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简介
三年：1959---1961年
在1959年7月，华东地区长江发洪水。据灾害中心数据, 因为淹水和接下来歉收所带来的饥荒，洪水直接带来的死亡人数估计达两百万，而且别的地区也多少受到影响。这场灾害被列为20世纪死亡人数最多的灾害的第七名。
在1960年，55％的耕地或多或少遭受到干旱或者其它恶劣天气，其中60%的耕地根本就没有降雨。大英百科全书1958年至1962年年鉴也报告了异常天气。这些天气包括香港在1959年六月的5天之中超过30英寸的总降水，这也代表了同期整个华南天气状况。
所有这些因素导致1959年中国粮食产量较1958年下降15%，而1960年产量又在此基础上再下降15%，中国大陆地区的粮食、棉花产量跌落到相应1951年的水平。 直到大跃进结束之后的1962年，粮食产量才开始回升。
美国新任总统肯尼迪及其政府对中国的情况给与了特别关注。他们认为，中国国内的严峻形势以及中苏两国日渐交恶的变化，给美国带来了调整对华政策的契机，决定尝试通过粮食援助，向中国伸出橄榄枝。
1962年2月，美方提出了一份不带任何条件的方案：允许中国用硬通货向美国购买300—500万吨小麦。美方的另一个附带政治条件的方案是：如果中国同意放弃它对邻国的军事政治压力，美方同意以长期和低息赊销的方式每年出售上千万吨小麦给中国。
不久，肯尼迪利用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的时机，指示美国驻波兰大使比姆与中国特使王炳南就此进行沟通。肯尼迪明确表示，如果王炳南同意，人民的生活受到了影响，美国将从人道主义立场给与尽可能的帮助，美国甚至可以给中国的穷人送救济包。
不过，在中美方的沟通中，王炳南表示，虽然中国受到了连续几年自然灾害的影响，但是有信心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这些困难，中国人民决不依靠别人的施舍而生活，更不会拿原则去做交易，由此，拒绝了美国的粮食援助提议。
历史背景当时中国出现了一系列的重大的政策性失误，其影响最大的为大跃进时的“浮夸风”和“大炼钢铁”。这些做法导致国家大部分的生产资料遭受毁灭性的破坏，树木砍伐，农田荒芜。其时农村地区因缺少粮食导致饥饿出现全国性的生育率急剧下降。全国推崇以生产队为单位的人民公社大食堂导致“放开肚皮吃饱饭”，实行不计报酬的劳动导致劳动效率急剧低下。在全国范围出现严重的饥荒的情况下，1958至1959年，中国政府仍然持续着往年的大量向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出口粮食以快速发展军事工业。全年出口粮食数量达到历史上的最高，为415.75万吨。
伴随着集体化，中央政府下令实行一些的基于苏联生物学家特罗菲姆·李森科 (Trofim Lysenko) 的伪科学农业革新。这些措施包括密植，指把种子远密于常规来播种并且假设这些种子间不会相互竞争。实际上，它们当然相互竞争相互妨碍生长，而结果是产量降低。另一个革新是基于李森科的同事Teventy Maltsev，他鼓励中国的农民实行深耕（深达一两米）。他们相信最肥沃的泥土在深处，而这些泥土有助于让植物长出超大根系。但是，无用的石块，沙子被翻出，而肥沃的表层熟土却被埋到了下面。还有后果更严重的措施就是坚持一部分农田应该被休耕。在集体化农业实施这些极端转变的时候又遇上了干旱和洪水等恶劣气候。
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和饥荒研究专家阿马蒂亚·库马尔·森认为绝大多数饥荒的起因不仅是因为食物产量下降，也因为不合理或者是低效的食物分配，而且通常结合着对于问题严重程度认识的信息匮乏或者干脆是有意的误导信息。在中国这场59-61年的大饥荒中，居民享有定量的口粮。与此相对比的是，因为新的集体经济，农村的下级官员因抢着虚报他们公社收获产量，而留给当地农民远少的剩余。森认为导致饥荒的自然原因，比如自然灾害，在导致包含中国大饥荒在内的现代饥荒的各种原因中是相当次要的，因为这些自然因素很容易通过合理的政府经济政策来应对。
学过一点农业知识的人就知道，在粮食作物如水稻小麦拔青的季节或者玉米抽穗的季节，不要说持续干旱几个月，就是干旱半个月，粮食到年底 至少会减产一半。按当前经济学者对解放后的中国农业发展趋势的研究：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当农业基本建设投资波动指数增加1个百分点，引起粮食产量波动的指数只增加0.07个百分点，而当粮食作物受灾面积比率波动指数增加1个百分点，引起粮食产量波动指数竟减少0.19个百分点，后者波幅远大于前者；而且从1950年至1990年，粮食产量的波动和农田受害面积比率的波动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说粮食产量的波峰值通常对应着受害面积比率的波谷值，粮食产量的波谷值通常对应着受害面积的波峰值（厉以宁等：《中国经济增长与波动》，中国计划出版社1993 年版，第184页、187页、193页。 另见刘树成：《中国经济周期波动》，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90-94页）。在农业生产技术已经取得巨大发展的今天，自然变化仍是影响我国粮食生产乃至农业波动的基本 因素之一。其实从历史上看，位于季风区的中国一直是一个自然灾害频繁的国家。依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的统计，“中国每6年有一次农业失败，每12年有一次大饥荒。在过去2200多年间，中国共计有1621次大水灾，1392次大旱灾，很多时候旱灾和水灾同时出现”。以黄河为例，这条养育了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在民国以前的2500年间决口1500多次，改道26次，真是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一个以农业为主要谋生方式的民族，是无论如何对付不了如此密集、暴烈的天灾的。即使风调雨顺的年景，收成也有限，能挣个温饱就不错了，一遇凶年，转眼间就会衣食无着，难以为生。随着自然灾害频繁地出现，人们时常遭受着饥饿和死亡的威胁。
民国时期的饥荒可谓家常便饭，无日无之。据出生在中国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估计，1949年以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700万人死于饥饿。如此估计，民国时代曾经饿死过2亿以上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