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全书》，董治安主编，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
《两汉全书》体现了编纂者“力求其全”的编纂思想。两汉文献产生于距今2200至1800年前，受中国古代书写材料、传播方式等客观条件的限制，以及历代社会动乱、学风倾移等社会因素的影响，流传至今者十不存一。有鉴于此，《两汉全书》的编纂者将“力求其全”作为全书的首要追求，要求凡属西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至东汉献帝延康元年（公元220年）这一历史阶段的所有文献，举如各种专著、别集、单篇诗文赋，以及经籍传注、小学著作等等，包括佚文残篇，悉予汇录。为此，编纂者们遍查各种相关文献资料，梳理甄别，审慎弃取。
《两汉全书》体现了编纂者体例创新的学术追求。现存两汉文献形式多样，既有相对独自流传的专著、注释类著作，又有散见于各种史书、方志、类书、总集中的诗文作品；既有后代屡经传抄翻印的纸本文献，又有历年出土的简帛石刻，将其有机地汇为一编，此前无先例可供借鉴。《两汉全书》的编纂者经过反复斟酌，采取了以人系文（包括著作）的办法。一、把普查到的近九百名两汉人物，一律按历史年代逐次排列先后顺序，人物年代不详以及无名氏著作，则排列其后而别作处理。二、以人物为单元排比文献资料，即在每一人物名下，首列其专著，次列其别集以及单篇作品，再列其他文献资料。因此，《全书》既是断代专著的集成，又是一系列新编别集的总汇，带有一代总集的性质。这样的编纂体例，兼有传统丛书、总集的学术功能，便于读者从作者时代发展的纵向脉络，以及时代相近作者的横向比较两个视角使用《两汉全书》，既适用于汉代现存文献的实际状况，亦为编纂我国大型断代文献集成提供了新的范式。
《两汉全书》体现了编纂者精益求精的治学风范。编纂者在选定底本、辑补佚文、校勘文字、标点断句、撰写小传与解题等方面倾注了大量精力。例如，陆贾《新语》是西汉初年的一部重要著作，《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均有著录。整理者以《四部丛刊》影印明弘治间桐乡令李廷梧刻本为底本，校以《子汇》本及程荣《汉魏丛书》本、《两京遗编》本，参考唐晏《新语注释》、今人王利器《新语校注》，采择杂纂、类书所引及古选本文字，整理入编，于不足12000字的原文中，列出有关删、补、改的校语116条，且对所附七段《新语》佚文加以按语说明，行文简要，兼采众长，堪称目前最佳的陆贾《新语》文本。另外，《两汉全书》收录有两汉谶纬文献、两汉石刻文献，附编有两汉简帛文献，其编纂者既有统观汉代谶纬、石刻、简帛文献的学术视野，又具有上述专门之学的深厚素养，其成果别有一番新的气象。
总之，《两汉全书》是一部规模空前、总括汉代现存文献的大型断代文献集成，是新时期以来我国古籍整理事业的又一重大成果。[1]
《两汉全书》历时14载，共36卷，1300多万字，收录了870余名两汉人物的论著，包括专著，别集，以及诗文辞赋、经籍传注、小学字书及石刻简牍资料等，是两汉现存文献最为完整的大型丛编。《两汉全书》不仅有力推动了两汉历史的断代研究，而且有助于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全面总结，是一项全民族文化建设的基础性工程，也是当今古籍整理水平和成就的重要标志之一。
2011.11获山东省社会科学重大成果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