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国战国初期曾（随）国国君乙的墓葬，位于湖北随州市擂鼓墩。葬于公元前433年或稍后，1978 年发掘。墓坑开凿于红砾岩中，为多边形竖穴墓。南北16.5 米，东西21米。内置木椁，椁外填充木炭及青膏泥，其上为夯土。整个墓葬分作东、中、北、西四室。东室置曾侯乙木棺，双重，外棺有青铜框架，内棺外面彩绘门窗及守卫的神兽武士。中室放置随葬的礼乐器。北室放置兵器及车马器等。西室置殉葬人木棺13具。墓主45岁左右；殉葬者为13～25岁的女性。
墓中共出土随葬品15000多件。其中曾侯乙编钟一套65件，是迄今发现的最完整最大的一套青铜编钟。青铜礼器主要有镬鼎2件、升鼎9件、饲鼎9件、簋8件、簠4 件、大尊缶1对、联座壶1对、冰鉴1对、尊盘1套2件及盥缶 4 件等。其中尊盘系用先进的失蜡法铸造，表现出战国时期青铜冶铸业所达到的高水平。钟在我国商朝时就已出现，最初只有3到5枚，到周朝增到9至13枚，战国时发展成61 枚。人们按钟的大小、音律、音高把钟编成组，制成编钟，演奏悠扬悦耳的乐曲。曾侯乙编钟共 65 枚，其中1 枚是战国时楚惠王赠送的镈。编钟分八组，共分三层悬挂在铜、木做成的钟架上。钟架全长10.79米，高2.73米，由六个佩剑的青铜武士和几根圆柱承托着。六十五枚编钟的总重量达3500千克，它的重量、体积在编钟中是罕见的。钟上大多刻有铭文，上层十九枚钟的铭文较少，只标示着音名，中下层四十五枚钟上不权标着音名，还有较长的乐律铭文，详细地记载着该钟的律名、阶名和变化音名等。这些铭文，便于人们敲击演奏。曾侯乙编钟音域宽广，有五个八度，比现代钢琴只少一个八度。钟的音色优美，音质纯正，基调与现代的C大调相同。考古工作者与文艺工作者合作探索，用此钟演奏出各种中外名曲，无不惊叹。
墓中还出土了编磬、鼓、瑟、笙、排箫等大量乐器，为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出土的一件漆木衣箱盖上，绘有包括青龙、白虎、北斗图形及二十八宿名称的天文图像，说明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创立二十八宿体系的国家之一。墓中还出土金盏、金杯、金带钩及长达48厘米的十六节龙凤玉挂饰，是曾侯乙生前奢侈生活的具体写照。许多青铜器上有“曾侯乙乍（作持）”之类铭文，为判定墓主提供了证据。
曾侯乙墓出土的漆器有220多件，是楚墓中年代最早也是最为精彩的，而且品类全，器型大，风格古朴，体现了楚文化的神韵。
一九七八年发掘的举世闻名的我国湖北省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我国古代最庞大的乐器，它共64件，(计钮钟19件，角钟45件)，分三层悬挂在满饰彩绘花纹的铜木结构的钟架上，每层的立柱是一个青铜佩剑武士。它们的形体和重量是上层最小，中层次之，下层最大。最小的一件重2.4公斤，高20.2厘米；最大的一件重203.6公斤，高153.4厘米。它们的总重量在2500公斤以上。钟架通长11.83米；高达2.73米。气魄宏大，场面相当壮观。这座墓的下葬年代为公元前432年，距今2410余年。它的出土引起国内外的重视，被认为是世界音乐史上的重大发现。
八十年代初，湖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武汉机械工艺研究所、佛山球墨铸铁研究所、武汉工学院和哈尔滨科技大学等单位上百名科技人员通力协作，采用了激光全息摄影和扫找电镜等现代技术手段，发现我们的祖先早在两干四百多年前就摸索出了铜、锡、铅三种成份的最佳配方，以获得优美的音色；掌握了钟体大小，钟壁厚薄与音高的严格比例，铸造出不同音高的编制系列；设计了“合瓦式”的独特钟形与复杂的钟腔结构，形成了奇妙的一钟双音和优美的旋律。这套编钟都能别两个乐音，全部音域贯穿五个半八度组，高音、低音明显，中间三个八度，十二个半音齐备。由于有了完备的中间音，所以能在任何一个音上灵活自如地旋宫转调。尤为可贵的是，钟体和附件上，还篆刻有二千八百多字的错金铭文，记载了先秦时期的乐学理论以及曾和周、楚、齐等诸侯国的律名和阶名的相互对应关系，这一重大发现，据弃了所谓“中国的七声音阶是从欧洲传来、不能旋宫转调”的说法。
为了使这套中华乐器史上珍贵的国宝发挥更大作用，科学工作者将曾侯乙编钟进行复制。1983年1月6~9日，中国音协、中国机械工程学会铸造学会、考古学会的学者专家共80多人，在武汉对复制的编钟进行了鉴定。专家通过聆听和比较原件和复制品每个钟的音色、音高，并交替欣赏原件的录音和复制编演奏的《胡笳十八拍》《梅花三弄》《浏阳河》《圣诞夜》等中烁曲。他们认为复制品确实达到了原件的音响效果，高音区清脆，明亮，悠扬；低音区浑厚，深沉，气势磅礴。其中演奏出的大多数音乐与原件的差异小于正负五音分之内，为一般听众所难以辨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