和制度转型是二十世纪人类面临的重大课题，二，对两岸交流有益，大陆改革走到那一步,台湾因应到那一步，可以减少盲目性，三，对中华民族未来和国家统一有利，可以帮助大陆解决改革难题，缩小两岸差距，水到渠成的走到一起，建设一个民主，自由，均富的中国。”诚如陈一谘所言，这是“高瞻远瞩”的计画，希望这计画还会在有心人的努力下实现。
在教学研究之外，费景汉业馀的嗜好是票戏，下围棋与弹钢琴。认识他的人都认为，费景汉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
余英时的追忆提供了深刻的印象:“我认识费景汉已有二十多年.大概是一九七二年,他在耶鲁大学开了一门关于中国经济史的课程,曾约我去为研究生谈谈这一方面的问题.他留我在他家中住了两晚,但晚上他不谈学术,而缠我下围棋.他的棋瘾很大,一上棋盘便不肯罢手.同时他还在准备着上台表演京剧,下棋之后便练习水袖.他又是一个典型的“戏迷”.我因此才知道他原来是一个具有多方面的业馀兴趣的人.同时他还嗜中国古典诗词,有些名篇他能背诵如流.这正是费景汉的性格－－多才多艺而趣味盎然.有他在场,聚会一定很热闹.我觉得他在生活上有很好的调剂,纯理智的经济研究是他的专业,但业馀所追求的是情感上的奔放.
一九七七年我从哈佛转至耶鲁任教,和费景汉有整整十年的同事之谊,我们的交情更密切了.八十年代中,他一度寄宿我家,先后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天天早出晚归.晚上回来时,如果我恰好空闲,他便不容分说地推我上棋盘,而且一交手便不肯罢休.他在这种地方完全流露出一种未泯的童心.因为他仍有“童心”,所以他有时也能和我的孩子一起弹钢琴,有说有笑。
费景汉票戏,最擅长的是丑角.他的朋友蒋中一(Alpha C. Chiang)追忆说,费景汉在耶鲁任教时,参加了纽约的国剧雅集,两人常常一起驱车前往纽约,在途中他们的话题无所不包,费景汉对中外历史,古典音乐, 高深的数学,中国文学,尤其是唐诗宋词,都能提出有趣,有益,令人觉得鼓舞的看法.费景汉加入国剧雅集后,不到一年就上台表演.他曾表演过好几出戏中的丑角,如《翠屏山》的海和尚,《十三妹》的赛西施,《拾玉镯》的刘媒婆,《宇宙锋》的赵高等,都让观众怀念不已.
费景汉下围棋,也曾留下一个佳话. 他的老同学胡世平说:“一九九三年左右,北京晚报曾有一段报导,大意是:聂卫平在台北应邀为培训儿童而与十几个小孩下棋,让四个子.一位老先生说他与聂在北京25中(育英中学)是前后同学,要求一定也算一个.老先生姓费名景汉.当晚我就接到两位同学打来电话.一个说,秃秃这臭棋篓子还敢和聂大圣较量较量, 你看这个人神不神是的,秃秃就是这样神.在工作之馀他可完全放松敞开的玩……但是在治学,讲学时,他严肃,认真,负责,动脑子.这是他的性格.”至于弹钢琴,一位台大经济系的毕业生章友馨怀念说,有一次在老师家上完课,他踱步到钢琴旁,问道:“你们那个会弹钢琴呀”这时大家支支吾吾地答说:“小时候学过,但现在弹不来了!”老师一听,得意的说:“我可是没跟任何人学过,你们听听我弹得如何”说完立刻掀起琴盖,叮叮咚咚地奏起美妙的旋律,闭着眼睛摇头摆脑地陶醉在弹琴的快乐中.台大经济系教授朱敬一也追忆说:“他从未拜师,却靠苦练而能弹奏萧邦的高难度练习曲.从他的弹奏中,我都能体会他的老顽童脾气。”
费景汉于大学毕业后在上海工作时,结识了同事盛冬嘉女士,并于一九四七(民国三十六)年在去美国之前结婚.二年后(一九四九年)盛夫人由上海到美国与他团聚。两人在美国的生活,最初并不富裕,但有了妻子料理家务,费景汉可腾出更多时间读书.费景汉与盛氏育子三,长费星成,次费波成,三费汉成,皆攻电脑,学有专才.可惜这个婚姻并不美满,两人于一九八○年离异。两年后,费景汉在陆润康夫人林德莹女士的介绍下,与寓居华盛顿的张立和女士结婚.夫人温婉贤淑,照料先生起居,无微不至,让费景汉晚年过了十多年的幸福家庭生活.不料竟因感冒缺氧造成心脏衰竭,猝逝于台大医院.天人永隔,其悲何如.然夫人终能忍泪含悲,在费景汉逝世周年时,将其遗作《中国大陆经济讲义》整理付梓,以兹纪念,更藉以启发后学,其意义可谓深远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