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炎祖(图中左二)简介
靳炎祖，1993年由水电部四局第二小学调入治多县西部工委，2000年底撤并后提前退休。退休时的靳炎祖刚刚46岁，现在一家人住在治多县驻西宁干休所家属院里。妻子王春兰原来是水电部四局的职工，也退休在家。两个儿子，一个还在上中学，另一个在部队参军。靳炎祖和西部工委第一任书记索南达杰是多年的好朋友，当年，正是索南达杰亲自到靳炎祖家里请他到可可西里工作去的。虽然是十多年前的往事，但一提起来，靳炎祖的妻子情绪仍然非常激动。不顾妻子的反对，靳炎祖还是瞒着妻子去了可可西里，那里的风霜雨雪把他从一个手执教鞭的教师塑造成了一个环保前线的战士。然而，不幸还是降临了。1994年1月18日，索南达杰在与盗猎分子枪战中牺牲后，幸存下来的靳炎祖历尽艰险回到驻地后，却被关进了看守所，这些意外让他至今无法释怀。直到盗猎分子被抓获，靳炎祖才洗清了自己的不白之冤，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他开始积极配合第二任书记扎巴多杰开展工作，常年带队进山，破获多起盗猎案。多次死里逃生的靳炎祖再次回到了可可西里环保第一线，因为，在他看来，这里是和索南达杰距离最近的地方。在可可西里，他一共呆了九年。
靳主任是和索南达杰书记一起来到可可西里的，这之前他是治多县最受人尊敬的汉族教师。当时，西部工委只有4名成员。在1994年1月的一次巡逻中，靳主任和一位临时工被歹徒设圈套制服，修完车赶上来的索书记一人和十几名盗猎分子枪战，壮烈牺牲。
作为索书记的同学和朋友，靳主任脱身后，受到了人们的误解，当地藏族同胞怪他没有和索书记同生共死，甚至有人怀疑他与犯罪分子勾结。
接下来的一年对于靳主任来说是灾难性的，但他还是顶住了巨大的压力，继续关注可可西里的伟大事业。当扎书记重新开始西部工委的工作，举起“野牦牛队”的旗帜的时候，他又一次申请加入……
靳炎祖亲历的西部工委书记之死
“索南达杰离开了，但我还活着，活着的人或许更痛苦。”12年了，每年索南达杰的忌日，靳炎祖都会烧纸祭奠。每次酒后想起索南达杰，都会痛哭一场。这位正值壮年就已退休的原治多县西部工委办公室主任，更愿意和记者聊他现在的生活:“喝茶、下棋。”
记者◎王家耀
杰桑·索南达杰之死
“他已经离开了，我不知道如果他还活着，会怎么看待我？反正在我心里，他是我这一生最好的朋友。”
1976年，20岁的靳炎祖从青海玉树州中师毕业分到治多县中学。当时学校暂时没有宿舍，索南达杰主动提出让他和自己住在一起。1974年毕业于青海民族学院的索南达杰到学校已经两年。
当时的宿舍很简陋，两张办公桌，两把椅子，一个火炉，本来安放了两张床，靳炎祖入住又加了一张床。没课时候3个男教师经常一起打篮球。藏民的酒量都好，索南达杰也不例外。两人的酒量都很好，冬天休息的日子，从上午11点喝到晚上21点，四五个瓶子空出来。“喝得慢，聊得开心，从来没有醉过。也从来没有分出高低。”靳炎祖当时的理想就是一直做教师，教师身份是干部，在治多这个只有两万多人的纯牧业县，靳炎祖每月收入102元，每月的生活费用不过24元，他对生活很满足。和靳炎祖不同，索南达杰当时就表现从政的愿望。1978年，机会来了，索南达杰调往治多县文卫科工作，搬出了学校，两人的工作单位之间就隔一个小招待所。1979年，索南达杰和靳炎祖都结婚了，靳炎祖的爱人在龙羊峡，他还是一个人在治多中学，靳炎祖与索南达杰的妻子是初中和中师的同班同学，靳炎祖就成了索南达杰家的常客。
靳炎祖1984年后调到龙羊峡，至此远离了治多。索南达杰数年内一路擢升为治多县教育局局长、索家乡党委书记，治多县委常委、副书记。
1992年7月，治多县成立西部工作委员会，同时成立了可可西里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两块牌子，一班人马。索南达杰任书记、总经理。盐业公司、黄金公司、野生动物保护办公室等同时成立，当时一共只有4个人，索南达杰、扎多、才仁东周以及一位韩姓副书记。没有任何办公场所和设备，所有公司都各有公章，放在提包里，随用随拿。
没过多久，韩副书记离开西部工委，索南达杰因人手不够，想到了好友靳炎祖。在索南达杰力邀下，1993年，靳炎祖调入治多县西部工委。
“其实，之前我从来没去过可可西里，甚至都不知道可可西里是治多县的地盘。只是听说里面有黄金，很乱。”当年的选择确实有些冒险，毕竟当时靳炎祖已经37岁。
治多县一开始给了西部工委5万元的启动经费，同时约定5年后开始向政府交钱。索南达杰买了一辆吉普车，加上日常开销，5万元很快就没了。那是一段艰苦的日子。两人一起到青海省林业局办事，住在西宁一家一天12元的旅馆里，第二天早上起床，头上全是虱子，但两人仍然干劲十足。几次进可可西里后，反盗猎成了西部工委工作的重中之重。
1994年1月7日晚上23点45分，索南达杰、靳炎祖、扎多和一名向导及司机从格尔木出发进入可可西里。“1月8日是三九第一天，天气很冷了。”出发前，靳炎祖翻了一下日历，1月20日两人还要返回西宁参加全省黄金工作会议。
随后11天的经历，靳炎祖曾无数次对司法机关和媒体详述。楚玛尔河、海丁诺尔湖、太阳湖、库赛湖，一路巡视下来。抓获了20名盗猎分子，缴获了上千张藏羚羊皮，同时打伤了对方一名司机。索南达杰派扎多和一名司机将受伤的司机送往格尔木，他和靳炎祖及向导继续追击盗猎分子。由于天气太冷，如果捆绑住盗猎分子，势必冻伤，因此所有盗猎分子只是集中关押在一辆卡车里，并没有捆绑。
1月18日下午，连续追击中，所有人都两天两夜没吃没喝。这时车队最后面的索南达杰乘坐的东风卡车左后两个轮胎同时爆掉，于是索南达杰停下补胎。靳炎祖押着盗猎分子就地烧水休息，盗猎分子借口让靳炎祖喝水，打昏了他，并制服了向导。盗猎分子将所有车排成一排，索南达杰补好胎赶到时，车灯全部亮开射向索南达杰。双方开火，索南达杰中枪牺牲。零下30多摄氏度的可可西里，索南达杰跪立持枪的姿势成为了一座冰雕。6天后，靳炎祖被营救出可可西里。
索南达杰死了。“感觉就像大树倒了，看到尸体时候，我一下子就慌了。”事后的多次讲述中，靳炎祖描述当时的感受都是，没想到能活着出来。多年后回想起索南达杰，靳炎祖清楚记得一个细节，巡山时，索南达杰坐在吉普车的副驾驶位置，靳炎祖坐在后排。前方遇到多名持步枪、手枪的盗猎分子，靳炎祖提出两人换座，后排毕竟安全系数大。“难道我怕死吗，你的命就不是命？”索南达杰当场拒绝了。他就是那种很讲义气的人，办事有魄力，任何时候都会为朋友着想。
扎巴多杰之死
“索南达杰牺牲后，我本来是不想再进可可西里了，但1995年扎巴多杰主动要求调入治多县西部工委任书记。扎巴多杰是索南达杰的妹夫，多年来一直在治多县司法机关工作，后调入玉树州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任副主任。”这时候的西部工委只有靳炎祖比较熟悉各方面情况，“离开，觉得对不起索南达杰，他已经永远留在了可可西里;留下，索南达杰都牺牲了，还有什么意义。况且前途莫测。”最终，靳炎祖选择了留下辅佐扎巴多杰，梁银权随后调过来担任西部工委副书记。
野牦牛队成立了，扎巴多杰从治多县招募了60多名退伍军人和社会人员。靳炎祖陪同扎巴多杰几次前往西宁、北京，最终在昆仑山口等三处为索南达杰树立了纪念碑。索南达杰也获得了环保卫士的荣誉。
那3年，野牦牛队反盗猎做了很多工作，但由于经费紧张，很多时候发不出工资，更缺乏进山经费。扎巴多杰、靳炎祖等正式工作人员的工资很多时候都被充做了进山经费。另一方面，由于新闻媒体及环保人士的宣传，野牦牛队在外界赢得了盛誉。艰难的生存现实，相对虚空的声誉同时冲击着这支年轻、略显松散的队伍。
1998年，在长时间没有工资和进山经费，几名队员离队的情况下，靳炎祖瞒着扎巴多杰和梁银权，与另外7名队员一起出售了缴获的藏羚羊皮，并将所得款私分。扎巴多杰得知后，请示治多县委，给予了8人相应处分，并决定从工资中扣回。随后靳炎祖的爱人因手术住院。扎巴多杰赴北京演讲。按照当年媒体的报道，扎巴多杰在北京几所大学的演讲取得了巨大成功，每次讲演都是人满为患，可可西里几乎成了当年北京高校最热的话题。
“北京之行，到底给扎巴多杰带来了什么，很难说清。”一个事实是，从北京回到玉树，没几天，扎巴多杰死在家中，公安机关的结论是自杀。8年后，面对记者，靳炎祖已经从容了很多，“我们当时的境遇、心情差不多，我想我很能理解他的自杀”。
靳炎祖说，北京回来后，扎巴多杰直接来到他位于西宁的家中。当时刚过中秋节，扎巴多杰带了月饼和两包烟。当时的靳炎祖已经心灰意冷，退休在家的妻子刚动完手术，两个孩子都在读书，自己又不能赚钱养家。喜欢喝酒的扎巴多杰自己喝了半瓶酒，同样喜欢喝酒的靳炎祖没陪他喝。扎巴多杰大体讲了北京之行的情况，说很多环保组织可能会捐助野牦牛队。靳炎祖称当时对这些话兴趣不大。扎巴多杰极力劝说靳炎祖回格尔木。野牦牛队员普遍文化水平很低，队里很多文字工作都要靠靳炎祖。这种情况下，当年11月6日晚，靳炎祖从西宁乘火车前往格尔木。扎巴多杰则乘坐“牛头车”直接回了玉树家中。靳炎祖事后得到的信息是，扎巴多杰11月8日晚和妻子一起去妹夫家喝酒，回到家中不久，中枪身亡。扎巴多杰随身带有一把七七式手枪，他和靳炎祖一样，工资长时间没有贴补家用，全靠在检察院工作的妻子一人养家。好酒的扎巴多杰是个急性子，风光背后是生活的艰难，这一切或许是这个西部工委第二任书记猝死的诱因。
不是结局的结局
2000年，野牦牛队在风雨飘摇中终于解散。2002年，靳炎祖因1998年私卖藏羚羊皮被判缓刑，这个一生中两进看守所的中年人终于选择了离开——主动退休。那年他46岁，正值人生的黄金年段。4年来，喝茶、下棋成了他的日常工作。只有面对记者的时候，他才会重提可可西里。“经历了那么多生死，我只想安度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