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个人简介
白寿彝（1909—2000），男，经名哲玛鲁丁。中国著名史学家、回族史和伊斯兰教史专家；回族；河南开封人。
1909年4月出生于一个商人家庭，早年就读于开封市后安德烈学校、上海文治大学、河南中明大学，1929年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攻读中国哲学史。后来担任了禹贡学会和北平研究院历史研究所的编辑1937年，他参加了顾颉刚组织的考察团，到绥远、宁夏、甘肃等省区进行了民族、宗教、农田水利等方面的考察。1938年后曾任中央大学教授。
抗战期间，他曾先后在桂林成达师范任教，在重庆中央大学、南京中央大学、云南大学担任教授，主编和编辑过《盖世报》副刊、《边疆》半月刊、《星星》半月刊、《文讯》月刊等。
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应聘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长期担任历史系主任。曾历任中国民盟北京市盟委常委、中国回民文化协会副主任，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国家教委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教育学会历史分会会长、中国民俗学会会长、中国少数民族五套丛书编委会副主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编委会顾问、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所长、古籍研究所所长等社会职务。
2000年3月，白寿彝同志去世。
个人荣誉
白寿彝1953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党的十大代表、十三大列席代表，十五大特邀代表。从1956年起，他连续当选为第三、四、五、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四、五、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五届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法制委员会委员，六届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
个人贡献
白寿彝先生是杰出的史学家、卓有成就的教育家、著名的社会活动家。白先生毕生在史学领域耕耘，取得了突出的学术成就。他在中国交通史、中国伊斯兰教史、回族史、中国民族关系史、中国思想史、中国史学史、中国通史和史学理论方面都有杰出的建树。他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于1980年出版，至今已印刷30多次，累计印数100余万册，先后被翻译成英文、日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朝鲜文、罗马尼亚文等。
他主编的12卷22册的《中国通史》被学术界誉为20世纪中国史学的压轴之作，党和国家领导人来信祝贺，并对该书给予了高度评价。白寿彝先生为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和民族团结事业的发展作了大量工作。白先生在高校任教近七十年，培养了一大批科研和教学人才。他主持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工作期间所进行的历史教学改革，取得了良好效果，获得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作为一名回族成员，他积极进行本民族历史和文化的研究与弘扬工作，促进了民族文化事业的发展。他担任众多的社会职务，在这些职位上，他尽心尽职做好本职工作，做到了为国为民呕心沥血。
为了纪念白先生对历史学做出的贡献，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设立“白寿彝学术研究基金”，成立“白寿彝学术研究基金会”，以此促进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工作更上一个新台阶。
白寿彝对中国史学研究、伊斯兰教史、回族史以及有关学科领域的研究作出了具有开拓性质的重大贡献。1937年出版了我国第一部也是仅有的一部《中国交通史》（中国文化史丛书第1辑，上海商务印书馆），后被日本文学家牛岛俊作翻译为日文在日本国出版。1987年河南人民出版社予以再版。3D年代至40年代，先后在《禹贡》、《西南边疆》等刊物上发表了一批研究伊斯兰教史和回族史的重要论文、著作，如《从怛逻斯战役说到伊斯兰教之最早华文记载》、《宋时大食商人在中国的活动》、《元代回教人与回教》、《赛赤丁瞻思丁考》、《柳州伊斯兰与马雄》、《中国回教小史》等，这批著述1983年结集为《中国伊斯兰史存稿》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建国初期，白寿彝参加了由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总编辑工作，并亲自编了《丛刊》等4种《回民起义》（全四册，1952年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是回族史学研究工作者必不可少的一部大型工具书。1952年他与郭沫若等一起参加了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筹建工作，担任研究员。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前夕，他主持编写了《回回民族的历史和现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部全面介绍回族历史和情况的著作。1978年他又指导修改了《回族历史》，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之际出版。近年来，他除主编了《回族人物志》（元、明两册已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编写外，还出版了《中国通史纲要》、《中国史学》两部重要著作。白寿彝曾出访过阿尔及利亚、埃及、科威特、日本、苏联、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巴基斯坦等国家，扩大了我国对外特别与伊斯兰国家的文化交流。他治学严谨，精心育人，为我国史学界和教育界培养了大批人才。白寿彝作为著名的历史学家、伊斯兰史和回族史学家、教育家，还为回族民间文学的记录与保存作出了重要贡献。
1929年5月，他收集的《开封歌谣集》由广州惠爱文化印刷公司出版，对其中的一些作品，明确注明是回族族属。1930年初，赴云南调查，写了《滇南丛话》，记载了一批重要回族民间传说故事和民俗资料。1936年他编辑的《禹贡》半月刊“回教与回族专号”上，发表了有关同治年间陕甘宁回民起义的传闻、传说《陕甘动余录》，一直是研究西北回族起义的重要史料。
白寿彝对回族民间文学资料的记载和使用有着自己的风格和特点。其一，注重于历史价值。他在1952年编《回民起义》时将《陕甘劫余录》收入其中，并加按语说：“这篇记录的内容，都是得之的传闻，难免没有口述者记忆错和笔录者听错写错的地方。但这总是回民自己的材料。这对回民起义史料说，是难得的。”这是对自己记录、使用回族民间文学资料目的和意义的概括。在《回族简史》中多处引用民间歌谣、谚语作为佐证。其二，富于民族感情。白寿彝搜集记录回族民间文学资料，总是洋溢着对本民族文化遗产的一种深沉的感情。如在《滇南丛话》中说明蔡老师祖故事的出处时说：“予得之沙竹轩阿衡。阿衡，昆明南城寺之教长，最娴于滇中我教之故实者也。”对个别传说中有美化左宗棠的地方，则指出：“口述者对以左宗棠为首的刽子手们并没有正确地认识”，表示了一种惋惜的心情。其三。记录忠实于原作。
白寿彝在30年代记录的回族民间文学资料，大都有出处，包括讲录人、笔录人、流传地区以及讲述人的身份等。有的虽用半文言记录，仍然保持了一定口语习惯。至于如编辑《陕甘劫余录》，许多语言完全保持了西北人口述故事传说的面貌，增强了传说的真实性和感染力。白寿彝对本民族民间文学的高度重视并始终放在较高的地位加以肯定、运用，这种现象在回族文化史上是少有的。
白寿彝先生与《中国通史》《中国通史》的编撰是已故总理周恩来1972年向全国出版工作者和史学工作者提出的任务。出于一个历史学家的责任感，自1975年起，白教授约请全国数百位
史学界、考古界、科技界的专家和学者，风风雨雨，辛勤耕耘，历时二十三个春秋，于1998年底全部完成《中国通史》的编撰工作。这部大通史共12卷22册，约1200万字，上起远古时代，下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它不仅规模宏大，而且在历史理论、史书体裁、编撰内容上都有创新。
全书贯穿了总主编“中国的历史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的编纂思想，创造了多种体裁的综合运用。除第1、第2卷按照具体情况写作处理外，各卷都分为序说、综述、典志、传记四个部分。白教授的意图是，以序说开宗明义，以综述阐述历史发展的总向，以典志剖视各种历史现象，以传记体现历史人物群象。多种体裁的综合运用，可以多层次地反映历史发展的进程、历史的规律性和丰富性，以尽量达到贯通古今的要求。它不仅能够容纳有关中国历史研究领域的各种研究成果，而且能够适合各方面读者的阅读兴趣和研究兴趣，为中国通史的编撰和进一步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在编撰中，白教授积多年功德，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在全书观点、体例、定稿上悉心把关，决不敷衍了事。王毓铨教授在赠白寿彝先生的一幅对联中对这一巨著的完成给予高度称赞：“集一代之智慧，为百世之长编。”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白教授的学术研究领域宽泛，涉及中国交通史、中国伊斯兰教史、中国民族史、中国思想史、中国史学史，并写有大量著作。他称自己是“杂家”，而中国通史的完成，正是他半个多世纪以来潜心治史的结晶，是他整个生命的投入。
江泽民给白寿彝同志的贺信白寿彝同志：
[1]您主编的二十二卷本《中国通史》的出版，是我国史学界的一大喜事。 您在耄耋之年，仍笔耕不辍，勤于研究，可谓老骥伏枥，壮心未已。对您和您的同事们在史学研究上取得的重要成就，我表示衷心的祝贺！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中华民族历来重视治史。世界几大古代文明，只有中华文明没有中断地延续下来，这同我们这个民族始终注重治史有着直接的关系。几千年来，中华文明得以不断传承和光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的先人懂得从总结历史中不断开拓前进。我国的历史，浩淼博大，蕴含着丰富的治国安邦的经验，也记载了先人们在追求社会进步中遭遇的种种曲折和苦痛。对这个历史宝库，我们应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不断加以发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不断作出新的总结。这对我们推进今天祖国的建设事业，更好的迈向未来，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全民族的共同财富。全党全社会都应该重视对中国历史的学习，特别是要在青少年中普及中国历史的基本知识，以使他们掌握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牢固树立爱国主义精神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激励他们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贡献力量。我一直强调，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注重学习中中国历史，高级干部尤其要带头这样做。领导干部应该读一读中国通史。这对于大家弄清楚我国历史的基本脉络和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奋发图强的精神，增强唯物史观，丰富治国经验，都是很有好处的。同时，我们也要学习和借鉴外国历史。历史知识丰富了，能够"寂然疑虑，思接千载"，眼界和胸襟就可以大为开阔，精神境界就可以大为提高。我提倡领导干部"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而讲政治、讲正气，也是要以丰富的历史知识作基础的。
我相信，这套《中国通史》，一定会有益于推动全党全社会进一步形成学习历史的浓厚风气。
江泽民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