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香山万安公墓，安葬着革命先驱李大钊的灵柩，陪伴李大钊长眠地下的是他的夫人赵纫兰。李大钊烈士陵园于1983年在万安公墓的园林中修建时，赵纫兰的灵柩随同李大钊的灵柩迁葬至陵园单辟的墓地上，墓碑上的镌字由原来的“李夫人墓”改刻成“李大钊夫人赵纫兰同志墓”。“赵纫兰同志”，是对这位伴“忠魂铁血”（何香凝题词）长眠香山的杰出女性最确切的称呼。赵纫兰在其不寻常的一生中，不仅是李大钊的结发妻子，是李大钊长期从事革命活动的贤内助，而且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女儿，是对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特殊贡献的人。她的一生，恰如长期摆在她的灵枢前的那对古色古香的陶质花瓶一样，朴实无华，却悄悄散发着馥馥幽香。
典当挪借扶助丈夫求学深造
120年前的1884年1月21日（清光绪九年腊月廿四），两个花甲前的农历癸末岁尾，赵纫兰出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一个富户人家。她与李大钊为同村人，比李大钊早出生有5年零9个多月。“纫兰”一名，出自中国古代著名诗人屈原《离骚》中的名句：“纫秋兰以为佩。”这句诗在当时的书信中被广为引用，喻对人所施德泽或教益铭感不忘。此名熟中见雅，琅琅上口，可谓别致而不落俗。
赵纫兰在家中姊妹中行三，其上有一兄二姊。其父赵文隆多年在东北行商，在赵纫兰问世前已同元配妻子生有一男二女，仍嫌子嗣单薄，又娶邻村小黑坨盛家姑娘养儿育女。赵纫兰是盛氏的头生婴儿。后来，盛氏又生下一个儿子，即赵纫兰的弟弟赵小峰。当时，大黑坨村有几户人家立了堂号，其中赵纫兰家立堂号为“福臻堂”，李大钊家立堂号为“怀德堂”。赵纫兰的出生，为“福臻堂”与“怀德堂”联姻埋下了种子。据担任过多年李大钊故居纪念馆馆长的刘荆山撰文介绍，赵、李两家有“老亲”关系，李大钊称赵纫兰祖母为“姑奶”。李大钊的祖父李如珍与赵文隆的关系密切，曾多年合伙到东北长春、万宝山等地开杂货铺，挣了一些钱。到赵纫兰出生的前几年，两人因东北土匪横行双双返乡，以求安度晚年。李如珍回乡后，于1881年翻盖旧宅，又于1882年为从二弟李如珠膝下过继的儿子李任荣娶走马浮村周家姑娘为妻，只盼早日有孙儿问世，好与赵家结为“新亲”。据当时的各种情况推测，赵纫兰在年幼时，没少跟父母到同在一条街上、相距较近的李家串门，肯定得到了李如珍及李任荣夫妇的喜爱。在赵纫兰五六岁时，李家发生了大的变故，先是1889年春天李任荣因患肺病英年早逝，后是周氏在其去世半年后生下李大钊，也因忧虑成疾，于1891年3月7日离开人世，留下了一个不到一周岁半的孤儿。到此时，赵纫兰已初省人事，她没想到总盼李任荣夫妇给她生个小弟弟，而李大钊生下来如此命苦；更没想到这个小弟弟就是她未来的丈夫，相继丧生的李任荣夫妇就是她的公婆。大约就在那两年，她把一颗幼小而善良的心系在了李家，系在了“在襁褓即失怙恃，既无兄弟，又鲜姊妹”的李大钊身上。也许就在这个时候，或稍晚些，赵文隆就决定把自己心爱的三女儿嫁到李家，李如珍就准备娶赵纫兰为孙子媳妇了。李、赵两家何时为李大钊与赵纫兰订下的亲事，已无从考究，当在赵纫兰看着李大钊一天天长大时。
赵纫兰是在1899年与李大钊结为夫妻的。是年，赵纫兰不足16周岁，李大钊刚刚10周岁。她之所以在未成年时即与李大钊成亲，除当时有早婚的习俗外，与李家极缺人手，亟需她及早过门协助李如珍老人照料正在求学的李大钊有关。李大钊是靠李如珍一手拉扯长大的，自4岁起开始认字，7岁进入本村一家私塾接受启蒙教育；就在与赵纫兰绍婚这一年，他转到赵纫兰姥家所在村——小黑坨张家专馆拜与李、赵两家有世交关系的昌黎县增广生赵辉斗为师，正处于求学深造的关键时刻。而此时，李如珍已年愈七旬，老伴崔氏被病魔缠身多载，痴痴呆呆地处于瘫痪状态。赵纫兰的到来，无疑给这个老的老、小的小的家庭带来了新的活力。赵纫兰在世界即将进入20世纪时嫁到李家，图的不是荣华富贵，而是盼自幼聪慧的李大钊早日学有所成，希望自己尽快为李家生儿育女，使“怀德堂”的人丁重新旺盛起来。
自赵纫兰文静、安稳地以少妇的身份在李家开始新的生活以后，李大钊没了后顾之忧，安心读书，学习成绩提高很快。1902年，李大钊首次参加童试，不知是因染卷还是其他原因没有考中。赵纫兰见他心中难受，对他非常体贴，激励他再作努力。1904年1月21日，奶婆婆崔氏病逝，她不再让李如珍干这干那，把家庭生活的重担几乎都挑在了自己肩上。1905年秋天，李大钊再度参加童试，通过县试和府试之后因停办科举令下，被录取为永平府中学堂学生。尽管如此，家里和村里人还像他考中生员一样着实庆贺了一番。作为李大钊的妻子，赵纫兰比任何人都要高兴，她自觉结婚6年来没有白白辛苦，丈夫有了前程，她自己和家庭也就有了希望。
在李大钊考入永平府中学堂以后，赵纫兰历经了家庭生活的严峻考验。1906年，李如珍走完了漫长的人生里程。对于赵纫兰来说，老人是她挑家过日子的主心骨，是家里一棵撑天蔽地的大树。老人死后，千斤重担一下全落到她的肩上。按照李如珍的遗愿，在他死后不要搞大发送，以省下钱来供李大钊读书，但李大钊婚嫁在外的老姑一直对他这个过继孙子继承家产怀恨在心，奔丧时乘机大闹，恨不得把家产踢荡干净。丧事办完，家里只剩下赵纫兰和李大钊，还有几乎空了一半的家业。在这种情况下，赵纫兰表现得异常坚韧，“逼”着李大钊返回卢龙继续上学。她决心挺住任何艰难困苦，依靠李、赵两家的亲友守住日见衰退的家业，即便靠典当挪借也要扶持李大钊求学到底。
1907年夏天，李大钊“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去天津考入北洋法政专门学堂。也就在这一年，赵纫兰生下了他俩的第一个孩子，一个俊秀的女婴。不料，这个孩子生下不久就夭折了。这对赵纫兰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然而她并没有因此而悲伤不止，含着泪水全力支持李大钊到更大的地方求学上进。李大钊到天津上学后，花费更大了，赵纫兰千方百计筹措学杂费用，吃尽了千辛万苦。对此，李大钊在《狱中自述》中有所追述：“钊在该校肄业六年，均系自费。我家贫，只有薄田数十亩，学费所需，皆赖内人辛苦经营，典当挪借，始得勉强卒业。”
经过两春两夏，赵纫兰生下一子，1909年11月2日，大儿子李葆华来到人间。时隔两年，1911年11月21日，赵纫兰又生下女儿李星华。儿女成双，赵纫兰喜不胜喜，奋力支撑家庭之舟，等待李大钊走出校门那一天到来。就在这时，清王朝被辛亥革命推翻，中华民国成立，政局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赵纫兰渐渐发现，李大钊不再只是闷头读书，对政治越来越感兴趣，参加的社会活动越来越多，主要志趣并不在谋个人荣禄，而在改造社会。她有一种预感，李大钊还要离她远去。果然，李大钊于1913年夏天结束津门读书生活之后没有谋差求职，挣钱养家，而是到北京谋求出国留学的途径。就在这一年，她又生下了一个儿子。待中秋节前夕李大钊回家表明他要去日本留学时，她没有过分吃惊，只问需要家中筹集多少钱。两三个月后，李大钊由天津登船去了日本东京，她的心也随之去了那个遥远的异国他乡。李大钊走后的第一年，她过得很难。本来，眼前有了3个儿女，每天照料大点的两个，奶小点的一个，心里很充实。不想，不满一周岁的小儿子患了天花，怎么守也没守住，眼睁睁地看着他被病魔夺去了幼小的生命，使她的精神受到极大打击。从此，她格外精心地照料葆华和星华，惟恐这两个孩子再出意外。过了整整3年，李大钊从日本回国后到北京创办《晨钟报》，因和汤化龙等政界要人发生冲突，辞去《晨钟报》编辑主任职务，才得以在1916年中秋节赶回家乡与她和孩子们团聚，使她久久牵挂的心终于平静下来。李大钊在家住了些时日，又返回北京与人创办《宪法公言》杂志去了，她又默默地带着孩子守在家里。1917年春节，李大钊身羁京华，为创办《甲寅》日刊奔忙，没有抽身回乡与家人辞旧迎新。这是他连续第4年未同家人在一起过旧历年了。赵纫兰非常惦念长期奔波在外的丈夫，身体日渐不支，到1917年4月终于病倒。是年5月上旬，李大钊得知她患病的消息，急急由北京赶回家乡，看望和伺候她。这一次，李大钊陪伴她有两个半月，直至她的身体完全复元才重返北京。不料刚返回北京几天，就赶上“张勋复辟”发生，他不得不仓皇南下，到上海一去就是4个多月。从上海回到北京不久，李大钊进入北京大学出任图书馆主任，有了正式职业；1918年2月学校放寒假，李大钊回到家乡，为赵纫兰过了34周岁生日，与家人过了一个团圆年。到这时，李大钊开始与赵纫兰谋划把家搬到北京，以便全家人厮守在一起，也免得让赵纫兰再为他日夜牵挂。
全力支持丈夫为革命走南闯北
1918年暑假结束时，赵纫兰带着葆华、星华跟随李大钊迁居北京，这是她有生以来第—落足她朝思暮想的北京。
赵纫兰跟随李大钊到北京居住，惊动了李大钊在北京的许多新朋旧友。在天津上学时与李大钊共同主编《言治》月刊的郁嶷这时已在北京定居有年，特派夫人到车站迎接赵纫兰。友人帮助李大钊在宣武门附近的回回营3号找了一处相当不错的住宅。赵纫兰和一家人在北京落居以后，很快就结识了一大批教授、学者的夫人。她待人诚恳，处世随和，颇得诸位夫人的好评，是众人公认的贤妻良母。
赵纫兰带领孩子迁居北京正是时候。李大钊自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很快就对十月革命和十月革命送来的马克思主义发生了浓郁兴趣。这年夏天，他乘放暑假之机特意到家乡北边的昌黎五峰山韩文公祠潜心研究十月革命，进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拓荒工作。全家人到北京两个月后，正赶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北京举城庆祝协约国的胜利。李大钊先是在中山公园发表演说《庶民的胜利》，后是撰文《BoIshevism的胜利》，公开赞扬俄国十月革命，在中国亮出了社会主义的大旗。之后，他不仅和陈独秀等人一起编辑《新青年》杂志，还一起创办了周报《每周评论》。在那些日子里，找他的学生也很多，他很少吃上一顿应时饭，夜里出去回来得也很晚。到这时，赵纫兰才觉得自己早该带孩子到北京照料李大钊的生活，不然李大钊食宿不定，很可能积劳成疾。
1919年初，北京城流行瘟疫，赵纫兰和两个孩子都染上了副伤寒。李大钊急忙到处找药，终于使她和孩子很快痊愈，没发生任何意外。到5月4日，北京城爆发了反对军阀政府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的大示威。李大钊为领导史无前例的“五四”运动，每天忙得脚不沾地；到陈独秀被捕，他更是不要命地东奔西跑，冒着危险设法营救陈独秀出狱。赵纫兰很为李大钊的安危担忧，整天提心吊胆，恰在这时她怀上了二女儿炎华，身子越来越不便。快放暑假时，李大钊权衡再三，决定送她和孩子们暂回老家，待局势稳定再返回北京。一家人回到大黑坨后，李大钊带着葆华到昌黎五峰山韩文公祠避居有一个来月，在深山古祠里寄出了与胡适论战的公开信《再论问题与主义》，并大体完成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写作计划。9月上旬，李大钊由五峰山归来后，把葆华和星华送到乐亭城里读书。待一切安排妥当，他只身回到了北京。一两个月后，赵纫兰在大黑坨生下炎华。当时，她身在家乡，心仍在北京，牵挂着李大钊的一切。生下炎华后，她就一直盼望李大钊快点回一趟家，但直等到1920年2月快过旧历年时，李大钊才风尘仆仆从天津赶回。原来，陈独秀被释放后仍受监视，待他悄悄到南方一行返回北京时，因在武汉等地发表演讲，军阀政府欲将其再次逮捕。李大钊见义勇为，亲自化装成商人，雇骡车把陈独秀护送到天津。陈独秀平安转行上海后，他才由天津返回家乡与家人团聚。
炎华命中有难，1920年春天染上“天花”，赵纫兰急忙写信告知李大钊，使得李大钊返回北京不久又回家乡一趟。幸好“天花”生过，孩子就无事了，李大钊在家住了几日，赶在清明节前回了北京。当时，他说有重要事情赶着要办。后来，赵纫兰才知道，李大钊在送陈独秀脱险时，两人相约南呼北应，共同筹建中国共产党；李大钊急着返回北京，是准备迎接俄国来帮助建党的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代表。赵纫兰见李大钊忙得难以脱身，决定再带孩子去北京居住，以后不管怎样，都和李大钊在一起，再也不让他为家人分神。这一年夏天，李大钊在北京要办的事情太多，无暇归家度假，直待暑假快结束时才匆匆回乡一行，接赵纫兰和孩子到北京定居。1920年初秋时分，赵纫兰再次来到北京。到这时，她与李大钊结婚已有20余载，已由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女变成了日显憔悴的中年妇女。一年之间，旧房已易新主。在她回乡期间，李大钊见同乡挚交白眉初教授常从天津到北京女子高等师范任教，来回奔波辛苦异常，便劝他把回回营3号的住宅买了下来。为接赵纫兰和儿女回北京，李大钊在附近的石驸马大街后宅35号新租了一所住宅。这所住宅也比较宽敞，独门独居，赵纫兰没有感到任何不适。她也十分愿意李大钊把原来租的住宅让给白眉初一家。白眉初是在永平府首城卢龙久居的满人，长李大钊13岁，自两人在天津结为“忘年交”后亲如手足。白夫人是离乐亭不远的滦州倴城人，性格开朗，热情和善。亲不亲，家乡人，赵纫兰与白夫人交往甚笃，比较贴心。而且，两家的儿女也相互有了伴，令赵纫兰异常宽心。
赵纫兰重返京城，没有想到的是，她这个从庄嫁院出来的大字不识几个的农家妇女，竟成了堂堂的大学教授夫人。就在她到京前两个月，北京大学评议会议决，将图书馆主任改聘为教授，并给李大钊颁发了教授聘书。李大钊当教授后，除负责图书馆工作外，还在本校和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师范大学、朝阳大学、中国大学等开授了一些课程。这样，李大钊在校内外的声望越来越高，薪金也挣得多了。按说，家中的生活该富足宽裕一些，然而赵纫兰没有想到她这个家庭主妇依然难当。李大钊的月薪在200元左右，但每月开支都拿不回多少，只能勉强撑起家中的日子。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有一段时间连家中日常花销都入不敷出，愁得她双眉紧锁。原来，李大钊时常周济家庭生活困难的学生和工友，兜里没钱就写条子让人到会计科预支，开支时扣除借款所剩无几。也就在这个时期，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经费无从筹集，李大钊便从自己每月薪金中抽出一些钱作组织活动经费，从而使家中的日子更加窘迫。赵纫兰得知李大钊把钱都花在正经地方后，没有任何怨言，开始精心地筹划家中的日常费用，一切开销从简，用过农村日子的办法来应付城市生活，处处勤俭持家，不让李大钊为家庭生活分神。李家过紧迫日子的情况，不知怎么传到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耳中，他直接出面进行“于涉”，让会计科每月发薪时扣除一部分，直接送到赵纫兰手中。赵纫兰为李大钊的义举默默承担沉重的家庭生活压力，蔡元培破例“干涉”李大钊家庭生活的开支，一时均传为佳话。
1921年春天，北洋军阀政府断绝教育经费，拖欠教职员薪俸，李大钊率先参加北京8所院校教职员工向政府要回教育经费和清偿积欠薪俸的斗争，赵纫兰予以全力支持，为维持家中生计想尽办法，甚至典当家中的衣物。到这时，赵纫兰在与陈独秀等人一起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李大钊教育和影响下，已经懂得一些革命道理，安于也乐于过李大钊曾倡导的“简易生活”，以求谋得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劳苦大众早日获得翻身解放。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成为党在北方组织的主要负责人，竭尽全力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忘我奋斗。从此，赵纫兰也过上了时时为李大钊的安危担掠受怕的日子。再度来到北京，3年间，赵纫兰又接连生下两个孩子，一是三女儿钟华，二是二儿子光华，这使她心中充满了喜悦，对生活充满了信心。美中不足的是，李大钊自创建中国共产党以后，再也无暇安心教书，频频南下，为促成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到处奔波，使她时常牵挂。1922年夏天，李大钊赴杭州参加中共中央西湖特别会议，接受了代表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先生会谈的特殊使命，在上海与孙中山多次会谈，并由孙中山主盟加入国民党。1923年2月初，他赴武汉讲学，恰赶上“二七惨案”发生，受到北洋军阀政府通缉，不得不转赴上海避居两个多月。他返回北京一个多月后，再度南行，赴广州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夏去秋来，李大钊又请两个星期事假，赶赴上海参加中共三届一中全会，参与改组国民党，筹备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等国共合作要事，超假足有一个多月。1924年1月初，李大钊又经上海赴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在李大钊频频南行期间，李家不断受到惊扰。先是李葆华在门口玩耍时，遭到一伙流氓暴打，那伙流氓还趁机闯进院子，在李大钊的书房乱翻；后是一天夜里，一条疯狗不知怎么闯进院子，照料光华的奶母被疯狗咬伤。1923年冬天，在李大钊去上海期间，李家四周总有一些不三不四的人转悠，赵纫兰不得不请弟弟赵小峰帮她守家。当时，她既怕家里再生意外，又担心李大钊出门在外也遭不测。1924年1、2月间，李大钊到广州开会，家里更加无法安定。李大钊刚离京几日，院里就潜进一个盗贼；又隔几日，她和家里人发现，天一擦黑房顶就有人走动，只好找人守夜。一天晚上，全家人发现房顶又有响动，并有人跳下房的声音，急忙冲到院子里捉贼，贼虽被吓跑，却扔下一块石头，砸碎屋檐下一个绿釉大瓦洗衣盆。很明显，这是与警察有“默契”关系的“盗贼”，不是为了行窃，而是为了闹得李家人坐卧不宁，是有“政治”目的的。在这种情况下，赵纫兰不得不赶在春节前四处找房，搬离了那所院子。新找的铜幌子胡同甲3号住宿条件并不理想，但她已无法过多考虑，只求李大钊和全家人平安无事。1924年春天，李大钊从广州开会归来，顾不得休息，就忙着找人开会，秘密商量一些国、共两党的组织、活动等重要事项，赵纫兰又开始为他的身体担忧。不想，光挂记丈夫，小女儿钟华不道什么时候染上重病。钟华患的是白喉，却被误诊成肺炎，因医治失效而夭折。赵纫兰见心爱的小女儿离开人世，伤心得几乎发疯，但她没有责怪一心为干革命昼夜奔忙的李大钊，只是深深责怪自己没有守好儿女。祸不单行，就在钟华死去不久，李大钊受到北洋军阀政府通缉，带着葆华匆匆离京，到昌黎五峰山韩文公祠避难。就在他和葆华离京的当晚，李家遭到军警搜查。赵纫兰庆幸李大钊及时脱险，见北京再也无法留居，就带着星华、炎华、光华返回了大黑坨。
1924年5月下旬，赵纫兰带着孩子回到了大黑坨后，军警又尾随而来，幸得被乡亲们支应过去。过了20多天，党组织派人到大黑坨寻找李大钊，通知他赶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她告知了李大钊的避难地点，又托来人给李大钊带去一封信。在信中，她主要想同李大钊商量，由她出面给李大钊昔日的同窗好友、如今成为军阀吴佩孚的总参议的白坚武写信，请白坚武设法取消对李大钊的通缉令。她知道“二七惨案”发生后，李大钊已同白坚武绝交，但她太为李大钊的安全担心，不得不出此下策。李大钊不同意她这样做，在告别五峰山的夜晚写给她的一封长信里，讲了不能这样做的道理，并捎来了一首哀悼爱女钟华的长诗。在信中，李大钊对她语重心长地说：“现在，我的工作很忙，今后再也没有空闲的时间照顾家庭了，你应当坚强起来，千万不要因为我的生活颠沛流离而焦急，应当振作起精神抚养和教育子女。我这次出国说不定什么时候回来。钟华的死确使我很伤心，但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闲心想念她了。我已经为她写了一首长诗，作为对她最后的哀悼吧……”在信的结尾处，他又对她说：“目前统治者的这种猖狂行为，只不过是一时的恐怖罢了。不出十年，红旗将会飘满北京城。看那时的天下，竟是谁人的天下！”读着葆华从五峰山带回的这封信和哀悼钟华的长诗，她热泪盈眶。她知道，自己这个属牛的丈夫太倔强了，认准一条道一定走到底，是生是死都不在乎。作这样一个男人的妻子，她没有任何理由怯弱，只有坚强起来，继续担起家庭生活的重担，振作精神抚养和教育孩子，让为革命走南闯北的丈夫没有丝毫后顾之忧。
到这时，历经数载风风雨雨，赵纫兰觉得自己思想成熟多了，一心想作的是一个革命者的好妻子，孩子们的好母亲。
伴忠魂铁血长眠香山
1924年初秋，在北京各个学校开学之际，赵纫兰带着孩子们又回到了北京。她知道，李大钊的事业在北京，她不能不回去。她要让李大钊不管何时从苏联回来，北京都有一个家在等待着他。
此番回京，赵纫兰没有搬回令人寒心的铜幌子胡同甲3号，而是与李大钊的一个朋友在邱祖胡同合租了一所宅院。不久，她接到李大钊从莫斯科寄来的一封信，要她给他买一些有关太平天国的书寄去，以在东方大学讲课使用，同时还要她把他的皮大衣捎去。她知道，李大钊准备在莫斯科过冬。她尽管很想念李大钊，却希望他越晚回国越好，她最希望的是李大钊平安无事。
不久，北京局势发生重大变化。冯玉祥将军发动军事政变，囚禁了贿选总统曹锟。紧接，冯玉祥又电请孙中山北上，废除了对李大钊等人的通缉令。赵纫兰没想到局势会突然发生这样大的变化，心中充满了喜悦。同时，她有一种预感，李大钊用不了多久，就会返回北京的。果然，一个多月以后，李大钊风尘仆仆从苏联赶回北京，出现在她和孩子们面前。见到李大钊，她欲哭无泪，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心宁神安。
李大钊回到北京，稍加休整就投身到紧张的革命工作中去了。为了全家人有一个适宜的住所，他亲自从府右街后坑朝阳里4号找了一所宅院。这个地方地理位置比较适中，并且比较僻静、宽敞，令赵纫兰非常满意。由于冯玉祥把段祺瑞请出来重新执政，张作霖率奉军长驱直入，使北京形势又变得异常复杂。面临这种形势，李大钊为争取国民军，发展北方革命势力，与党内一些同志和苏联驻华大使馆密切配合，多次做冯玉祥的工作，并亲赴开封做国民二军军长胡景翼的工作。孙中山到北京后，他除了时常探视病重的孙中山，参加国民党的政治会议，帮助孙中山处理一些政治要事，又领导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发动各阶层人士和广大群众建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抵制段棋瑞搞的善后会议。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势力加紧分裂活动，欲在北京另立中央，使得斗争环境更加复杂多变。回国几个月间，李大钊东奔西走，忙得马不停蹄，赵纫兰想方设法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得井井有条，不让他费一点心。她知道，李大钊已经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革命，交给了党的事业，她也不能成为革命之外的人，也要做党的人。她没有别的本事，只有让丈夫一心一意去干革命的事，不让他为家里的事情分心劳神；必要时，她要把全家交给革命，交给党。她时时牵挂着李大钊所从事的革命工作，每当工作顺利，斗争取得胜利，她就主动张罗包饺子，邀请很多人同李大钊一起来吃。相当长一个时间，赵纫兰没有少包饺子，只因这期间经李大钊和不少同志努力，首都和北方的革命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1925年下半年，在南方国民政府成立并誓师北伐后，李大钊等人策动北方国民军发动反对奉系军阀的战争，致使郭松龄在滦州倒戈，直驱沈阳。与此同时，又在北京相继发动关税自主运动，搞起轰轰烈烈的“首都革命”，闹得段祺瑞政府惶惶不可终日。
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悍然下令向到国务院请愿的群众开枪，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李大钊在惨案发生时，险遭不测，到后半夜才返回家中，叮嘱了赵纫兰几句话，又匆匆离家而去。次日清晨，穿着灰色长衫的便衣警察布满了李家的房前屋后。李大钊又被通缉，不得不隐身作战。到这时，赵纫兰已经意识到一年多比较安稳的时光结束了，等待她的又是担惊受怕的日子。但她感觉自己比两年前成熟多了，不管有多大的风浪冲击这个家庭，她都会镇定自若、毫不惊慌的。半个月后，国民军进入北京，赶走段祺瑞，搞垮执政府，李大钊才重新回到家里。五六天后，奉直联军攻入北京，国民军被迫撤到南口一线。李大钊谢绝了国民军保护他出京的恳求，搬到苏联驻华大使馆的兵营，坚持留在北京继续战斗。张作霖到北京后，获悉李大钊尚在首都，立刻颁布了逮捕令。李大钊对此不加理会，在苏联驻华大使馆营区继续主持北方国、共两党的领导工作。就在这时，赵纫兰又有孕在身。她见李大钊处境危险，几次劝说他听从党中央安排，去南方工作，但李大钊坚持留在最危险的地方工作、战斗，不愿把北京的工作扔下。她只好听从李大钊的意愿，尽力在生活上给予照料。1926年12月，赵纫兰生下小儿子欣华。因李大钊不便回家，她把欣华抱到苏联驻华大使馆营区，让李大钊与新出生的小儿子见了面。欣华满月以后，她把婴儿交给奶母照料，带着两个女儿去了苏联驻华大使馆营区，从生活上照料李大钊和他的战友们。
1927年4月6日，张作霖不顾国际法规，悍然派军警到苏联驻华大使馆辖区搜捕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李大钊被捕入狱，赵纫兰也被拘捕。李大钊被捕后，赵纫兰仅在法庭上与他见了一面。被囚多日的李大钊见到她，仅说了一句：“这是我的妻子……”说她是个家庭妇女，一同被拘留的星华、炎华是孩子，年纪都小，正在上学，“可以说，他们什么也不懂，一切都与他们没有关系。”她知道，他是在为她和孩子们开脱，是在保护她和孩子们。当时，她见李大钊被折磨得不成样子，哭得几乎昏了过去。没想到，法庭上这次见面竟成了永诀。到4月28日傍晚，她和星华、炎华被放回家中。到了家里以后才知道，就在这天下午，与她结婚28年的丈夫——李大钊被处以绞刑，已经壮烈牺牲。当她看到刊登李大钊英勇就义消息的《晨报》时，一连昏死过去三次。她抽搐不止，头疼如裂，恨不得也随之死去。
李大钊牺牲以后，赵纫兰的精神受到了极大的创伤，身体每况愈下，成为一个被疾病缠身的妇人。支撑她顽强地生活下去的，是两大心事：一是李大钊就义后，灵柩一时不好安葬，被暂放于宣武门外的妙光阁浙寺，尚未入土为安；一是孩子们太小，最小的儿子刚刚几个月，她不能倒下。
当时，赵纫兰感到最欣慰的是大儿子葆华那日到郊外春游，躲过了牢狱之灾。李大钊牺牲后，葆华被李大钊的朋友们秘密送到日本留学，这使她放下了悬着的另一颗心。
1927年6月10日，赵纫兰带领星华、炎华、光华、欣华离开北京这个伤心之地，回到了乐亭老家。李大钊牺牲时，家里一贫如洗，即便反动当局不限令赵纫兰和她的孩子返回原籍，一家人也难以在北京生活下去了。当时，曾有人拟将她和孩子们送往苏联，她思虑再三，还是谢绝了这番好意。她不是不想去十月革命的故乡，而是顾忌自己的身体在丈夫猝死之后一下垮了下来，极可能一去难返。
回到家乡，房在，地在，亲人都在，加上北京大学按月寄生活费，以及亲友资助，一家人的生活尚能勉强维持。家里的生活有了着落，赵纫兰的身体却一天不如一天了。在得知李大钊牺牲的噩耗时，她急火攻心，满口的牙几乎都肿了，疼得直撞墙壁。回到大黑坨，还是老上火，不时遭受病魔的折磨。这样一来，使她的身体日渐羸弱，几乎是煎熬日月，度日如年。
赵纫兰本指望北伐军早日打下北京，待红旗飘满古都时安葬李大钊。不想，蒋介石在李大钊没有走上刑场时就背叛了革命，最终窃取了北伐战争的所有胜利成果；待一年后所谓的“北伐革命军”占领北京时，北京的局势只是换汤不换药，出殡的事只好一拖再拖。
安葬李大钊的事情一时难以办成，赵纫兰把整个心血又浇注在培养子女上。1929年夏天，葆华从日本归来看望她，她叮嘱长子要在日本好好学习，继承父业。1931年夏天，她又托李大钊在北京的朋友，把星华、炎华、光华等送到已改称“北平”的北京继续上学。她要让孩子们完成学业，继而从事李大钊未竟的革命事业。星华到中法大学孔德学院上学后，半工半读，于1932年夏天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党的地下工作。葆华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辍学归国，于1932年回到冀东参加党组织领导的抗日救国工作，成为了党组织的负责人之一。当再次见到葆华时，她高兴地掉下了眼泪，激励他像李大钊那样投身革命，不要惦念她和妹妹、弟弟。
等了一年又一年，熬了一天又一天，赵纫兰见革命成功之日遥望无期，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差，百般无奈，只好求助北京大学出面为李大钊操办葬礼。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是李大钊的老同事，与李大钊相交甚驾，他到处周旋，终于得到国民党当局的默许。紧接，他又组织人发起募捐，筹集了一笔殡葬费用。安葬李大钊灵柩的事情有了着落以后，赵纫兰拖着病体于1933年春天义无反顾地来到北京。当党组织派人找她联系，商议把李大钊的葬礼搞成一次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时，她毫不迟疑地回答：“李先生是属于党的，他是为革命而死的，党组织怎样指示，就怎样办吧！只要是我能做到的，我一定尽力去做。”当蒋梦麟派人提出别把声势搞大，走离浙寺较近的西便门出城时，她却没有同意。她坚持要从城里走，她说：“李先生生前为人民做了许多好事，又死得这么悲惨，马马虎虎地出殡，我于心不忍！”
1933年4月23日，按农历计算，是李大钊就义6周年的后两日，李大钊烈士的公葬仪式在北京举行。沿途送葬的群众很多，党组织借机组织青年学生搞起了示威。送殡队伍行至西四牌楼时，遭到了国民党军警的镇压。当时，不少人被捕，殡仪队伍被冲个七零八落。赵纫兰又气又恨，坐在骡车上看着这一切。出殡场面被搞成这个样子，她一点也不后悔。她心中只有恨，对新的反动当局的恨，对破坏出殡的暴徒的恨。是日下午，李大钊的灵柩被护送到香山东麓的万安公墓。在墓穴旁边，她见到了地下党组织派人送来的一块墓碑。墓碑上方刻了一个红五角星，内镶镰刀斧头图案，竖刻的一行大字是：“中华革命领袖李大钊同志之墓”，碑的背面刻的是对李大钊的革命功绩给予高度评价的碑文。她感到无比欣慰，把这块珍贵的墓碑看了又看，泪水流个不停。这碑作为墓志铭，随灵柩一同埋在了地下。
安葬李大钊归来，赵纫兰一卧不起。为惨死6载的丈夫送葬，她几乎耗尽了心血。她知道，她到丈夫身边的日子不远了。在病危时，她很心安，脸上甚至浮现了难得的笑容。临终前，她念念不忘的是送葬那天惨遭毒打和抓捕的青年学生，不时地喃喃叨念：“……那个孩子……血呵……报仇呵……”
1933年5月28日，赵纫兰，这个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女儿，一个伟大的母亲，安详地闭拢了自己的双眼。这一天，恰恰是农历五月初五，民间的传统节日——祭奠屈原的端午节，也是李大钊烈士下葬的“五七”之日。她留下的惟一遗嘱，就是把自己的躯体埋在李大钊的墓旁，她要到九泉之下陪伴丈夫的忠魂铁血。
她的遗愿变成了现实，她被安葬在万安公墓，与李大钊并排埋在了一块墓地里。下葬时，儿女们在她的灵柩前安放了一对陶质花瓶。花瓶呈浅褐色，古色古香，外形酷似略经雕饰的树根，分别书有“鸟语”、“花香”几字，这是亲人们给她的最贴切的祭品。
赵纫兰逝世的噩耗传开，正在家乡一带做党的秘密工作的李葆华失声痛哭。中共河北省委及时召开会议，鉴于赵纫兰多年的表现，特别是在李大钊牺牲后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培养教育子女投身革命的壮举，决定追认她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这一决议，刊登在中共北方局的内部刊物《北方火线》上。
中国共产党党员，是赵纫兰应得的光荣称号，也是对她一生的最高评价。她是李大钊的结发妻子，是李大钊求学、从事革命活动的贤内助。在其默默无闻的一生中，她为声名显赫、壮烈刚直的丈夫作了很多牺胜。她质朴厚道，深明大义，为洒血捐驱、舍身取义的革命先驱分担了不少苦累忧愁，献出了不少深沉、伟大的爱。她是一位平凡而伟大的革命女性，是中华民族贤妻良母的杰出楷模，是与李大钊一样值得后来者永远怀念的华夏儿女。
赵纫兰逝世时，年仅49周岁。如今，她在香山之麓的万安公墓，已陪伴引得中华大地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忠魂铁血长眠地下有70多年了。她还像当初一样，依然“悄也不争春”，“纫秋兰以为佩”。今后，我们在过端午节祭奠我们民族的英灵、伟大的诗人屈原时，切莫忘了送一束鲜花给她，一个用屈原的诗句命名的共产党员——伟大的妻子、杰出的母亲、革命的芳魂——赵纫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