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李光前在故乡南安梅山创办“国专小学”。 在李硕果积极帮助下，陈村牧举荐的校长人选是志同道合的伍远资，并于lO月起负责并校、建校工作。
1939年2月，省教育厅正式批准“国专小学校”开办，聘请伍远资为首任校长。学校成立董事会，李光前任董事长，陈村牧任副董事长，伍远资兼任校董会办事处主任；董事13人，他们是：李硕果、李引琛、李玉麟、李玉荣、傅无闷、侯西反、陈济民、陈森茂、李天赐、李五香、李成枫、傅定国、李家驹。
从此，国专学校的担子便落在主事的伍远资身上。
伍远资是集美校友，毕业于集美师范学校，深受陈校主倾资兴学“教育救国”思想的影响，奉行陶行知倡导的“生活教育”理论，重视教育队伍建设，注重活的教育和联系家长。由于伍远资忘我地工作，并有效地争取社会的支持，国专学校很快就走上了轨道，得到发展。
可是，芙蓉乡里有些人认为“肥水不流外丘田”，侨商巨富嘱办之事定有利可图，岂能落入外乡人之手?于是，他们寄匿名信、恐吓信，信中夹有子弹，威胁、恐吓伍远资；有的则公开跳出来，当面挑衅、围攻伍远资。陈村牧接到伍远资表白的信函：“平生名利至淡，全无其他欲望，成人之美，贯彻始终，此弟来蓉之志。”村牧深受其献身教育的赤诚之心所感动，他明知这些无耻之徒，明里是要挟伍远资，其实矛头是对准自己的，但也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亲自到芙蓉乡解决这件事，旗帜鲜明地支持伍远资。陈村牧和伍远资这种献身教育的精神，不仅得到李光前的支持，而且受到李氏家乡绝大多数族人的拥戴。
1940年春，国专小学全面开学上课，共分四校，总校在山尾顶。那时，日寇战火已逼近泉州、南安一带，人心惶惶，有人建议迁校。当时，因太平洋战争，新加坡被日本侵略军攻陷，李光前离开新加坡，陈村牧已不可能事事请示在海外的李光前。伍远资来函征询陈村牧的意见，陈村牧当机立断，于5月9日函复：“当此时局紧张，教职员请发本学期全薪事，自可照办。唯不必提前发给，盖此时泉州尚平静无事，待泉州不幸沦陷时，马上发放未迟。至于部分教员，拟以有组织之集体行为，永不离校，愿随时随地继续教育者，此种精神至堪嘉许，学校应特予补助。假定泉海发生战争后，泉城沦陷证实，可宣告停课。女教员得先离校，男教员应协同学校收拾重要簿籍、文件、学习用品及教具，然后离校。课桌椅等笨重物，于停课后集中贮藏于教室内，雇工看守，以防散失，并请乡中素与学校有关人士时为注意巡视。教职员由学校发给身份证，备沿途军警查验之用。”村牧沉着部署，临危不惧的精神，感人肺腑。
在陈村牧的关心下，国专小学在战时的困难中继续发展。1939年设的李光前奖学金，原只惠及李氏本乡学子，但从1941年起，全县优秀学生都能享受。1943年，国专小学办了4年之后，有一批小学生毕业。此时，村民因儿童在国专小学学习大有长进，急切希望就近升入初中，就有了增办中学的愿望。但因李光前离开新加坡，一时无法征求他的意见。村牧便同李硕果等乡贤商量后，“擅自”办起了中学。至于中学的名称，也无法请示李光前，村牧和伍远资、李硕果等研究后，决定取李光前令尊的一名国专的“国”字，光前的“光”字，珠联璧合为“国光”作为校名。这校名恰好蕴含集美校歌“英才乐育，蔚为国光”的精神。战后，李光前对此校名欣然接受。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0月，李光前来电嘱继续兴办家乡教育公益事业。陈村牧与伍远资及各董事联函向李光前报告校中情况，提出继续办学的各项工作及所需经费。1946年5月23日，李光前写信给陈村牧说：“国专学校历年来，深赖先生领导与伍校长并力筹划，维持至今，心力烦劳，感佩至深。窃念国专前途，仍有赖于先生之指导及伍校长之主持，望二位先生尽力襄助，以酬窃兴学报国之夙愿。”
新、马沦陷期间，李光前南益公司各厂不同程度地受到破坏。工厂的恢复和发展，需要资金，同时他还支持集美学校，投资集友银行，但对国专小学、国光中学所需经费，都一一应允，足见他办学之坚心。
1947年，李光前将原南洋企业有限公司的股份售出，得三万元港币交给国专。该有限公司是抗战前国民政府交通部长张嘉、王青文在上海倡办的，李光前、叶玉堆、陈六使、李俊承、陈延谦等5位占股份的半数 (共叻币25万元)。战时该公司被官僚所操纵，战后原驻新加坡总领事担任南洋经理，李光前等都因不愿与官僚纠缠，全部退股。
伍远资自1946年起专任国专学校董事会办事处主任，负责筹办国光中学，而由吴序璞接任国专小学校长。
战后的集美学校，疮痍满目，百废待兴，而陈嘉庚在新加坡、马来亚的义成公司9间工厂，有四五间机器被拆，货物被毁，损失惨重，经费拮据，殊难维持。但陈嘉庚还是十分关注芙蓉的办学情况，常函促陈村牧经常前往芙蓉与伍远资及李硕果等商讨办校的事情。
陈村牧为国专学校的成长，为国光中学的筹办，作出了不懈努力，为此，陈嘉庚给予充分肯定，1948年2月2日，他写信给陈村牧曾说：“光前若非付托先生，决无现下之成绩。”
新中国诞生后，陈嘉庚回国定居，决计继续兴学育人的伟大事业。作为陈嘉庚的好学生，陈嘉庚爱国兴学的坚决支持者和不懈的实践者——陈村牧，深受人民政府重视教育的方针政策所鼓舞，协助陈嘉庚继续办好集美学校，积极参与筹划由李光前捐资、陈嘉庚主持的厦门大学和国光中学、国专小学的校舍扩建工程。他除了将主要精力放在集美学校的建设与发展的全局工作外，依然一如既往地关心国光中学和国专小学的发展。
从1950年起，李光前又捐巨资，为国光和国专两所学校扩建和新建了一批校舍。国光中学增设了高中部，成为一所全日制完全中学；国专小学由一所扩展为四所，即国专一校、国专二校、国专三校和国专四校，同时增设国专幼儿园。新建和扩建校舍，都是在陈嘉庚关心和指导下进行的。作为陈嘉庚的得力助手，村牧也参与了校舍建设的规划和计划的实施。1950年10月，在开始大规模建设校舍的前夕，他陪同陈嘉庚赴芙蓉村视察了两校。在1950年11月至1955年12月间，村牧先后三次到国光中学视察，了解学校工作和教学情况，及时向陈嘉庚汇报。
1988年10月18日，陈村牧不顾年迈体弱，亲赴南安县梅山镇，参加李光前诞辰95周年暨国专小学建校50周年纪念大会，并在会上作了讲话。他在回顾自己襄助李光前创办国专小学的经过之后，深情地说：“光前先生为人处事，不仅赤诚爱国、兴学育才，对公益事业也一贯慷慨解囊；而对个人和家庭生活，却十分俭朴。今天，我们应该学习和发扬他的艰苦奋斗、百折不挠的精神，为培养一代新人而努力奋斗。”村牧正直无私的胸怀和对光前高尚品格的客观评价溢于言表，受到与会的数千名师生和村民群众的欢迎，不时博得经久不息的掌声。
陈嘉庚与陈村牧在事业上的默契配合，精神上师承关系，是如此密切，跨度又是绵亘延长。半个多世纪来，陈村牧为陈嘉庚的教育事业可谓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他把陈嘉庚的构想化为现实，让嘉庚的教育思想之花遍地开放！
陈村牧除了协助李光前在家乡办了“国专”“国光”之外，还帮助惠安刘玉水在故乡办了荷山学校等多所学校。1945年8月，在同安马巷设立集美初中分校，由陈延庭兼任主任；1934年间，金门侨商陈睿友在家乡兴办“睿友学校”，其首任校长王国祯也是陈村牧介绍的。陈嘉庚在集美学校还设教育推广部，补助闽南各地中小学。从1924年至1935年，每年补助费支出达2万余元，受补助之学校多至70所。这些学校的办学情况，陈村牧都要给予关注，这耗去他很多精力和时间。1937年秋，曾计划恢复教育推广部，但因抗战期间，学校迁移，没能恢复。
只要是教育的事情，陈村牧都愿意付出，并不索取。许多学校都聘请村牧兼任董事，他真正去指导，但酬金分文不取。有这样一个趣谈，李光前为感念村牧为他代劳办“国专”、“国光”学校，托人从海外带回一副西装料，要酬谢村牧。来人笑问村牧：“光前兄可有给您付薪金？”他诙谐地说：“我已领了他泰山的薪金，怎能再赚他的钱。再说这块布料是英国伦敦出产的精毛西装料，我还从来没穿过这样好的布料……”来人会意一笑。光前深知村牧的为人，重金厚礼定会拒收，一点布料也许还会笑纳。知村牧者，莫若光前也。君子之交，淡如水！
村牧的心比金子还珍贵啊。“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教育与人生的终极高度，不是金钱所能显示，而是以情感的纯度来标示的。友谊的价值，岂是几个铜板衡量得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