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经历李煦寰（1896—1989），男，字彦和，惠州人，余汉谋亲信。早年毕业于广东陆军小学。辛亥革命后，入北京陆军医学院。旋留学法国，获里昂大学博士学位。从法国归国后，初从事秘书工作时，即出类拔萃。拟办文稿，处理案件，既快捷，又稳当，同僚莫不佩服，号称“秘书王”。
抗战主任后历任第一军政训处主任，第四路军总司令部、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部、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部（余汉谋任长官）政治部主任，擢中将衔。广州沦陷固然是余汉谋的奇耻大辱，而李煦寰亦深引为咎。他跟随余从撤退至翁源后，深感无地目容，他认为要提高军队战斗力，非认真改造军队素质，加强政治工作，提高战斗力不可。于是献谋献策，帮助余汉谋训练官兵，整编部队，重振军容。随即在翁源南浦成立第十二集团军军官补训团，分期分批抽调各级军官予以训练，同时招收大批青年学生，先后在翁源香泉水开办政工人员训练班和始兴东湖坪设立政工人员训练班。
他很崇拜同乡邓演达，极其希望自己训练出来的政工人员象北伐时期的政工人员同样有威信、有能力与权力。故他成立政工队时，起用了大批的第三党人员，如吴今、郭翘然、黄若天、陈柏麟、杨樾、叶粤秀、黄桐华、杨启祥、曾天斛、陈伟霖等，都先后在广东部队当各级政治部主任或政治指导员。还有一些人虽不是“第三党”人，但与“第三党”有较深的社会关系，也被罗致去搞军队政工，如陈卓凡。中共广东省委根据毛主席“最普遍地推动友军友党进步”的方针，也打蛇随棍上，先后派李静筠（女）等十二个党员进入国民党第四战区政治部政治大队（后属第十二集团军），1939年初，又派廖锦涛等二百一十多个党员进入第十二集团军政工总队，同时进去的还有六百多进步青年。
这些队员经过一段时间训练后，分发下到部队协助连指导员工作。他们向士兵演讲、上政治课、上识字课、作各种形式宣传、写标语、出墙报、同时也向驻地民众作宣传、办夜校、教唱歌、设军民合作站。行军时他们打前站、找向导、向军民合作站要民夫，设茶水站、找宿营地、动员民众交稻草、借床板、还要作调查访问等，还要向士兵鼓动打气，编顺口溜、照料伤病官兵；打仗时更忙了。他们组织担架队，在火线上抢救伤员；帮设军医站；组织运输队，送茶水、饭菜到火线，或者运送弹药，必要时还担任临时通讯员，侦察敌情等。他们跟连、排长在火线上指挥作战，鼓励士气。打仗完毕后，要调查伤亡、慰问伤兵和民众、调查敌情、写战报。临战前，又要探寻道路、疏散居民、坚壁清野。政工人员确实非常忙，且身处险境；他们没有枪，每人只有三几个手榴弹，个别的自备刺刀、铁棍以作自卫。
如大部队集中时，他们要在驻地出墙报、演话剧、编士兵课本、学习理论、讨论国内外形势。他们个个都能讲、能写、能唱、能演戏。不少人还有着音乐天才，且善于就地取材，制造乐器：削一根小竹管，就可以做哨呐；取几个碗盛不同份量的水，就可以打出琴样的声音，作为敲打的乐器；在路上摘一片树叶就可以变成笛子吹。写标语时他们找到各种色素的泥石，当作石灰来用；没有颜料作画，他们可以用各种山花、树叶、泥土、灶内烟灰，加工制造。抗战时期物资非常缺乏，演戏用的道具、服装、灯光照明、音响效果、都很难得到；他们千方百计，自想办法，从不花钱。他们还排演话剧，不但在部队内演出而且还到社会上公演，获得好评。如《放下你的鞭子》、《李二嫂送鸡蛋》、《捉汉奸》等等，都经常在宣传时演出。他们还自编粤曲、山歌、花鼓戏，唱春牛等多姿多采，搞得非常活跃。
不畏权贵抗战胜利后，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曾弹劾孔祥熙的扬子江公司渎法营私。
下野之后在法国留学的时候就认识了周恩来，据说还时有往还。后来在解放前夕，苦劝余汉谋起义，不过余汉谋这次没听他的，他觉得很没面子，遂前往香港定居，以教书为生。曾执教华仁中学、官立文商夜学院，1989年2月在香港病故。
后代名人李柱铭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