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诗话著作。梁启超著。戊戌政变后梁启超逃亡日本，于1902年初至1907年冬创办《新民丛报》半月刊于横滨,共出96期。《饮冰室诗话》即连载于该刊第4～95期,偶有间断，计204条。后编订成书，仅辑录至1905年底的第72期。1905年以后两年尚有15期,连载30条,皆未辑入。
《饮冰室诗话》通行本共174条,其第一条叙述写作缘起说：“我生爱朋友，又爱文学。每于师友之诗文辞，芳馨悱恻，辄讽诵之，以印于脑。自忖于古人之诗，能成诵者寥寥,而近人诗则数倍之,殆所谓丰于昵者耶。其鸿篇钜制，洋洋洒洒者，行将别裒录之为一集。亦有东鳞西爪,仅记其一二者,随笔录之。”所谓师友“昵者”，主要指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夏曾佑、蒋观云等人，他们都是“诗界革命”的主将。此书主要内容就是评介他们的名篇名句，总结“诗界革命”，发表著者的诗歌理论和见解。
《饮冰室诗话》论诗,首重“新意境”。著者从改良主义立场出发,非常厌恶“中国结习,薄今爱古”，“最倾倒”黄遵宪“意境无一袭前贤”，热烈赞扬他“独辟境界，卓然自立于二十世纪诗界中”，并在书中采摘黄遵宪许多名篇名句。这种以黄遵宪诗歌为代表的“新意境”，有两个主要特点。其一是以资产阶级新思想和资本主义新事物为其“诗料”。《饮冰室诗话》中公开表明：“吾尝推公度(黄遵宪)、穗卿（夏曾佑）、观云为近世诗家三杰，此言其理想之深邃闳远也。”在《夏威夷游记》中，梁启超已称赞黄遵宪《今别离》等诗“皆纯以欧洲意境行之”，说诗歌的新世界“不可不求之于欧洲。欧洲之意境语句，甚繁富而玮异，得之可以陵轹千古，涵盖一切……吾虽不能诗，惟将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以供来者之诗料”。认为黄遵宪《以莲菊桃杂供一瓶作歌》，“半取佛理，又参以西人植物学、化学、生理学诸说”,有“石破天惊”之感,“实足为诗界开一新壁垒”；高度评价黄遵宪歌咏轮船、火车、电报、照相和东西半球之昼夜相反的《今别离》 4章。其二是以爱国主义为标榜。《新民丛报》来稿中有“感种族之将烬,代一棒于当头”的《灭种吟》12章,以《悲恐龙》为首，“熔铸进化学家言,而每章皆有寄托”,《饮冰室诗话》“具录之”,称赞说:“真诗界革命之雄也。”对于黄遵宪未收入《人境庐诗草》的组诗《出军歌》、《军中歌》、《旋军歌》,梁启超更是“读之狂喜,大有‘含笑看吴钩’之乐”,不但“录全文”,而且还说：“其精神之雄壮活泼沈浑深远不必论，即文藻亦二千年所未有也”，“读此诗而不起舞者必非男子”；甚至说：“诗界革命之能事至斯而极矣。”
《饮冰室诗话》以“新意境”论诗，既总结了“诗界革命”,又进一步推动了“诗界革命”,并具有重要史料价值。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中已说过，诗歌“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若三者具备，则可以为二十世纪支那之诗王矣”。因而在此书中明确指出了“诗界革命”初期作品的不足：“盖当时所谓新诗者，颇喜□扯新名词以自表异。丙申、丁酉间 (1896～1897)，吾党数子皆好作此体。提倡之者为夏穗卿,而复生（谭嗣同）亦綦嗜之。”并以“纲伦惨以喀私德，法会盛于巴力门”等诗句为例，说明这就是谭嗣同当年所自喜的“新学之诗”。但他认为这类缺点是尝试阶段所具有的“学问饥饿”（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和新旧交替的时代特征,所以又说:“过渡时代必有革命。然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虽然，若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是又满洲政府变法维新之类也。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苟能尔尔,则虽间杂一二新名词,亦不为病。”表明他批评初期“新诗”的幼稚病，正是为了“诗界革命”更健康地前进。同时也可见他并不排斥新名词和旧风格，而是要求把它统一于“新意境”，为创造“新意境”服务。
《饮冰室诗话》所提出的这些诗歌主张，和黄遵宪等人的诗歌主张呼应配合，从理论上解决了古代旧体诗在封建社会解体以后，如何为新时代和新兴资产阶级服务问题。
这些理论的出现，既与列强的侵略给诗坛带来新的刺激有密切关系，又是以资产阶级改良派登上政治舞台为其阶级基础的。由于作者自己就是改良派代表人物，此书论诗，往往把改良主义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具有比较明显的资产阶级功利主义色彩：不但对“新诗”的评介有夸张之嫌，降低了艺术标准，而且对意境的要求也很狭隘，如说《孔雀东南飞》“虽奇绝，亦只儿女子语，于世运无影响也”。
这些理论上的局限性，也是在《夏威夷游记》中就已经发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