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镜元（1919—2008.4.3），福建永定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曾任共青团永定县委书记、中央军委二局研究员。参加了中央苏区反“围剿”和长征。后任中央军委二局股长、处长、副局长。1939年出色地完成了侦察任务，获毛泽东题词嘉勉。1948年任中央军委二局局长兼政委。在辽沈、淮海、平津等战役中，所部受中央军委传令嘉奖。建国后，历任中央军委技术部部长、中共中央机要局副局长、中共北京市东城区委书记兼区长、总参谋部三部长。是中共七大、十一大代表、十二大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
戴镜元，生于民国8年(1919)，永定县岐岭乡竹联村人。民国17年5月加入共青团，同年参加永定农民暴动，并先后任乡儿童团团长、区儿童团团长、共青团金丰区委书记。次年5月转为中共党员，任共青团永定县委书记。民国20年12月调任共青团龙岩县委书记，翌年春调任共青团连城县委书记。民国22年春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次年10月参加长征，任中央军委某局党支部书记。民国25年2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随李克农(中共代表团团长)、钱之光一起到洛川与张学良、王以哲进行会谈。同年4月随周恩来、李克农在延安与张学良再次举行会谈，仍负责机要工作。两次会谈，为后来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基础。抗日战争时期，历任中央军委某局科长、处长、第一副局长、代局长，某局党总支书记。民国34年春，出席中共七大。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央军委某局局长兼政委、某局党委书记。民国38年4月出席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团中央委员，同年9月出席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军委某部副部长、中央军委某部部长、中共中央机要局副局长、中央军委总参谋部某部部长、中共总参三部委员会书记。当选为中共十一大、十二大代表。著有《长征回忆》、《从洛川会谈到延安会谈》、《深切怀念敬爱的良师挚友克农同志》等回忆录。
总参谋部某部原部长、副大军区职离休干部戴镜元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8年４月３日在北京逝世，享年８９岁。
戴镜元：“毛主席说，我们是长征路上的灯笼”
新华网北京8月5日电(记者黎云 )90岁的老红军戴镜元一生传奇：毛泽东主席曾为他题词：“步步前进，就是步步胜利！”中央军委将缴获的阿部规秀的大衣奖励给他……
在侦听战线战斗了一生的戴镜元，从红军时期就一直在中央领导身边工作。
“我们是带着坛坛罐罐仓促出来的，一路上抬着笨重的充电机。”1934年10月，在中央军委电台做译电员的戴镜元泪别中央苏区。
当时中央军委代号“红星纵队”，电台代号“第四分队”，戴镜元是支部书记。
长征中，电台承担着通信联络和侦听敌军情报任务的重要作用，关系到红军的生死存亡，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特别关爱。
湘江之战，部队损失惨重。“红星纵队”急行军5昼夜，仍然没有摆脱追兵。下午2时多，电台分队到了一个只有四五户人家的村子，戴镜元和战友们利用休息时间架起天线侦听敌情。炊事员却在一边为做饭掉眼泪——部队急行军没有补给，早就断粮了。
谁也没想到，毛主席的管理员提着三只肥大的母鸡，满头大汗地跑来：“主席给你们送鸡来了。”
戴镜元说：“我一听，眼泪马上就哗哗地下来了。”
1935年6月，队伍快到达川西天全地区时，遭到6架敌机的轮番扫射，报务员雷永通的小腿被炸开一个铜钱大小的洞，鲜血直流。
毛主席当时就在不远的地方，马上把自己的担架调了过来给雷永通。长征途中，红军行军作战情况和敌人一天的情报要到晚上才能收集汇总，所以毛主席常常在夜里工作，中央特地为他准备了担架，以便他在行军中可以休息。
“我们哪能要主席的担架，但主席命令我们收下。”戴镜元回忆说，一直到雷永通可以骑牲口了，才把担架送还毛主席。
戴镜元说：“那时候真是苦啊，过草地的第三天晚上，我与几位同事在倾盆大雨中戴着斗笠，把包袱垫块小油布放在膝盖上当桌子，一直侦听到天亮。”
那个夜晚，戴镜元冻得手脚发麻，毛笔也被冻住了。每写一个字他都得把毛笔伸到嘴里呵一口热气，手一哆嗦就捅到嘴上或脸上，弄得满脸乌黑。
“整整7天7夜的草地生活，行军的时候我们跟着走，停下来就架天线工作，完全是靠意志支撑着。”71年后，说起那段历史，戴镜元摆摆手，不愿意多讲。
1935年3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苟坝召开攻打鼓新场的作战会议，并扩大了几个军团长参加讨论。
作战计划得到了许多人的积极响应。鼓新场虽是黔北重镇，但先前的情报显示，驻守鼓新场的是黔军的“双枪兵”，远不是红军的对手。
然而毛泽东坚决不同意。通过分析电台破译的敌军情报，毛泽东已经敏锐地感到蒋介石正在暗中向鼓新场一带调兵遣将。
当日23时，会议还在进行，突然传来敌军联络的信号，正在值班的戴镜元一下兴奋了起来——敌人果然掌握了红军的动向，在鼓新场布下了口袋。
戴镜元拿着情报就往毛泽东的住处跑。凌晨2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紧急会议，放弃进攻计划。周恩来感慨地说：“如果我们贸然打鼓新场战役，必然造成红军重大损失，后果不堪设想啊！”
“红星纵队”渡过金沙江后，在江畔的几个石洞里设立了渡江指挥部。前有大江挡道，后有追兵，唯一的渡江工具是6条勉强可用的木船，正确的情报将决定红军的生死存亡。
“我们与‘瞌睡虫’作斗争，一刻不停地抄收情报，困了就轮换着到江边用冷水洗头。”戴镜元说。
根据电台抄收的情报，毛主席准确地推算出了敌军抵达金沙江畔的时间。中央红军2万多人依靠6条木船，经过9天9夜，从容渡过了金沙江。
1935年5月10日，就在红军渡江后的第二天，国民党部队匆忙赶到，望江兴叹。后来5军团排演了一出话剧《一只破草鞋》，写的是敌人到了金沙江没追上红军，只捡到一只破草鞋的故事。
“四渡赤水、二占遵义、巧渡金沙江和强渡大渡河，我们都为中央提供了重要情报，毛主席赞誉我们是‘长征路上的灯笼’。”戴镜元说。
跟电波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戴镜元上世纪80年代从总参某部部长的岗位离休，在香山的寓所里安度晚年。他家客厅的桌子上，摆着总参某部送他的离休礼物——一个工艺盘子，上面刻着16个字：“无形战线、无名英雄、无私奉献、无上光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