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鲁迅祖父周介孚（1838-1904），是一位颇有传奇色彩的封建士大夫。他名致福，后改名福清，字震生，又字介孚，号梅仙，以字介孚行世。[1]
生平1838年1月22日，他诞生于浙江绍兴，二十九岁(1867年)考中举人，三十三岁(1871年)考中进士，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散馆”，奉旨任江西金溪知县。戴了三年多县老爷的乌纱后，因与上级不和，1878年被弹劾免职。1879年经李慈铭指点，“卖田捐官”，以后一直在京候补，直到1888年才得了个内阁中书的实职。1893年因母丧丁忧回乡，发生了科场行贿案，被光绪皇帝钦定为“斩监候”，从此就坐了八个年头的牢。1901年被释放回家，又活了三年多，于1904年7月逝世，享年六十有七。[1]
人物著作见解他热心功名，迷恋科举，倒又并非只读八股文。他主张小孩启蒙先读《鉴略》，既可识字，又可知道中国历史的梗概。他并不赞成小孩启蒙一定得读《百家姓》、《三字经》。鲁迅、周作人就都是以《鉴略》开蒙的。鲁迅在《五猖会》中写到父亲要他背一段书才可以走。所背的书就是《鉴略》。周介孚还认为，小孩识字以后，可以读小说，特别是《西游记》，容易为孩子所接受。然后再读《诗经》等书。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中回忆说：“介孚公的确喜欢《西游记》，平常主张小孩应该看小说，可以把他文理弄通，再读别的经书就容易了，而小说中则又以《西游记》为最适宜。”周作人还说：“小时候可以看小说，这一件事的好处我们确是承认，也是永不能忘的。”周建人也认为：祖父介孚公关于小孩读书的主张，“是比较开明民主的”。
对于中国古典诗歌，周介孚也有自己的见解。他曾从杭州狱中将一部木板印的《唐宋诗醇》寄回家中。书中夹有一张字条，是写给樟寿(鲁迅)诸孙的。全文如下：
初学先诵白居易诗，取其明白易晓，味淡而永。再诵陆游诗，志高词壮，且多越事。再诵苏诗，笔力雄健，词足达意。再诵李白诗，思致肖逸。如杜之艰深，韩之奇崛，不能学亦不必学也。示樟寿诸孙。
其实，青少年读中国古典诗词，总是按时间顺序从诗经、楚辞这样系统地读下来的，哪里会像周介孚所说的跳来跳去的读。但周介孚的说法，也不失为一种诗评，一种对古典诗人的见解。至少，周介孚读过许多中国古典诗人的诗集，并作了比较。
在周介孚留下的书籍中，还有一本《古文小品咀华》手抄本。此书原有耕读轩刊本，收短小古文二百九十一篇。每篇至多千把字，最少的一篇只二十三字。手抄本收文八十一篇，七十九篇与刊本同，文中夹批、文后评语也与刊本大同小异，似系刊本的精选本。手抄本书末有周介孚跋文：
售旧书才，挟此本，纸劣字拙，而文可读，因以薄直得之。
介孚氏识。
从这跋文可见，周介孚还不是毫无读书情趣的人。他竟认为这些小品文“可读”，可见他的阅读面不是很窄的。介绍周介孚没有什么著作。他写过几十首诗，装订成集，称为《桐华阁诗钞》，鲁迅曾将它抄录一过，没有刊刻。周介孚在杭州狱中，曾写了一本《恒训》，是写给儿孙的，也有鲁迅抄本存世。《恒训》在结尾时说：“予性介，运复蹇，不能积财以封殖，爰将生平所闻见者，可法可鉴持身保家之道，备述此编。尔辈守之，如读楹书，大门闾，昌后嗣，于是在乎。”这可说是他写这本小册子的目的。它的写法，和《朱子家训》、《颜氏家训》等不同，在每句戒言下，他都举一些例证，以证明戒言的正确和有效。有些例证，写得很生动，有情节，甚至写出了人的个性。
周介孚还写了大半生的日记。大概从他青年时代开始，一直写到他临终前一天。用红条十行纸写。字迹端庄，每年一本，线装得很好。放在地上，有桌子般高的两大叠。这部日记，反映了晚清一个相当规范的士大夫的带点传奇色彩的坎坷的一生；并通过他，还反映了当时的京都官场和地方社会的各种动态。它应该是很有史料意义的。1919年底，鲁迅回乡接家眷去北京时，把这些日记全烧掉了。鲁迅说：“我这次回来翻了翻，好像没有多大意思，写了买姨太大呀，姨太太之间吵架呀，有什么意思呢！”又说：“东西太多，带不走，还是烧了吧！”它们就足足烧了两天。值得一提的是，周介孚的两个孙子——鲁迅和周作人，都从青年时代起，用红条十行纸或蓝条直行纸记日记，每年一本，线装成集，鲁迅在逝世前一天还在记，周作人记到红卫兵只准他在灶间地上睡觉时止，离开逝世也不远了。鲁迅、周作人的日记，都已成为研究鲁迅、周作人的不可缺少的资料，而且对于中国现代文化史和文学史的研究也都有重要价值。周介孚的日记要是能保存至今而予出版，不但对研究鲁迅、周作人有用，而且必然受到中国近代史研究者们的重视。特点从周介孚留下的某些文字墨迹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他的书法艺术脱胎于颜真卿而端庄、雄健、有力。他儿子周伯宜(鲁迅父亲)的书法则是端正、平和、娟秀。鲁迅青年时期的书法明显的出自乃祖一路，后来他融合魏碑，带有隶意，形成自己的风格。周作人的书法接近乃父，平和，冲淡，和他所追求的散文风格一致。[1]
相关案件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是江南乡试之年。京官殷某出任江南乡试正考官，南下苏州。绍兴城丁忧在家的内阁中书周介孚派家人前来拜托殷某“关照”应试的周家子弟，包括长子和几个侄子。
科举舞弊是重罪，但到光绪年间早已流弊日广。冒籍、夹带、刺探试题、雇用枪手甚至行贿考官等等，无所不有。周介孚在北京做官多年，和同样是京官的殷某相识，加上丁忧在身，就写了一封信附上银票让家人送给老相识。这本是司空见惯、手到擒来的易事。可周家的下人实在不会办事，把一件简单的事情办成了一桩大案。
殷主考停驻在官船上，正好有苏州地方官上船拜访。周家下人找到官船后，也不看合适不合适，就把信和银票交给随从，让呈给殷主考。随从见是内阁中书周介孚的来信，又有银票，不敢怠慢，就拿进去递给了主子。殷主考拿到信和银票，看看在座的苏州地方官，极为尴尬。苏州地方官自然晓得是怎么回事，赶紧端起茶杯喝茶，当作没看到。这时的殷主考有两个选择，第一是退回银票，大义凛然地将周介孚和下人报官(地方官就坐在对面)；第二是找台阶下，收下银子帮忙办事。他看看银票，咽了口水，装进口袋后若无其事地继续和客人闲谈。
这件科场行贿案原本就此便可以结束了。
周家的下人见银票送进去后，船里的老爷都不给张收条或者回个话什么的，着急了。等了好久后，他竟然在岸边大喊：“老爷拿了银子，怎么也该给个话或者收条，小人好回绍兴交差！”他还以为科场行贿像在早市买菜一样，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还要发票呢！船上的人见这个人的话越讲越难听，出面阻止他大喊大叫。越不让叫，周家下人叫得越厉害，骂殷主考拿了银子不办事，引得岸边百姓围观。这下，殷主考恼羞成怒，苏州地方官的脸都挂不住了，严肃地走出来，下令将周家下人缉拿。殷主考还拿出周介孚的来信和银票，交给苏州府衙查办。
周介孚行贿乡试主考，人证物证俱在，而且是被抓了现行。案子很快就做成了铁案，层层上报。下面是科举舞弊司空见惯，最上面的光绪皇帝却不知道。他还以为科举是为帝国选才的根本制度，神圣而纯洁，一见竟然有官员公然行贿，龙颜大怒，将周介孚从严处理。周介孚被判了个“斩监候”，相关考生革除功名。[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