茹志鹃（1925——1998）
曾用笔名阿如、初旭。祖籍浙江杭州。1925年9月生于上海。家庭贫困，幼年丧母失父，靠祖母做手工换钱过活。11岁以后才断断续续在一些教会学校、补习学校念书，初中毕业于浙江武康县武康中学。1943年随兄参加新四军，先在苏中公学读书，以后一直在部队文工团工作，任过演员、组长、分队长、创作组组长等职。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5年从南京军区转业到上海，在《文艺月报》做编辑。1960年起从事专业文学创作，是中国作协会员，又被选为中国作协上海分会理事。1977年当选上海七届人民代表。现为《上海文学》编委。茹志鹃是当代著名女作家。她的创作以短篇小说见长。笔调清新、俊逸，情节单纯明侠，细节丰富传神。善于从较小的角度去反映时代本质。她的许多作品如《百合花》、《静静的产院》、《如愿》、《阿舒》、《三走严庄》等都受到过茅盾、冰心、魏金枝、侯金镜等老一辈作家的好评，一些作品被译成日、法、俄、英、越等多国文字在国外出版。
新时期以来，茹志鹃又发表了10多篇小说，随着主题的深化，风格亦有所改变，于清峻中隐含锋芒。她的主要作品集有：《百合花》（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静静的产院》（中国青年出版社1962年）、《高高的白杨树》（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等。新时期以来发表的主要作品有《剪辑错了的故事》（《人民文学》1979年2月）、《草原上的小路》（《收获》1979年第3期）、《儿女情》（《上海文学》1980年1月）、《家务事》（《北方文学》1980年第3期）。《一支古老的歌》（《文汇增刊》1980年第3期）等。
茹志鹃的女儿王安忆也是当代著名女作家。
五十年代，由茹志鹃的短篇小说《百合花》引起的争论，一方面可以说是关于文学创作风格多样化的间题，另一方面也关系到女性小说题材的合理性问题。
当时的评论界难得从女性文学的合理性角度来肯定茹志鹃的小说创作。当时唯一鲜明地指出茹志鹃小说具有女性文学意义的是女作家冰心，她说:“茹志鹃是以一个新中国的妇女的观点，来观察、研究、分析解放后的中国妇女的”，在作品中“特别是关于妇女的，从一个女读者看来，仿佛只有女作家才能写得如此深入，如此动人!”冰心还进一步指出女性写作的不可替代性，她说，她看了当时许多关于妇女先进人物的报道和描写，“但是从一个妇女来看关于妇女的心理描写，总觉得还有些地方，不够细腻，不够深刻，对于妇女还不是有很深的熟悉和了解，光明的形象总像是蒙在薄薄的一层云纱后面”，因此她说，读了茹志鹃的小说，“作为一个女读者，我心里的喜欢和感激是很大的。”
可以说，这是当代文学史上女性批评的先声。冰心的评论，不仅更清晰地揭示了多样化的表现风格在茹志鹃作品中特殊的寓意，而且也更切近这位女作家的创作实际。“文革”后人们注意到女性写作有与众不同之处:“无论中外，女作家都特别引人注意。”“物以稀为贵”;“女作家所特有的那种细腻而温柔的风格又是男作家们所不能代替的。”
对此，既令人庆幸:茹志鹃小说中女性写作的特质终于得到社会承认，或者说，女性小说的特殊意义越来越受到重视;而又令人不安，女性写作在获得社会承认的同时，也形成某种约定俗成的对女作家创作基调的限定，即女作家的作品应该保持一种“委婉细腻柔和而抒情”的写作基调，体现一种“细腻而温柔”的写作风格。在一定意义上，这实际上也形成对女性写作风格多样化的囿制与干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