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塞县是1993年国家文化部命名的“中国现代民间绘画之乡”。安塞农民画被国外艺术家誉为“东方毕加索之作”。
安塞现代民间绘画是20世纪70年代末在剪纸、刺绣、布玩具、炕围画等众多民间艺术形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兴民间艺术形式。它是中国传统文化思维方式、造型、技巧、色彩以及现代绘画意识掺揉变化的艺术形态。安塞农民画注重表现意境的神态。不单一强调构图、透视、光度、人物比例等，首先反映的是自己的感情，把现实美与理想美巧妙地结合起来，构想奇特，夸张大胆，意境欢快，神态生动。绘画颜色非常强烈、明快、和谐、鲜活，基调和情绪健康朴实，昂扬向上，内容充实，意境崇高。构图上以情为主、以意为主、以神为美，抽象、夸张、简练、浪漫，作品多刚柔虚实、苍劲厚润、粗犷细腻，变化丰富，古朴沉稳而不浮夸，清新浓艳而不失典雅。外国专家赞叹中国农民画在表现手法上比毕加索还毕加索。
1981年，安塞农民画54幅在中国美术馆展出。1982年，安塞农民画7幅在法国独立沙龙展览。1985年，10幅作品赴法展出。《人民画报》《人民日报》都曾专版介绍安塞农民画。1988年全国农民书画大奖赛上，薛玉琴《牛头》获一等奖，高金爱《伏虎》获二等奖，白凤兰《毛野人》、曹佃祥《十二生肖》、张芝兰《毛猴抽烟》获三等奖。1992年，李福爱的《春播》、常振芳的《牛群》获全国民族文化博览会一等奖，马国玉的《乡情》、张凤兰的《养蚕》获二等奖。1993年中国民间工艺美术大展上，张凤兰的《架牛》、薛玉琴的《牛头》、李秀芳的《端午节》等作品获奖。高金爱被陕西省文化厅授予“农民艺术家’’称号，当选为陕西省农民画协会副主席。21岁的安塞姑娘马国玉被吸收为中国农民书画研究会会员，并被定为年龄最小的民间艺术家载 入纪录。
安塞农民画登上艺术殿堂后，又成为国内外旅游市场和收藏市场日益走俏的商品。仅1989年，被中国美术馆收藏的就达40余幅，省展览馆收藏24幅。法国、美国、瑞士等外国友人及国内美术收藏家购买达110余幅。1993年，安塞县文化馆在深圳“安塞现代民间美术展”上一次性拍卖成功，获益4万元。
安塞农民画的特点
地域传统的承传：
安塞民间绘画同陕北地域文化一脉相承，有着深刻的自然、历史、社会文化背景。安塞民间绘画受到陕北特殊的地域文化、包括陕北宗教文化、民间文化以及安塞腰鼓、信天游等群众文化的影响。安塞地处延安之北，是古代军事要地，取意“安定边塞”而得名，境内的芦子关早在唐宋时就建造五城，以护塞外，当地至今流传着“芦子关，芦子关，风萧萧兮延水塞，安得壮士控北藩”的词句。因此，从安塞民间绘画中明显融汇着这种特殊历史条件和特殊地域下形成的粗扩豪放、雄壮昂扬的气势，其中既有关中文化的影响，又有塞北文化的渗透。安塞人世世代代生活在漫无边际的丘壑、山岗之间，理想与现实的冲突，逼迫中经受着生存的磨砺，从而激扬了生命本体的精神张力，造就了浑朴宽厚、强悍而富于创造的品质。
安塞农民画作品粗犷凝炼的线条、浓烈的诙谐的色彩、雄壮浑厚的形象、崇高美妙的意境、随心所欲地行笔运色，无不承受着这种精神品质的遣使。安塞民间绘画既然根植于古老民间文化的沃土，它与新时代新文化观念的融合，必然移植了这块土地质朴纯真的品性，同时又洋溢着新文化的精神风采。民间艺术家们以他们特有的眼力和手法，多角度地观察表现丰富的生活和陕北黄土高原发生的变化，使我们油然品味到陕北人民对自己的土地的热恋之情，善良淳朴且根深蒂固的乡风民情，以及面对现代文明迅速的参与意识。从作品的形象神韵中，我们不仅品味到她们的精神品质，同时也觉察到苦涩的余韵。《牛头》是一幅象征性的作品，作者以饱满的构图、热烈的色彩、富有装饰趣味的手法，塑造出了亲切、温和、忠厚的老黄牛的形象，使人感到一种美的力量。《回娘家》表现了青年男女爱情幸福：新郎送新娘回娘家，行至高梁地中，新娘在毛驴上回眸妩媚，新郎前去多情，被毛驴一脚踢来，幽默生动，令人回味无穷。《猴吃烟》的妙趣，《养蚕》姑娘的纯真可爱，《伏虎》老汉的威武劲健，《大公鸡》的雄健有力，《猪头山》的乡间气息，都以真挚的情感传送着她们生活与精神的信息。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安塞地处陕北一个偏僻的县城，交通不便、信息阻塞，这一面造成了安塞今天经济的落后，另一面却锁住了民间艺术的古老传承。据文物发掘显示，历史上这里并不是一个文化落后地区。相反这里的文化积淀非常丰厚,这里曾经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远在新石器文化时期,这里就大量活动着我们远古的先民们。资料记载在1987年的文化普查中,在安塞有文物点330处,古文化遗址有178处。其中,仰韶文化遗址12处,龙山文化遗址160余处。远古文化遗址如此集中,说明当时这一地区的自然条件是适宜先民们生活的。
除了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址,还有大量的汉墓,70余座北魏、唐宋时期留下来的佛教石窟,说明在唐宋以前这个地方与外来文化交往还是很多,包括佛教都在这一带盛传。后来由于植被破坏,水土流失,演变成梁峁地貌,逐渐带来交通上的阻塞,使当地的文化在保持唐宋以前文化的基础上,独自较封闭地发展酝酿,不仅塑造出自己特有的风格,而且还保留下了远古时期和汉以及唐宋时期的许多文化艺术因子，靳之林称之为“中国上升时期的文化”。
在当地的剪纸中我们可以看到新石器时期的彩陶、岩画,汉代的画像石,唐宋的雕刻、绘画对其所产生的影响。例如安塞著名的剪纸和绘画题材“蛇盘兔”，在山西陶寺夏墟遗址出土的彩绘盘蛇陶盘中就有体现；张凤兰的《揽羊娃娃》与“东周春秋大午戚”如出一辙；白凤兰的《牛耕图》、徐桂花的《割玉米》、王占兰的《奔马》和同样题材的汉代画像石上的纹样比较,无论是构图还是黑白的对比手段都有不少相同之处。这一带还保留了不少北魏和宋代的佛教石窟,说明在那一时期,这里和中原的交流往来还是很多的,因此唐宋一代中原的文化对这里还是有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其剪纸和刺绣中都隐约可见。但元明清时期的中原文化对这里的影响就不大了。其原因也许是在元代和清代,这里不再是重要的军事要塞。也因此,这一带不再受到当政者们的重视。险要的地势使这里交通不便,土地贫瘠、气候恶劣、自然灾害连年不断使这里很少有外来人口进入谋生。正因为如此,元明清以后这里极少与外界交流,其民间文化和民间艺术的发展显示了较多的独立性。其证据是许多在中原民间文化中常见到的反映吉祥如意的纹样在这里却很少见到,如缠枝莲、凤穿牡丹、福寿安宁、添福添喜、福禄寿三星等。常见的反映道教文化的八仙、八宝图等,反映儒家思想的五伦图、二十四孝图等,反映文人生活和气节的竹林七贤、东坡爱砚、羲之爱鹅、茂叔爱莲、渊明爱菊、岁寒三友、梅兰竹菊图等,还有反映加官晋级思想的一甲一名、一品当朝、官上加官、五子登科等都很少见到。至于流行一时的文学故事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西厢记”等画面在这里也几乎不见。
如今陕北的地方特色还体现为民歌与民俗入画，在采访中我们了解到许多画家喜欢采用陕北民歌的题材进行创作，展现民歌中所唱的故事、传说和场景。例如《三十里铺》、《走西口》、《瞭哥哥》、《赶山来的哥哥回来了》，还有“上河的鸭子下河的鹅，一对对毛眼眼照哥哥”等等不一而足。陕北地方民俗比如结婚“上头”的习俗，由迎亲的与送亲的两位妇女为坐在炕上的新郎新娘上头，具体的做法是将新娘的头发在新郎头上梳几下表示白头到老，而炕上摆着金色的宝斗，斗里插着黄色的长钱，还有成对的枣和桃，谓之“双双枣，双双桃，双双儿女满炕头”。[3]
妇女文化的显现：
安塞农民画的创作者我在这里暂且称之为女性非知识群体，在这一点上它区别于户县以男性为主的创作队伍和金山以有知识的女性为主体的画家群体。
这样一批画家承传了许多传统的女性文化的基因。一些妇女文化的符号在他们的创作中体现得十分明显，例如画一只老虎，她们惯于将其眼睛修饰成蜜蜂、臀部修饰成玫瑰、身上遍布花纹等；再比如高金爱的获奖作品《多喜》，她将喜鹊们栖息的树画成石榴的形状，包裹着一群小喜鹊，石榴是多子的象征，这隐约传达着女性古老的生殖崇拜的意识。还有有名的“抓髻娃娃”,一手举鸟,一手托兔,鸟代表阳,兔代表阴,其表现的不仅是中国从原始时代就萌发的阴阳观,而且还是一种原始生殖崇拜的遗存,因为只有阴阳结合才能产生生命。又如已经去世的曹佃祥老人所剪的《鹰踏兔》也是如此,鹰是鸟中的英雄,鸟在这一带有很深的寓意。在安塞发现的不少新石器属于庙底沟型的彩陶,庙底沟型彩陶的一大特点就是鸟纹很多,就像半坡型的彩陶是以鱼纹为主一样。由于鸟纹的广泛应用,其上面的鸟应该是当时一个原始部落的图腾,而在原始神话中称太阳为“三足乌”,因而崇拜鸟的原始部落实际上是崇拜太阳,因为鸟是太阳的象征,在当地民间也称太阳为“鸦”。所以鸟在民间是象征阳性的,鹰是鸟中的英雄自然是阳性的了。而兔是代表月亮,月是阴性,兔自然也代表阴性了。“鹰踏兔”是喜花,是结婚时所剪的花,其寓意是男女情爱。这类符号在安塞农民画中比比皆是，非写实的装饰图案正是来源于妇女文化的传统。
与男性创作的刚硬风格不同，女性多偏于柔美，再狰狞的动物在她们笔下也变得温柔可爱，如高金爱笔下的老虎总是笑眯眯的，洋溢着一股人情味。再如常振芳的《十二属相闹红火》，画面上展现着生龙活虎欢快热烈的景象：老鼠拍打着钗子，黄牛吹奏着喇叭，老虎敲打着腰鼓，老龙打着伞头，兔子用力地打锣，猪啊，羊啊，马啊，猴啊，鸡啊……，十二生肖全都是艺术化、拟人化、夸张化了的。欢快，活泼，优美，形似神似，生动有趣，连老虎的眼睛都是用美丽的蝴蝶画成的。进入一种神奇浪漫的境界。作者完全甩开了老虎、猴子、老鼠、猪、狗、牛、马的本来面目，将自己生活里见到的闹秧歌的欢快场面全部寄寓到这些动物身上。
她们用最绚丽的颜色描绘事物，不管客观事物的色彩是什么样的, 民间画家的心中色彩则是一片明丽,她们根据自己对色彩的心理感受,也根据自己的欣赏习惯赋彩,固执地走“俗”的路线,不但没有引起文人雅士的反感,反而获得了青睐。像曹佃祥的《大公鸡》、潘常旺的《红鲤鱼》、薛玉琴的《踏蛋鸡》等,色彩浓烈到极度,。徐英的一幅画《大路上走过的驴群》, 把十几只驴画成五颜六色的，在不真实中达到艺术效果。
她们用笔描画她们心目中的美好生活，展现生活中最幸福的一面，尽管也许她们本身的生活并没有那么幸福。生活在安塞偏僻农村的妇女的生活是艰难的, 如果你走近她们的生活, 会体察到她们过的日子十分苦涩。但在她们的绘画作品中, 我们看到的却是她们积极、乐观精神, 对生活充满信心。《背谷子》、《拉驴老汉》、《谷场上》等,真实地表现了农民的劳动情景, 无怨无悔, 坦然乐观, 反映了她们向上的生活态度。
剪纸风格的造型：
安塞农民画北转接定位为“剪纸型”农民画，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的作者们都会剪纸。剪纸在安塞是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不用刻意去学，看妈妈、外婆剪，耳濡目染早就会了，加上剪纸在安塞特有的用途：第一是装点节日增加喜庆气氛。在以前,凡节日或喜庆的日子安塞人都忘不了绞剪纸,贴窗花；第二个用途就是娶嫁时装饰洞房。第三个用途就是用于巫术迷信活动。安塞人每遇家里人生病或牲畜患病,就会剪上牛、猪、虎贴在门上,或是剪红马绿鹿以驱邪气、防病魔。春节时家家贴称抓髻娃娃。防瘟疫入室,保全家安康。第四个用途就是做底样。剪纸是农村女子们学习造型艺术的基本功,在这里无论是绣枕花、鞋花、针扎花,还是绣裹肚、围裙,或者是做布玩具,做虎头帽,或者画炕围花,都需要先用纸剪出底样,因此,这里的剪纸能手往往又是绣花能手,甚至是画炕围花和做面花的能手。
安塞文化馆馆长殷宇鹏告诉我们，他们每次招收学习班学院的一个前提就是必须会剪纸，如果不会而又想学画画，那必须先学剪纸。对于这一点，陈山老师认为，对于农民画家来说，剪纸是绘画的造型基础，正如西洋绘画中素描的基本功。练习剪花就是一种造型感的训练，有些年轻人达不到这个要求，一般先让她们试着照样图剪下来，培养对画面造型的感觉；而有些擅长剪纸的老太太初次捏笔，一时不知如何下笔时，陈山桥也会让他们先用剪子把图案剪出来，然后再把剪下的图形拆开来重新组合、摆弄，在这个过程中，剪纸沟通了绘画，其造型观念自然得到了深化。
大多数的画家都承认可以将自己的画剪出来。薛玉琴曾以她画的花为例，为我们解释了剪纸与绘画的转化方式：中间的花蕊的花柱可以用线条的形式剪出，花蕊的柱头便剪成圆点。
立体抽象的作派：
有人把安塞农民画称为“东方的毕加索”之作，原因之一就是它画面的立体风格。最著名的莫过于潘常旺老人的《牛姑娘》，同时展现一位七牛女子的正面和侧面，让人忍不住想起毕加索的名作《梦》。陈山桥老师说，有时候教这些妇女们照着一个东西画，她们不会像专业画家那样老实坐定，然后真实记录，而是凑上去上下左右地看，甚至倒过来看、掰开来看，然后她们的作品也就将各个角度和距离所见到的画面全部同时展现出来。
在采访中每一个画家都提到陈山桥老师，提到他鼓励她们在绘画时使用夸张变形的手法。三十多岁的画家孙佃珍说：“我也想要写实，但是画不像，陈老师的观念正适合我们，用抽象变形的方式把看到的东西记录下来。”薛玉琴的一等奖作品《牛头》，画面上只有三个向前冲的牛头，用红黄黑三色完成，在牛的眼、鼻、口处装饰有十分夸张的花纹，极具震撼力。薛玉琴说，尽管画不很像，她一开始想画的仍然是全身的牛，从头到脚的全面呈示是农民画最基本的表现方式，是陈老师引导她只把牛头放大成一幅作品的。看来，安塞农民画这种抽象风格的形成，与陈山桥老师的倡导是分不开的。
在这一点上，安塞农民画与同在陕西的户县农民画形成迥异的风格。户县从文革末期一直延续下来一种写实的风格，坚持书写主旋律，展现新农村建设欣欣向荣的大场面，抒发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张显人类精神力量的最高能量。安塞不能做到这一点，在当年全国学户县的浪潮中败下阵来，很大程度上因为它的这种绘画作派与反映这样的场景格格不入。
延安精神的反映：
安塞民间绘画受到延安革命文艺和时代精神的深刻影响。安塞距延安仅40公里，当年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在延安领导中国革命13年，许多文艺工作者经常在安塞深入生活，延安保育院就在安塞县，李鹏、李铁映、伍绍祖等同志当年就在那里学习。毛泽东同志转战陕北时曾在安塞县城西50公里的王家湾居住近两个月，指挥了著名的羊马河战役和蟠龙战役，边区军民在安塞县城真武洞举行了祝捷大会，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到会祝贺并发表讲话。当年这些难忘的革命历程及延安革命文艺无疑对安塞民间艺术工作者产生了莫大的影响。至今从他们的作品中仍有《兄妹开荒》、《夫妻识字》、《送哥哥上前线》等题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