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清代满族作家志锐（1853年—1912年） 所著的一部诗集，又称《张家口至乌里雅苏台竹枝词》。作者志锐（1853年—1912年），字公颖、廓轩，号穷塞，晚号遇安，满洲他他拉氏，《清史稿》记载他“隶满洲正红旗”，《清故伊犁将军文贞公行状》则说他为“满洲镶红旗人”，清代末任伊犁将军，清代重要的竹枝词作家。也是著名的珍妃的堂兄。创作经历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志锐遭贬，从张家口到乌里雅苏台任参赞大臣，不仅大漠的环境对他构成极大的考验，更有远离政治中心、不能为国效力的忧愤，身世之感与家国之痛交织，塞外荒凉与行程的艰辛在他的竹枝词中得以淋漓尽致地表达。《廓轩竹枝词》序为：“古人行程，必纪其山川道里险要形胜者，考古证今，以示博富。锐不才，在滦阳营次奉待罪乌里雅苏台之命，未许回京，迂道出口行簏，无书未能援证，仅就军台各名各旗风俗与夫目之所见，得竹枝词百首，于山川形势，鲜有所关，聊为一己纪程，非敢云诗也。”《廓轩竹枝词》百首，其中《六十四台》计六十四首，《风俗》计二十一首，《杂咏》计十五首。因志锐被贬遭遇，使其所见风物浸染悲凉慷慨之气，得山川之助，其婉曲内心在诗作中得以完美的呈现。文学价值《廓轩竹枝词》百首具有重要的价值：就史料价值而言，它作为研究清代蒙古地区政治、经济、文化资料，补正史之不足；从文学角度来说，它是清代文人边疆竹枝词的代表，其诗性功能远超过一般文人竹枝词，展现了作者的心路历程，凸显其人作品魅力。
志锐竹枝词在清代可以归入文人所创作的边疆竹枝词，因为它既继承了清代文人边疆竹枝词的传统，又有其独到之处。
形式上，志锐继承有清一代文人竹枝词创新的成果。清代文人竹枝词在继承传统竹枝词的基础上，形式逐渐定为一尊：采用“七言四句”。志锐百首竹枝词无一例外，整体风格也和文人群体，尤其是边疆文人的竹枝词相近：通俗自然、轻快活泼。志锐竹枝词读来生动婉转，朴素自然，婉转流畅。清代文人竹枝词大量采用民间口语、俗语、俚语，甚至少数民族语，更为当地人喜爱。志锐用得更加自如，语汇和诗融为一体。尤其是，志锐大量继承了边疆文人采用的诗中加注方式，把诗和散文变成一个有机整体。
志锐竹枝词独到之处在于，他强化了竹枝词的诗性功能。民间竹枝词通常采用比兴手法，用第一人称，多为女性口吻抒写情怀，风格凄怨。志锐常常直接切入所要关照的对象，用赋法使诗句简洁明了。
志锐竹枝词在清代文人竹枝词中占有重要地位，不可忽略。“竹枝咏风土，琐细诙谐皆可入。”在描绘地域风土方面，无可取代，为我们研究当时蒙古族生活，还原蒙古族社会，提供了最翔实的第一手材料。他更多地把竹枝词当作记录风土人情、抒写一己内心的工具，多少忽略了对意境的营造，没有达到更高的艺术水准，没能创造出象刘禹锡《竹枝词》九首那样脍炙人口的名篇。另外，他似乎以纯客观的观照来抒写，与当地人真正的生活、情感有一定距离。版本流布《廓轩竹枝词》（版本及流布情况如下：第一影印本，《张家口至乌里雅苏台竹枝词》（一卷，共一册），志锐撰，南陵徐乃昌清宣统二年（1910年）据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著者稿本影印。第二石印本，《廓轩竹枝词》（一册），穷塞主撰，清宣统二年（1910年）。第三刻本，《张家口至乌里雅苏台竹枝词》（一卷），志锐撰，所属《怀豳杂俎》丛书，清宣统元年（1909年）、宣统二年（1910年）、宣统三年（1911年）南陵徐氏刻。另《中国风土志丛刊》（张智主编，扬州：广陵书社，2003年）收有穷塞主廓轩氏撰《廓轩竹枝词》；《中华竹枝词全编》（丘良任等编著，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7年）收有志锐撰《张家口至乌里雅苏台竹枝词》。[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