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显声[1]（1896-1949），字警钟，九一八事变时的辽宁警务处长，东北义勇军的缔造者，因思想激进，西安事变后被国民政府扣押，1949年被害。
1896年生于辽宁省凤城县苇山河村。少年时黄显声曾就读于丹东道立中学，毕业后，于1918年入北京大学实习班，因参加五四运动被迫辍学，回到沈阳。1921年，黄显声考入东北讲武堂三期炮科，翌年毕业后服役在东北军中，初任营长，后任东北军新一旅（一说张学良卫队旅）旅长等职。因黄显声治军严谨，胆识过人，深受张学良的信任和赏识，张作霖被炸，张学良就是混在黄显声军中悄悄出关的。
勇敢的警察
九一八事变时，东北讲武堂炮科出身，已经担任旅长的黄显声，1930年却被任命为辽宁省警务处处长的职务，变成了警察。当时东北军上下充分感到东三省和日方冲突的危险，但是又缺乏和日军正面对抗的勇气。一旦发生危机，希望避免正规军之间的冲突。这时，作为非正规军的警察力量就可能成为两军之间的缓冲。委任黄担任这个职务，是张学良希望黄的精明干练可以在中日冲突时最大限度地控制一线局面；张作霖曾经对张学良讲过对付日本的办法：招集辽宁各县的警察局长开个会，动员人力，一夜之间就把南满铁路的铁轨都埋到地底下了。然后二十万东北军主动打大连的一万五千日本兵。“咱干吗要怕小日本 呢？”张老帅这样说过。
九一八事变，东北军中人称三个省只有两个明白人，就是辽宁省长藏式毅和黄显声。九一八事变前，藏曾多次苦苦警告张学良日军即将动手，并派黄专门跑到北平去见张报告危险，张时吸毒又患伤寒，到协和医院住院，显得思维精力都不充足。回复都是要求镇定，万一打起来不抵抗，等待“九国公约”的调停等等。。。藏自知无力回 天，在九一八发生时悲愤地让东北军参谋长荣臻“赶快出去调兵遣将收复沈阳吧”，自己则以地方官守土有责留下办交涉不肯离去，后绝食未死，被日方拉入伪政 府，未保晚节。
黄则另有主张，九一八事变前，八月底他已经通过当时的警务督察长熊飞弄到日军情报，知道事变即将发生（这也是黄到北平见张学良的直接原因），黄不肯坐以待毙，回沈阳后当即下令将下属58个县的警察队公安队扩充成12个总队，并发放枪支弹药。这个举动意味深长，这批枪支成了后东北各路义勇军中的主要武器来源之一。后来的东北抗日义勇军中，原东北的警察人员占了相当高的比例，而且多位著名的义勇军指挥官，比如邓铁梅，王凤阁，高玉山等都是原东北警察出身。而黄对沈阳的警察也进行了充分的部署，将2，000名警察组织起来，编成一个总队并发枪，自己从9月初即昼夜不离办公室，随时准备应变。所以九一八事变刚刚发生，他率领的警察总队（相当于武警，不包括治安警和交通警）已经离开机关，投入抗击。
后来的救国会执委朱焕阶9月19日晨曾赶到警务处打探消息，却见铁门紧闭，有几只麻雀啄食。向周围人打听，前一天夜里有人看到，黄部警察的动作极快，第一声炮弹的爆炸声刚刚响过就开始行动，离开机关，显然是早有部署。
当时沈阳主要兵力包括王以哲的第七旅，总部卫队，张学良的卫队营，讲武堂学兵和黄显声的警察部队。事变爆发的时候，王以哲和两个团长都不在部队（王第二天下午才便衣出城，在郊外与部队汇合），第七旅苦苦等待命令，最后等来的却是 -- 不许抵抗，任其占领营房缴械。该部靠下级军官自发组织才勉强突出重围，损失惨重。卫队的负责人是荣臻的儿子荣子恒，因为形势紧张，当天被派率部到野外进行为期八天的拉练，所以没有加入战斗。（谁能说王，荣不是明白人呢？还有当时因为各种事情不能到任的吉林省主席张作相，黑龙江省主席万福麟，学生们听到枪声 怎么也找不到的讲武堂负责人周濂中将，哪个，不是明白人？风雨欲来，都躲开不表态）。各部只有黄显声部和讲武堂学兵（五连连长张占元阵亡）主动进行了抵抗。黄显声指挥警察在二经街一带依靠简单的街垒与日军对战多时，最终，在日军坦克的攻击面前，只有轻武器的警察伤亡太重，被迫撤离。黄在撤退时嘱咐警察和公安队官兵尽量携带武器弹药撤退，连夜经过新民向锦州集中待命。但由于准备充分，沈阳警 察部队撤退到锦州是动作最快，损失最小的。
义勇军之父
黄显声到达锦州后，成为1931年秋冬实际的前敌总指挥。当时东北边防军公署和辽宁省政府公署都搬到锦州重建，但张学良和张作相都未到锦州，军政事务由黄显声代拆代行。他立即联系驻防义县的12旅旅长张廷枢向大凌河布防，取得稳定阵线。
当时，东北军参谋长荣臻也到锦州办公，援军也陆续到达。荣是个旧式军人，有鸦片瘾，又知道张学良信任黄显声。故此事务皆付黄显声。后国联有员来调查，与荣臻交谈时发现他未及收拾的烟具，于是对翻译说：“这样的将军怎么能抵抗日本军队呢？”又问荣九一八时为何不抵抗。荣回答没有上级命令。国联的人走后，荣臻 悔恨交加，当即砸毁烟具，向张学良发出一封急电，要求带一个旅到前线和日军拼命。12月后荣在军事指挥上逐渐发挥正常作用。
日军土肥原贤二则与汪精卫曾称为“智勇仁”的大汉奸凌印青（海城人，早期国民党人，与杨宇霆交厚）勾结，派出高级特务仓岗繁等十人到辽西和凌汇合，在盘山组建伪军“东北民众自治军”。黄显声针锋相对，他利用该伪军第一师第一旅旅长单廷秀是熊飞的学生的关系，通过单策反该军第一师师长项青山，第二师师长张海天。10月27日，两人率军起义，东北军19旅派兵参战，凌及仓岗皆被击毙。
日军继而鼓动张学良堂弟张学成于10月29日接手“东北民众自治军”残部，发给奉天兵工厂武器，试图作为日军前驱进占锦州。张学成一贯认为自己怀才不遇，与堂兄应该分庭抗礼，1931年初曾参加石友三的叛乱。这一次则欣然接受日军指挥，携四名日本顾问上任，号称有18个旅。黄显声请示张学良后，派公安骑兵第二总队进攻张学成部。由于东北地区当时抗日情绪强烈，张学成部也兵无战心，交火后不久即溃散，四名日本顾问和张学成都被乱枪打死，伪旅长荣庭被俘。
在锦州期间，黄励精图治，大力组织和扩充地方武装。而张学良由于年轻和患病，此时处于刘伯承所说“五行不定”的状态。他一面调动了一部分部队到锦州前线， 似有抵抗之意，另一方面支持将锦州一带设为隔离区的方案，随时准备撤离。在军事上，张显得十分消极。黄显声有一次建议既然锦州前线工事构筑不易，不如以攻为守，张当即拒绝。在日军进攻马占山的时候，张坐拥重兵，毫无策应（反而是日军进攻锦州时，极端困难的马占山反攻齐市，试图调动日军北上）。对于黄显声招 募的部队和反正伪军，张学良也拒绝给与正规番号，他一方面希望借助这些部队抵抗日军，一方面怕因此形成中国正规军与日军交战的口实。
在这种掩耳盗铃的思维支配下，张学良甚至下令给马占山和丁超等吉黑将领，下令他们部下原来东北军的正规部队一律不得使用正规军番号，只能自称“自卫军”，“救国军”等名义。事实证明，这种做法不但不能减少日军对中国军队的进攻，相反使其进攻更加理直气壮 – 既然对手不是正规军，就只能是“土匪”，“马胡子”了。堂堂正规军一夜之间竟然连自己的番号都不能使用，各路抗战部队也因此而气馁。在这种情况下，黄显声急中生智，将新编部队改称为“辽宁抗日义勇军”，委任项青山为第一路司令，委任张海天（老北风）为第二路司令，委任盖中华为第三路司令。陆续委任达二十余路，自己担任总司令。这就是“抗日义勇军”的最初来历。为扩大抗日武装，黄显声以省警务处名义特别制订了编委方案，规定：凡举义抗日率武装百人者授上尉衔，领来骑兵250人或步兵500人者当任少校营长，领来500骑兵或步兵1000人以上者当任上校团长等等。此讯一传出来，各地爱国志士纷纷来奔锦州，请缨抗战。黄显声授意邓铁梅等人，在辽东等地创建义勇军，并给予经费资助。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阻击日军，给日军第四混成旅很大打击，不得不退出辽西。在打击日军时，黄显声还根据敌情下令破坏桥梁和路段，阻挡进犯日军。
1931年12月15日，张学良倚为依靠的蒋介石下野，张的抵抗意志更加消沉，在日军大举进攻的压力下，张最终下令东北军主力于1931年最后一天撤离锦州。在回复记者的访谈时，东北军方面表示在锦州周围与日军进行了激烈的攻防战斗，最后不支撤退，损失五千余人。然而，在当地的外国人和民间团体回忆，东北军的各部，除步兵19旅，骑兵20旅的部分部队，装甲列车队以外，基本与日军未有接触即撤离，撤离时日军还在锦州的百里之外。真正在锦州外围和日军展开了血战的，是黄显声部下的义勇军和公安队。他们与日军在白旗堡，田庄台，盘山，打虎山各地辗转血战，还曾经反攻过营口，给日军造成相当重大的打击。
东北军撤退时，黄显声帅三个骑兵公安总队断后掩护。黄以第一，第二总队掩护机关人员撤退，亲自带第三总队到大凌河畔杨官屯拒敌。1月2日，第8师团西义一部在锦州展开三面围攻之势，黄部与日军渡大凌河部队展开激战，战斗到夜间两点三十分，黄下令炸毁女儿河铁桥阻挡日军追击，部队撤向关内。1月3日，日军占领锦州。义勇军部队，一部随 黄显声入关，一部留在当地继续和日军作战。
由于“义勇军”这个名字响亮而且贴切，逐渐成为东北各地抗日军民最为常用的叫法。1935年，田汉，聂耳合作为电影《风云儿女》谱写了主题曲 -- 《义勇军进行曲》。这首脍炙人口的战歌，后来成为今天中国人民共和国的国歌。然而，很少有人去细究这里所说的“义勇军”，最初指的是哪一支部队了，它代表的，是白山黑水的关东人，也是全体中国人不屈的精神。
报国而无门8月，黄显声以义勇军总指挥身份参加了北平“救国会重要议事”，作了锦州失守和辽北一带的作战报告。张学良下令将黄显声带进关内的部队编入骑兵第二旅，不久，又扩编为骑兵第二师，驻扎北平西苑。1933年，长城抗战不久，黄显声毅然率领骑兵第二师出关抗战，与日军在隆化一带周旋作战。以后，不久，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抗日盟军，黄显声派熊飞与冯玉祥联系，要参加打击日军行动。冯玉祥的部队打击了伪军李守信部，收复了多伦，但很快就被蒋介石密谋分化瓦解了。黄显声的抗战热情屡屡受挫，他处于苦闷之中，不仅收复东北无望，眼见得日军大有侵吞华北之势，东北军指望不上，他决定暗中联系真诚抗日的中国共产党。通过原辽宁省政府秘书共产党员刘澜波，黄显声和中共北方局有了联系。共产党北方局派孙致远、康少艺等17人参加黄显声的队伍，对部队进行改造工作。柯庆施等中共北方局领导都曾到过黄显声的骑兵第二师与他探讨联合抗战问题。黄显声是最早与共产党接触的，并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国民党东北军高级将领，也是最早在国民党东北军建立共产党组织的一支队伍。在共产党的影响下，黄显声的思想有了很大变化，他接受共产党对军队的改造工作，使这支部队有了很大变化。蒋介石很快就了解到黄显声和共产党的密切关系，对他恨之入骨，派刘克俭到骑二师任政训处长，暗中监视黄显声。由于在黄显声的部队里，共产党的势力很大，刘克俭不敢轻举妄动，借故离开。蒋介石借张学良出国之机企图分化瓦解东北军，在北平召开高级将领会议，要将东北军调到南方进行“剿共”。何应钦宣布命令后，黄显声当众宣称：“要想调动东北军，除非张将军回国，谁也休想调动东北军。”并环视左右，拍拍腰间手枪怒目说：“谁敢接受命令，谁就准备这个。”东北军将领都拥护黄显声的主张，蒋、何只得作罢。黄显声此举，保护了东北军，也对活动在南方的中共红军很大程度上减少了武力进攻，也是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战略政策的公开抵制对抗。
1935年7月，张学良回国就任“西北剿共”副总司令，将东北军骑兵集中成立一个军，欲委任黄显声为军长，但遭到蒋介石的极力反对，只好任命他为副军长。驻扎在陕、甘一带后，黄显声多次劝谏张学良，要以国家民族大业为重，与共产党联合抗战，收复东北，打回老家去。张学良迫于蒋介石的压力，违心地进行军事“剿共”，黄显声愤然离开骑兵军，留居北平。蒋介石又乘机要以重金要职收买黄显声，遭到拒绝。张学良听到报告，担心在外部队53军万福麟部有所变故，就决定派黄显声去担任副军长兼119师长，以牵制之。黄显声到53军后，致力于改造部队，实现抗日愿望，日后威震冀中的吕正操司令员，当时就是他的部下，也是他的好友。大量吸收进步青年和流亡学生到部队来，并让冀南的共产党人到部队任职。“西安事变”爆发后，黄显声在石家庄马上表示拥护，支持张、杨迫蒋抗日的军事行动。南京政府特派黄恒浩前来石家庄53军劝说万福麟效忠蒋介石，敦促张学良释放蒋介石。
特殊的囚犯张学良送蒋介石到南京后被囚禁，黄显声会同张学思等人为营救释放张学良而奔走呼号，但毫无结果。周恩来通过刘澜波，在武汉与黄显声见面，鼓励他坚持信念，要抗战到底。黄显声在周恩来的指示下，积极协助共产党进行抗日统战工作，并提出要去延安，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周恩来对黄显声提出的请求给予支持，让他到延安后介绍他到抗大工作，并让他先将从香港运来的一批物资运往延安。黄显声安排属下，将这批物资安全运到延安。黄显声召集了一些旧部和学生100多人，准备开赴延安，组成由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东北军，参加抗日。就要动身时，不料被国民党特务张毕天侦知，于1937年2月2日，在汉口被秘密逮捕。黄的被扣押，与东北军内部斗争也有很大关系。黄是张学良最为亲信的少壮派军官，长城抗战后，张学良深感老东北军将领各顾妻子，腐化老朽，已经不堪改造，因此大力提拔少壮派军官。黄显声就是其中的典型。然而，这种做法明显侵犯了占据高位的老牌将领的利益。张学良被扣以后，东北军上层并非都尽全力营救，而是在蒋介石的拉打之下分裂，自相残杀。失去了张学良支持的黄显声，也成为这些老牌将领的眼中钉。正是因为看到这一点，蒋才毫不犹豫地扣留了这位著名的抗日将领，他确信这不会影响他对于东北军的使用。周恩来事前已得知情报，指示黄显声马上转移，但黄显声以自己光明磊落，错误地认为国民党特务不敢把自己怎么样，而没有立即离开。
黄显声被秘密关押在国民党武汉稽查处，不久又秘密移押到湖南益阳，后又转囚到贵州息烽集中营和重庆“中美合作所”的“白公馆”。因为他的威望和军中旧友的影响，也因为特务认 为他一旦出狱就会再作高官，所以他在狱中享受一些特殊待遇，如读书，看报，甚至拥有防身的佩刀。他在狱中教俄语，而且精通诗词，擅长篆刻。在今天保留下来的一方黄显声将军自治印上，侧面还可以看到一行小字“骑富士山头展铁蹄，倭奴灭，践踏樱花归”。黄显声是因力主抗日而闻名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但在抗日期间，爱国热情却得不到释放，他报国无望，万分愤慨，以诗明志，当读到“报国欲死无战场”一句时，这个铁骨铮铮的将军竟痛哭失声，大骂蒋介石是：“秦桧当权，岳飞被害。”一次当谈到“九一八”事变时，黄显声毫不掩饰地说：“我是主张联共抗日的，如果汉卿能听我的话，国家何至于此？汉卿何至于此？奸贼误国啊。”
抗战期间，共产党曾多次组织营救黄显声但都没有成功，他多次被秘密转移，外界对他知道得极少，也是蒋介石对他记恨所致。他的旧部下也曾要救他逃出去，但遭到拒绝，他说：“我是被暗中抓来的，是无罪的，是蒋介石他们卑鄙所致，要光明正大地出去。”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蒋介石下达了密杀令。11月27日下午，特务杨进兴带人来到黄显声的囚室说：“周主任请黄先生去谈话。”黄显声从容地穿上衣服，暗中带上一把短刀，当走到距白公馆半里路的步云桥近处山坳时，杨进兴从背后放了冷枪。黄显声中弹后抽刀怒视着特务们，慢慢倒了下去。12月15日，重庆市各界人士举行追悼大会，哀悼杨虎城、黄显声、罗世文、车耀先、陈然、江竹筠等死难烈士。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刘伯承、邓小平及中共中央西南局领导参加了追悼大会。
传奇生死恋
将军之死还有一点传奇的色彩。在息烽监狱，黄显声将军曾经凭借精湛的医术救活了一名被控参加学运被捕的福建女大学生黄彤光。随着此后的接触，黄彤光爱上了这位气宇轩昂，儒雅不屈的将 军。1944年出狱后，黄彤光一面全力寻找路线营救将军出狱，一面通过看守中的内线与将军鸿雁传书，甚至寻机相会。两人终于定下终身，将军答应只要能够出狱，愿与黄彤光结为连理。两人成为极其特殊的“狱中恋人”。在定情时，黄彤光交给将军一张红纸，请将军将来用它包结婚戒指来娶自己（因为将军是由同情他的看守带出来的，回去时不能带其他的东西）。闻知将军遇害，黄彤光和夏在汶等人，5天后到红岩山上含泪寻找将军的遗体，但尽管随行的解放军官兵帮助百般搜索，都没有找到。就在这时，突然，在一块新土中，露出一小片红纸，黄彤光一眼认出，这正是她给黄显声将军的那张包戒指用的红纸。黄彤光立刻跪了下来。将军的遗体，就在这片新土的下面。白发苍苍的黄彤光女士，在几十年后回忆起来，用这样的词句描述将军的埋骨之地 – “那片红纸在风中痛苦地摇着头，很鲜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