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市民文学是指法国中世纪代表市民阶级利益，反映市民阶级情绪、趣味和世界观的文学。从中世纪中叶开始，随着城市的建立和发展，市民阶级在法国产生并不断壮大，它与封建统治阶级的矛盾和斗争也日益加剧。反映市民阶级生活和斗争的市民文学便应运而生。这种文学具有鲜明的阶级特性，在中世纪最后几百年间逐渐成为法国文学的主流。
中文名：
法国市民文学
类别：
文学科目
特点：
具有鲜明的阶级特性
形成时间：
中世纪中叶(公元1050-公元1300)
成就：
中世纪法国文学的主流
目录
简介法国市民文学市民戏剧市民抒情诗成就影响经典市民文学作品赏析《列那狐的故事》《巴特林笑剧》《玫瑰传奇》
简介故事诗
法国市民文学是指法国中世纪代表市民阶级利益，反映市民阶级情绪、趣味和世界观的文学。
法国市民文学故事诗
市民文学的样式之一是“小故事”。这是一种短小的故事诗，内容都为滑稽逗笑，故又称“笑话”。平均篇幅约数百行,通用八音节诗句,表现手法比较简单。从12世纪末叶到14世纪初,盛行约两个世纪。从现存的150多篇看来，绝大多数产生于法国北部地区。作者是街头的演唱者。题材来自社会中的轶闻趣事，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生活，在嘲讽中也表现了市民阶级对现实的不满。例如《圣徒彼得和游方艺人》、《驴的遗嘱》、《修士丹尼斯》等,批评教会的劣迹;《撕开的鞍褥》、《高利贷者的祷文》等,意在讽刺上层市民的自私和贪婪;《阿梅勒的贡斯当》、《农民舌战天堂》等则表彰劳动人民的反抗和斗争。[1]
故事诗《农民医生》讲一个农民经常打老婆，正巧公主的喉咙被鱼骨卡住，国王下令寻找名医，他的老婆就说自己的丈夫是名医，只是需要拷打才肯承认。农民于是被屈打成医，进宫后灵机一动讲了个笑话，使公主笑得把鱼骨喷了出来，农民因此成名和发了大财。这个故事通过农民来表现小市民的心理，后来莫里哀在他的喜剧《打出来的医生》里就采用了这个题材。
韵文故事把教士和骑士作为讽刺的对象。在《吃桑椹的教士》里，教士站在驴背上摘桑椹吃，嘴里说着：“上帝，可别有人喊‘吁’啊！”结果驴听到‘吁’就跑了起来，教士跌倒在荆棘丛中头破血流。对于市民本身的缺点，这类故事除了经常嘲笑戴绿头巾的丈夫之外，有时也起到教谕的作用。例如《撕开的鞍褥》写一个市民把财产都给了儿子，自己却被赶了出来，只得向儿子要一条被褥御寒。儿子让孙子到马厩里去拿一条垫马鞍的褥子，孙子却把它撕成两半，给了爷爷一半，留着另一半将来给父亲用，使父亲深受教育，一家人重归于好。
从亚当·德·拉阿勒（1235－1285）在1276年创作和上演的“叶棚剧”开始，市民戏剧逐渐有了戏剧独白、道德剧、笑剧、愚人剧等多种形式，但是直到百年战争之后的15世纪才得到充分的发展，产生了擅长表现人情世态的笑剧，保存下来的有150部，其中最著名的是《巴特兰律师的笑剧》。笑剧符合市民的审美趣味，只要能演得逗人开心，道德观念和教育意义都在其次，所以笑剧的内容大多是尔虞我诈、互相作弄，不过或多或少也有一些批判的意义，例如《巴特兰律师的笑剧》就讽刺了司法的不公。[2]市民戏剧市民戏剧也很发达，它以表现世俗生活和富有喜剧性为特点，与宗教戏剧相对立。皮卡第地区的阿拉斯城是法国喜剧的摇篮。最早的市民喜剧作家是阿拉斯人亚当·德·拉阿勒（1235～1285），他创作有描写一对牧羊青年挫败了骑士的干扰而维护了纯洁爱情的《罗班和玛丽蓉的故事》和表现各种城市生活场面的“叶棚剧”。市民戏剧在百年战争期间没有多大成就，进入15世纪以后才得到充分发展，并确立了多种样式。戏剧独白原是对传教士布道的滑稽模仿，后成为世俗的独脚喜剧，代表作有《巴尼奥莱的自由射手》。劝诫剧是劝善惩恶的戏剧，人物通常是隐喻的,或是拟人化了的抽象事物,篇幅比较冗长，流传下来的有65部。闹剧以表现人情世态为特长，风格诙谐、泼辣。现存150部,最重要的是《巴特兰律师的闹剧》，写律师巴特兰欺骗布商，手段高超，最后却败在聪明的牧童手下。另外如《两盲人》、《蛋糕与馅饼》等则趣味庸俗。愚人剧内容常涉及时事和政治， 对社会弊端的揭露和讽刺比较广泛、 尖锐。皮埃尔·格兰戈尔（约1475～约1538）的《愚人王子》是这类戏剧的代表作。[1]市民抒情诗市民文学另外一个重要部分是抒情诗，代表作家为吕特伯夫和维庸。市民抒情诗同民间诗歌、特别是谣曲关系比较密切，同时也受骑士抒情诗的影响。13世纪,市民抒情诗获得较大的发展,出现了吕特伯夫这样的抒写下层人民苦难的诗人。经过百年战争的摧残以后，市民抒情诗在15世纪中叶又一度活跃，产生了中世纪法国最优秀的抒情诗人维庸。15世纪后期,乔治·沙特兰(1405～1475)、让·梅尔希诺(1420～1490) 等“修辞学派”诗人追求晦涩的寓意，玩弄文字游戏，把市民抒情诗引入歧途。[1]
吕特伯夫（？-1280）是一个贫穷的行吟诗人，他打破了英雄史诗为贵族歌功颂德、骑士抒情诗吟唱风雅之爱的传统，首先用诗歌诉说自己的贫困，反映城市贫民的困境，从而成为第一个市民抒情诗人。他的诗歌一反慷慨悲歌或柔情缠绵的俗套，毫无保留地揭露了悲惨的现实生活，例如在《吕特伯夫的穷困》里，他哀叹“我没有被子也没有床……一张稻草床不是床，我的床只是稻草”。他讽刺权贵、同情穷人，针砭时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
弗朗索瓦·维庸（1431-1463？）虽然上过大学，成为文学学士，但很早就染上了盗窃的恶习，而且还杀过人，因而经常坐牢，甚至被判处过绞刑。在《小遗言集》（1456）和《大遗言集》（1462）里，他以玩世不恭的口吻嘲笑世上的一切，抨击达官贵人，感叹人间的不平，形成了现实主义的风格。最后他被逐出巴黎，不知所终。
吕特伯夫和维庸的诗歌，形成了不同于中世纪诗歌传统的现实主义倾向，但是由赤贫和牢狱生涯造就的杰出诗人毕竟只是凤毛麟角，因此他们没有弟子或追随者，长期默默无闻，直到19世纪才被浪漫派尊为法国抒情诗的先驱。
值得提到的是，庇护过维庸的查理·德·奥尔良（1394-1465），是一位与维庸齐名的抒情诗人。他的父亲是公爵，儿子是国王，然而再也没有比他命运更坎坷的王公了。他13岁娶公主为妻，婚后一年母亲和妻子相继去世，父亲被暗杀。他22岁时在战斗中被俘后押到英国，关了25年才被用重金赎回。在此期间，他只能写诗寄托自己对祖国的热爱与对和平的向往，他的抒情诗达到了抒情与寓意水乳交融的境界。
与吕特伯夫和维庸相对应的，还有一批为王公贵族效劳的诗人。他们虽然不愁衣食，但是命运变幻无常，又不能直抒胸臆，所以只能借助寓意和隐喻来发泄不满，利用修辞来掩饰他们的本意，由此产生了两个诗歌流派：修辞学派和里昂派，它们形成了中世纪诗歌与七星诗社之间的桥梁。
严格说来，这些诗人投靠王公贵族，像奥尔良那样本人就是王公，实际上是贵族诗人，因此不属于市民诗人的范畴。但他们与吕特伯夫和维庸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致力于创造一种新的抒情诗体裁，从而改革了宫廷抒情诗和骑士抒情诗的传统，有的文学史就把他们的作品都列为市民抒情诗。
修辞学派是法国最早的诗歌流派，主要诗人有乔治·夏斯特莱（1403－1475）和让·梅希诺（1420－1490）等。他们借用寓意和隐喻来对君主门进行褒贬，注重诗歌的形式和修辞的技巧，逐渐使语言丧失了字面上的意义。修辞学派的作品由于玩弄文字而晦涩难懂，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被学者们认为是一次“流产的文艺复兴”。
里昂是法国通向意大利的门户，16世纪是最意大利化的城市。在纳瓦尔王后的影响下形成的里昂派，代表诗人有莫里斯·塞夫（约1500-1560）、路易丝·拉贝（约1526－1565）和佩内特·迪吉耶（约1520－1545）等。他们的诗作大都以爱情为主题，或运用象征，或大胆抒情，其中塞夫的长诗《德利娅》（1544），是法国第一部献给一个女人的情诗集。[2]
成就市民文学的突出成就，是大量以列那狐为共同主人公的故事诗，俗称列那狐故事诗。它是在东方寓言和法国民间的动物故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思想内容与中世纪法国社会生活紧密相联。它最鲜明地体现了法国中世纪市民文学普遍具有的讽刺性和喜剧性，在思想和艺术上都具有特色。流传至今的列那狐故事诗主要有 4部，分别产生于12至14世纪的不同历史阶段，因而也明显地呈现出不同的特色。《列那狐的故事》(1175～1250)主要表现代表新兴市民阶级的列那狐同象征封建权贵的伊桑格兰狼反复较量以求得生存的努力；《列那狐加冕》（12世纪中叶）反对封建王权；《新列那狐》（13世纪末叶）集中攻击罗马教皇为首的教会，反映了市民阶级在当时王权和教权的斗争中倾向于王权的特点；《冒充的列那狐》（14世纪上半叶）以其揭示阶级矛盾、抨击封建制度、表达市民阶级社会政治观点之尖锐、有力见长。与动物列那狐为主人公的故事诗相映成趣的，是以植物玫瑰为主人公的故事诗《玫瑰传奇》，这部作品的第二部分的思想倾向与前者类似，在艺术上却完全采取隐喻的手法。[1]
影响中世纪法国市民文学对法国乃至欧洲文学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意大利作家薄伽丘，英国诗人乔叟，法国寓言家拉封丹、戏剧家莫里哀、小说家巴尔扎克，都曾采用中世纪法国小故事的题材；《玫瑰传奇》的隐喻手法被后世作家广为应用；以莫里哀为代表的法国喜剧继承和发展了中世纪市民戏剧的优良传统。[1]
经典市民文学作品赏析《列那狐的故事》《列那狐的故事》是中世纪时期法国市民文学中最著名的讽刺故事诗。它产生于十二世纪七十年代，在民间流传过程中，经很多人加工，至十三世纪中叶，汇集成包括二十七组故事，三万余行的长诗。该书的表现手法是以动物故事讽喻现实社会。把动物拟人化，借描写动物世界，来影射中世纪封建社会各阶层的人生世相。如狮王诺勃勒象征昏庸专横的国王；雄狼依桑格兰则影射封建权贵；而鸡、兔、猫、鸟等则代表底层受压人民。列那狐则具有市民阶级的特点：它机智、狡诈；既敢于和狮、狼斗争，又不断欺凌弱小的鸡、兔等。
在和雄狼的斗争中，它利用雄狼又贪又蠢的特点，以求自己生存。有一次，列那狐从车夫那里骗来了几条鱼，正准备就餐时，雄狼闻风即至，要列那狐将鱼让给它吃。列那狐说，这种鱼只有出家人可以享受，狼为了想吃鱼，就答应当出家人。列那狐就让它先举行剃发仪式，用滚开的水浇了它一头，痛得它半死。狐狸又要狼举行守夜礼，大冬天在河边守夜，用尾巴去钓鱼，就能把鱼钓到了。这条既贪又蠢的雄狼，把尾巴放在河里，守了一夜，到第二天早晨，河水结冰了，不仅没有钓到鱼，连狼尾巴都给河水冻住了。人们赶来的时候，狼又没办法逃跑，因为尾巴结冰冻住了，最后把尾巴挣断了才算逃了这条命。
列那狐敢于戏弄狮王，趁狮王在打盹的时候，它把狮王缚在树上，待狮王呼救时，列那狐又假装好人去救它，做好做歹都是它，哄得狮王团团转。列那狐蔑视狮王的权威，把狮王悬赏它首级的告示没有放在眼里，并用计将狮王派去缉拿它的狗熊勃伦弄得满头血污。
列那狐对弱小动物又给以欺侮、残害。它和雄猫合伙弄到了一根香肠，被猫独吞了，列那狐找机会截断了猫的尾巴。公鸡商特克莱用计从列那狐的嘴里溜掉了，它气不过，一下子咬死了公鸡的十四个儿女和鸡小妹科珀。
列那狐还深通处世哲学，它与格令巴猪谈到它本想做一个行为道德合乎上帝法律的好人，但一看到现实生活中“谎话在国王的宫中最流行，爵爷、贵妇、教士、文人都在说谎”，而“永远说真话的人，他在现在的世界上是不能通行的”，所以它“也哄骗说谎，不然便只能在门内坐着了”。
通过列那狐的一系列的活动，作品真实地反映了中世纪封建社会急剧变化时期、市民阶级与封建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市民阶级上、下层之间的冲突，作品成了当时社会的一个缩影。由于该书描摹动物生动形象，维妙维肖，影射现实真实深刻，再加上故事性强，戏剧性大，讽刺深刻，故至今仍受读者喜爱。[3]《巴特林笑剧》《巴特林笑剧》则是市民文学的又一颗明珠。笑剧又叫“趣剧”或“闹剧”。它以表现人情世态见长、风格诙谐、泼辣。这出笑剧着重表现巴特林律师的诡计多端。笑剧是从巴特林律师贫困生活开始写起的。主人公巴特林是一切巧言惑众、诡计多端的律师代名词。
他为了骗取一点布料，让妻子和自已能穿上一套新衣裳，耍尽了诡计。他跑到一家布店里去，利用他如簧之舌，居然从布商手里赊购了一些布料。临走时，他对店主说，你到我家取款时，我一定准备一只烤鸭作为佳肴以示酬谢。回家后，他嘱付妻子准备来个概不认帐的手段来对付布商。过了一些时候，布商兴冲冲地跑来他家取布款。妻子出面应付，他则装病躺在床上。妻子对布商说，我丈夫生病不起已很久了，怎么会跑到你家去赊布料呢？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布商不仅没有吃到烤鸭，还被对方赖了帐。返回店里查帐时，确实是赊了布给他。因此又再重度来取款，巴特林还倒打一耙，说布商无中生有，将布商赶出家门。
笑剧进而又巧妙而合乎逻辑地把戏剧情节转到新的笑料上去。牧童偷了布商家的羊，布商到法院控告，牧童请巴特林当辩护律师。他向牧童面授机宜，要牧童在回答法官提问时，一味地学羊叫。法院开庭时，布商一眼见到巴特林，竟把控告之事置之脑后，专心致志地找着巴特林索回布款，他俩在这边大吵大闹，那边法宫提审时，牧童老是以羊叫声作回答。结果弄得堂而皇之的法庭上被争吵声，羊叫声所遮盖。法官无法听清审问回答，只好最后宣布退庭以结束此闹剧。巴特林计谋成功了，当他向牧童索取律师诉费时，聪明的牧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是一味地学羊叫来回答。
很显然，这纯粹是一出闹剧。从笑剧的构思看，巴特林还是作为肯定的对象予以刻划的。象他这一类型人物，实际是各种困难的征服者。也就是说，遇到什么难题都难不倒他，是一个应变能力极强的人物。它具体地再现了中世纪时期法国城市生活图象和市民阶级的精神风貌。狡计战胜了所谓的社会道德，智慧击败了愚蠢，这应该说是《巴特林笑剧》给人的启示。[3]《玫瑰传奇》《玫瑰传奇》是中世纪读者最多和流传最广的大型故事诗，它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写于1235年，作者是纪尧姆· 德· 洛里；第二部分写于1269至1270年，作者是让· 德· 墨恩（1240？-1305？）。
第一部分有4669行，作者把自己比作“情人”，用拟人化的隐喻手法叙述了自己的爱情之梦。在春季的一天里，乐园里有一些少女在跳舞，“情人”发现了其中的“玫瑰”后爱上了她，但是“玫瑰”被“嫉妒”等坏人关进了一座城堡，受到严密的监视。
纪尧姆·德·洛里没有写完就去世了，让·德·墨恩续写的第二部分有18000行。“理性”劝“情人”放弃爱情，“朋友”则大谈爱的艺术， “情人”收买了看守“玫瑰”的“老太婆”，“自然”强调人有判断的自由和生育的义务。最后“爱神”点燃了城堡，“爱情”率领队伍打败了“嫉妒”，“情人”终于获得了“玫瑰”。
《玫瑰传奇》被认为是用古法语写成的唯一的文学经典，它具有谴责贵族和批判教会等进步意义，它的梦幻和隐喻等文学手法也被后人广泛运用，因此直到18世纪都拥有广泛的读者。[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