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1896—1982），俄国杰出的语言学家，诗学家，莫斯科语言小组的领袖。雅各布森（出生在莫斯科，开始在拉扎列夫东方语言专科学校学习，后转入莫斯科大学。1915年，年仅19岁的雅各布森牵头成立了“莫斯科语言小组”，这个小组举行各种活动，研究文学和语言问题。
1918年，雅各布森毕业于莫斯科大学，两年后任莫斯科戏剧学院俄语教授。不久，雅各布森移居到布拉格。1933年任教于捷克马萨里克[1]大学（今普基涅大学），教授俄罗斯语文学和捷克中世纪文学。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雅各布森定居美国，先后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1982年雅各布森在波士顿逝世。
文学方面的主要著作有：《无意义的书》、《未来派》、《论捷克诗》、《语言学和诗学》和《文学和语言学研究的课题》（与梯尼亚诺夫合著）等。雅各布森作为俄国形式主义的代表人物，探求文学研究的科学化成为他的主要任务之一。他认为，文学学科要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它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其研究对象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即那个使某一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从这一目的出发，雅各布森非常重视文学作品的内在技巧和构造原则，主张把文学研究的焦点集中在作品本身，研究诸如文体、语言、手法、结构、技巧等作品的形式因素，而不是关于作者的生平、思想经历等等的所谓文学作品的外部研究、社会学研究。文学文本应该是一个独立的存在的实体，只有对文学文本本身的形式技巧的研究，才能揭示出文学研究的科学性。
雅各布森首先从文学语言与日常生活语言的区别来探讨诗学在文学研究中的地位和功能问题。日常语言仅仅以满足人们的日常交际为目的，它只是促使交际双方能够实行交流和沟通，它所使用的语言是按照惯常的构词、语法、修辞等来组织语言单位的，其目的是使人们易于理解和交流。而文学语言则不同，它常常是对日常语言的加工、扭曲和变形，以达到陌生化的效果，突出文学语言本身的特征，也即配置、组合和加工，它以自身为目的，表现的是语言自身的价值和意义。雅各布森在其著作《何谓诗》中说：“诗歌性表现在哪里呢？表现在词使人感觉到词，而不只是所指之对象的表示者或者情绪的发作，表现在词、词序、词义及其外部和内部形式不只是无区别的现实依据，而是具有了自身的分量和意义。”在这里，雅各布森通过对诗歌中诗歌性表现的论述，引申出了他对诗学的形式技巧的重视。进一步说，在雅各布森看来，研究诗学就是要研究诗学中各形式要素的构成，以达到对诗学研究科学化的目的。雅各布森在区分日常语言和文学语言的基础上，还进一步论述了日常语言的六种因素及其表现出的六种相应功能：说话者、受话者、语境、信息、接触和代码及其对应的表达功能、意动功能、指涉功能、诗的功能、交流功能、元语言功能。在日常语言的交际活动中，交际双方都要依据一定的语境，以语言代码为媒介，在接触中实现交流活动的正常进行及至成功。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文学语言只是语言交流的一种功能，它更看重的是语言的信息功能。研究文学语言的传递信息的诗功能可以使语言自身的本质更加显露，从而使人们更加专注于语言本身的特点，而语言的其他功能诸如元语言功能、交流功能等相对来说并不那么重要。
雅各布森从语言的诗学功能的研究出发，非常重视隐喻和换喻这两种基本的修辞方式。隐喻和换喻本来只是两种基本的修辞方式，但雅各布森则赋予它们更深层的普遍意义，把它们当作诗学分析的基本模式。雅各布森认为人们对语言符号的选择具有相似性和隐喻特征；在对语言符号的组合过程中具有毗连性和换喻特征。由于人们对语言符号的选择具有共时性的向度，而组合具有历时性的向度，因此隐喻和换喻对理解诗语言中的作者对语言符号的共时选择和历时组合具有很重要的意义。雅各布森进一步指出，诗歌中隐喻多于换喻，散文中换喻多于隐喻。诗歌中占支配地位的是相似性原则，无论在格律，还是在音律、音韵等方面；而散文中占支配地位的是毗连性原则，换喻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雅各布森还非常重视诗学中语法结构功能的研究，他认为诗人在创作中不能不重视语法规则，语法规则往往具有强制性的特点，语法结构甚至对每一首诗具有内在的支撑和主导作用。
雅各布森作为俄国形式主义的代表人物，试图通过对文学研究中的文学性的探讨来实现文学研究的科学化，深化了文学的内部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他在对文学文本形式因素的揭示时，相对忽视了文学研究的外部因素，对文学研究中文学性的探讨也不可能太全面。
在语言学方面，三十年代作为布拉格学派的领军人物，继承了索绪尔以来的传统发展了结构主义语言学，使布拉格大学成为当时欧洲普通语言学的重要阵地。移民美国后，开创了音系学中非常重要的描写形式：用十二对特征描写所有音素，美国乃至全世界语言学到今天仍在使用一些范畴来描写语言和音变。同时雅各布森还在语音学和语法上有多种建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