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兴堂，四川达州人。深圳市罗湖区黄贝辖区达州同乡村党支部书记、兼达县总工会驻深圳市罗湖区农民工维权站站长。四川省劳动模范
4月29日，在成都，33名来自达州市各行各业的劳动者荣获了省劳动模范称号，在这个光荣的队伍里，有一个人特别引人注目。他有着双重的身份，他既是达县碑庙镇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又是深圳市罗湖区黄贝辖区达州同乡村党支部书记、兼达县总工会驻深圳市罗湖区农民工维权站站长。“有难事，找老邱！”这是深圳达州老乡圈子里流传的话。这个被人称为老邱的人叫邱兴堂，今年43岁。
邱兴堂这个大巴山的庄稼汉子，凭坚强的毅力，凭勤劳的双手，凭忠厚的品德，在深圳闯荡，干过泥水工，开过诊所，最后从事房屋出租，月收入过万元。但是他没有忘记自己是共产党员，他要帮助老乡共同致富。邱兴堂每天穿行在大街小巷，解决达州籍民工的具体困难，成为达州农民工的主心骨。邱兴堂说：“不管白天黑夜，几乎每天都有达州老乡打电话找我，每个月200元电话费都不够。”身背巨债远走他乡在1999年之前，邱兴堂只是达县碑庙镇镇医院的一名招聘医生，看到周边的亲戚朋友养奶牛很赚钱，便用借来的10万元钱从西安买回7头奶牛，打算开始养殖。可没想到的是，牛拉到陕西与万源交界的地方，出了一场车祸，人没伤着，但一头怀孕的奶牛因为撞伤死掉了。后在饲养的过程中，又由于看管不当，两头奶牛摔下山崖。经过一年多的饲养后，邱兴堂才发现，养奶牛并不容易，而当地人没有喝鲜奶的习惯，也没有加工企业来收购牛奶，产出的牛奶只能卖出一少部分，余下的只能倒掉。2000年，当邱兴堂卖掉奶牛后一算，自己竟有高达14万元的债务等着偿还。这对于一个月只有700多元工资的他来说，无疑是个天文数字。每到赶场天，父亲开的药店门口就坐满了来要账的债主。父亲药店的收入也不高，只能维系日常生活，家中还有两个未成家的弟弟，为了负债的事，家里常为此吵架。
2000年9月，邱兴堂听到在外打工的同乡说，在外一个月能赚2千元钱，相当于他3个月的工资。为了早一点还清债务，邱兴堂心动了，辞去了镇医院的工作。离开了妻子和女儿，怀揣着从父亲那里借来的600元钱和梦想，他到了深圳的罗湖区，去寻找他的未来。
“我永远不会忘记到深圳来的第一天。”邱兴堂说：“当时老乡请我吃了5块钱的快餐，我在屋檐下睡了3晚上，是在老乡店门口的沙发上睡的，一想起来就非常难过。自己有一个愿望，既然来了，就一定要扎下根来。不管今天有多苦，我都不在乎，但是，我们一定要寻找到一个机会。”后经人介绍，邱兴堂在向西大厦里做起了小工，一天50元钱。打过墙、搬过砖、背过砂、睡过桥洞和楼梯间，为了收工资也与老板争吵过……可以说是尝尽了人生百味。后来他想为什么不用自己的医疗技术为老乡服务呢？”于是他向老乡借来几百元钱，买了一些日常药品，白天打工，晚上为住在黄贝岭和罗芳村的老乡看一些头痛发烧的简单病症。一场纠纷带来改变要不是成立流动党员支部，邱兴堂也许现在还过着和以前一样简单、平实的日子。然而，达州驻深圳办事处负责人将流动党员支部书记的担子压在了他的身上，从此，邱兴堂就添了许多繁杂琐事：组织支部活动、打听尚未亮明身份的党员、协助处理同乡之间的纠纷、帮助同乡维权等等。据统计，居住在黄贝岭一带的达州务工同乡有近3万人，他就是这近3万同乡中最大的“官”。
同乡聚集而住，是深圳这座移民城市的一个特色，时间一长，就形成了一个一个的“同乡村”。黄贝街道黄贝岭、罗芳村一带的达州同乡村就是这样出现的。这些达州人白天出门务工，晚上回到这里休息，尽管并不富裕，但在深圳过得也算其乐融融。
但生活中的麻烦事总不免发生。2006年5月的一个晚上，一位达州同乡的孩子在一家当地人开的商店买烟，店主找到孩子父亲说没给钱，双方发生争执。店主叫来一伙人把孩子父亲暴打了一顿。老乡咽不下这口气，几天后叫来一帮打工的亲戚把店主“修理”了。双方矛盾升级。当地派出所只好找到了达州驻深圳办事处的主任廖清江出面调停。
弄明情况后，廖主任灵机一动，何不成立一个对这些流动人口进行“自治”性管理的组织？如何管理是个问题，罗湖区委、区政府想到了党员。经过摸底调查，黄贝街道这个在深圳的达州人群落里，有20多名党员。经过充分酝酿，2007年4月19日，黄贝街道四川达州流动党员党支部成立，当地人亲切称之为“同乡村党支部”。邱兴堂毛遂自荐，被任命为黄贝辖区四川达州流动党支部书记。为同乡讨要合法权益流动党员党支部成立的喜讯很快在达州同乡中传开了。刚刚上任党支部书记的邱兴堂马上进入角色，开始为同乡们奔走做事。
2008年4月26日，一位同乡民工在一工地第一天上班时，不慎从脚手架上摔下来，在平乐骨伤科医院诊断为：右肘关节、右腕关节粉碎性骨折。当时老板就推诿不想承担责任，想给1000元钱打发他回家。几个老乡知道这件事愤愤不平，找了几十个老乡要把工地搞个天翻地覆，为此双方因达不成协议发生了冲突。邱兴堂知道后，立即向医生咨询，当得知1000元远远不够后期治疗的费用时，他找到老板“谈判”。邱兴堂首先亮明自己的身份：四川省达州流动党员党支部书记。他说，这个身份，让他有责任过问这件事。老板没给同乡买工伤保险，自知理亏，一番协商之后，此事最终得到了圆满解决。
2009年4月，宣汉县同乡小李因为跟公司主管闹矛盾，工作了一年多被超市辞退了，临走时被公司克扣工资，拒绝支付相应的赔偿金，几次和公司的主管协商都没有结果。小李越想越气愤，便叫上几个老乡，打算去公司堵门闹事。了解这一情况后，邱兴堂马上咨询达州驻深圳办事处的律师，然后有理有据地跟公司交涉，拿出劳动合同、法律条文一条条比对。在法律面前，最终公司认可了他们的诉求，并在3天之内付清了所有赔偿和所欠工资。老乡的权益得到了维护，更重要的是同乡村党支部在成长中不断成熟，依法办事的处理方式给老乡们上了生动的一课。老乡们开始知道，能保护自己的只有法律武器，而不是鲁莽和冲动。
有了这两件事，邱兴堂的大名在黄贝一带同乡中几乎家家皆知，党支部的威信也大大增强。民工这样说道：“我们打工在外，无依无靠，以前我们拼的是蛮力，靠的是武力打打杀杀，很粗暴，效果也很差，今天我们亲眼看到了组织的力量。现在好了，有了党支部、有了工会维权站，我们在外打工就有了依靠！腰杆也硬多了!解救轻生跳楼老乡毋庸置疑，今天，我们明显感受到生存的压力，因为维权的高成本成为现实障碍。农民工拿不到工钱，几个老乡集合起来讨要工钱“闹事”，要“跳楼”，爬吊塔、堵马路，甚至不惜以犯罪手段来“维权”。已经成为他们维护自己权益的“有效”方法。这一特殊的“维权”方法反映出这一群体尴尬的生存境遇。
2008年12月16日下午3时，邱兴堂正在参加罗湖区委组织部召开的“同乡村”党建工作会议，突然接到黄贝派出所民警打来的电话，叫他立即赶到罗芳村84栋，协助警方处置突发事件。原来，一位四川老乡要跳楼自杀。该轻生男与警方僵持已长达两个多小时，眼看轻生男随时有可能从楼上摔下来。情急中，警方想到了达州“同乡村”党支部。
接到救急电话，邱兴堂火速赶往现场参与解救。当邱兴堂跑步赶到罗芳村84栋时，楼下已聚集了大量围观群众，警方在现场拉起了警戒线，消防队员架起了云梯车，120急救车闪烁着警灯待命，充气垫安放在了楼下，情况万分危急。从现场民警的简单介绍中得知，轻生男子是南充人曾某，住龙岗区布吉镇，前几天有个好心的湖南人借给他2000元钱，在布吉镇开了个路边烧烤店，一天能收入200元左右。可好景不长，刚开工两天就被城管执法队勒令撤除，并没收了烧烤工具。借钱的人见状上门催债，于是引发纠纷，被债主打得头破血流。走投无路的曾某便选择了到罗芳村跳楼自杀。
邱兴堂冲上8楼楼顶，见曾某情绪特别激动，便沉住气和曾某用家乡话聊了起来：“老乡，我是四川达州的党支部书记，你有啥子委屈告诉我，我来帮你处理。”得知老乡书记来了，曾某陡然失声痛哭，不停地述说着内心的冤屈。邱兴堂问他口渴了要不要喝水，被拒绝了，又递上一支烟，曾某用怀疑的眼光看着他，想了想最后还是收下了。几分钟后，曾某情绪逐渐缓和。经过一番心贴心的对话交流，南充老乡从阳台护栏走了下来，跪倒在邱兴堂面前，述说他不平坦的遭遇。邱兴堂问他为啥跑到罗芳村来寻短见，他说去年就住在罗芳村，知道这里有个老乡党支部，一定会帮他的。随后，邱兴堂和民警一起把南充男子送到了当地医院，为他妥善包扎处理伤口、买水买饭，还主动捐给他100元钱。
惊险解除了，现场的民警和围观群众都说，危急时刻，还是党支部起了关键作用。罗芳村81栋居民杨柠轩甚至说：“今天你们看到的，如果没得邱书记来，那个男的可能就完了，同乡村书记的威力硬是大！”
像南充男子一样受过邱兴堂帮助的人还有许许多多。邱兴堂以党支部为平台，积极引导、帮助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160多份，依法解决劳资纠纷56次；帮助追收拖欠农民工工资150多万元。主动帮助石维红、吕映仁等20多名困难老乡，共计2.4万多元；为郑帅、石立贤等14名老乡的子女进行助学救助2.8万元；去年5月，帮助免费培训达州籍农民工610人，其中342名学员通过培训拿到相关证书、46名学员顺利找到了工作。日前，他还申请到达州市委的30余万元资金，免费培训达州在深圳的务工者上百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