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不仅山川秀丽，而且文化传统悠久。湖南地方戏剧以其奇异的风姿，高耸于中华艺林。湘剧、祁剧、辰河戏、衡阳湘剧、武陵戏、荆河戏、巴陵戏、湘昆、长沙花鼓戏、邵阳花鼓戏、衡州花鼓戏、常德花鼓戏、岳阳花鼓戏、永州花鼓戏、阳戏、花灯戏、傩戏、苗剧、侗戏等19个湖南地方戏剧剧种，如同19朵艺术奇葩，绽开在祖国的剧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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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源春秋战国时期汉代唐代元朝清代传承
溯源湖南，周代为荆楚南境，春秋战国时期属楚。作为楚文湖南.辰河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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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之一脉，湖南地方戏具有悠久的艺术传统，经历了源远流长的发展与沿革。春秋战国时期绮丽神奇的楚文化便滋养出湖南戏剧艺术的萌芽。其时，楚国的沅湘之间盛行信鬼喜祀之风俗，巫风尤盛，祭祀之时必以歌舞来娱神。流放沅湘一带的爱国诗人屈原，曾汲取这些歌舞的营养，写出了诗篇《九歌》。从中不仅可以看到当时沅湘之间巫师娱神歌舞的内容，还可以领略祭祀的盛况。湖南地方戏艺术，便是在这巫师的装神弄鬼和神秘的祭神歌舞中萌生的。春秋战国之际，出现了用歌舞表演和诙谐滑稽来为统治阶级取乐的职业艺人--优。他们不仅能歌善舞，还会扮演人物讽刺表演。《史记》上记载，楚国有一个艺人叫优孟，常以谈笑、表演来讽刺政事。说明其时戏曲艺术的发展已从祭礼歌舞进入到艺人扮演的新层面。汉代楚地歌谣盛行，著名的“楚风”为朝廷所重视。这些歌谣为湖南地方戏剧的剧本创作、音乐曲调以及表演风格奠定了基础。唐代傀儡戏在湖南民间流行。宋代，湖南的歌舞、百戏演出活动频繁。公元1172年，南宋官吏范成大到广西赴任途经湖南时，便在南岳庙见到北宋画师所绘的戏曲壁画。南宋咸淳十年，文天祥在湖南衡阳应官员们的邀请，与老百姓一起欢度上元佳节，作《衡州上元记》一文，记载了当时当地百戏及民间歌舞演出的盛况和观众的热烈情绪。元朝统一南北之后，中国戏曲最成熟的形式--元杂剧，随着通达的水陆交通进入湘天楚地。元人夏庭艺在《青楼集》中记载了当时一些杂剧表演艺术家到湖南演出并受到欢迎的情况明代以来，弋阳腔、青阳腔、昆腔等重要的戏曲声腔传入湖南[2]，对湖南地方戏剧艺术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弋阳腔，通过明初的江西移民、江西商人邀班来湘演出等途径进入湖南，与湖南各地的语言、民间音乐以及某些宗教音乐相结合，形成了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的高腔音乐。明中叶以后，安徽商贾进入湖湘，与江西商人竞争，也邀家乡戏班来湘演出。如此，便将青阳腔带到了湖南，大大丰富了高腔音乐刻画人物、表现戏曲情绪的艺术手段，提高了高腔演唱艺术的表现力。明万历年间，昆山腔进入湖南，与湖湘语言和音乐交融，不仅形成了具有湖南民间特色的戏曲剧种--湘昆，而且还与其他地方剧种的声腔音乐相结合，成为湖南地方戏曲的重要声腔形式。清代是湖南地方戏剧艺术的兴盛时期。众多的戏曲声腔进入湖南，丰富了各地地方戏曲的音乐表现力。在湖南农村中早有的闹花灯、唱采茶、田歌、山歌、秧歌、船歌等民间娱乐形式的基础上，形成了地花鼓、花灯等民间歌舞演唱形式和一些民间小戏剧种。这些民间小戏，主要是歌颂劳动、爱情，艺术上生动活泼，健康明快，受到广大农民和城市平民的欢迎。长沙花鼓戏《补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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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在清代，湖南涌现了一批较有影响的戏剧作家和戏剧剧本。湖南湘潭人黄周星，曾作《人天乐》等戏曲剧本，他著有戏曲理论著作《制曲枝语》，在我国戏曲史上居于重要地位。长沙人杨昌寿，所著《桂枝香》等戏曲剧本，和《词余丛话》、《续词余丛话》等戏曲论著，对我国戏曲发展具有比较重要的意义。衡阳人王夫之，湘潭人张九钺、张声阶、夏大观，常德人朱景英，长沙人熊超、毛国翰，新化人陈天华等，分别著有一批有影响的戏曲剧本。其他由不知名的文人和戏曲演员创作的戏曲剧本，更是数不胜数。
通过人民群众和历代艺术家们的创造性劳动，湖南地方戏剧艺术，吸取了中华大地和湖湘文化的生命养分，历经久远、艰难的历史发展，逐渐形成了具有不同风格和特点的19个剧种。这些流淌着楚文化血脉，展现着湖湘传统异彩的艺术奇葩，在社会主义祖国的春风里，开放得更加鲜艳夺目。
元朝统一南北之后，中国戏曲最成熟的形式--元杂剧，随着通达的水陆交通进入湘天楚地。元人夏庭艺在《青楼集》中记载了当时一些杂剧表演艺术家到湖南演出并受到欢迎的情况。
传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提出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戏剧改革方针。湖南祁剧《泗水拿刚》
1952年成立了湖南省文化艺术事业管理局，进一步加强了对湖南戏剧事业的领导。整理改编了《琵琶上路》、《刘海砍樵》等剧目，推动了湖南的戏曲改革。1951年创作了花鼓戏《双送粮》，在北京世界民主青年联欢选拔演出中，获得好评。1953年，推出了《姑嫂忙》、《三里湾》等现代花鼓戏。1955年12月，湖南举行全省第二届戏曲观摩演出，推出了《祭头巾》、《昭君出塞》等艺术精品。湖南省湘剧院改编演出的《拜月记》拍摄成戏曲艺术片，湖南戏剧第一次登上了银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