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伯安（1931-2002），我国著名的建筑历史学家和建筑教育家，师从建筑学界一代宗师梁思成先生，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成为梁思成先生的得力助手，在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徐伯安先生
尤其令人敬佩的是，徐先生在身患重病的情况下，在病榻上坚持工作，终于完成了梁思成先生一生中最重要的一部著作《营造法式注释》上、下卷合卷本的编校工作。梁思成先生在“文革”的逆境中写出了该书（卷下）的初稿，徐先生以梁师为榜样，在病榻上完成了该书的编校工作。“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梁先生，徐先生的为建筑学术事业的敬业奉献精神，为我们树立了崇高的榜样。
徐伯安先生在建筑历史研究上有很高的造诣，有众多的论文、著述和作品问世，是我国著名的古建学家。四十多年来，他为祖国的建筑教育事业培养了许多人才，散布于祖国各地，可谓“桃李满天下”。
人物生平徐伯安先生，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著名的中国建筑历史学家，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史学分会理事， 2002年1月3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1岁。
徐伯安先生1931年1月14日生于辽宁丹东，1954年2月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并留校任教。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中徐伯安先生一直致力于中国古代建筑史的研究工作。1961年以后他作为梁思成先生的主要助手参加了梁思成先生主持的《中国古代建筑史及文物建筑保护》项目的研究工作，获1987年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他参加的梁思成先生主持的扬州鉴真纪念堂方案设计，获1984年城乡建设部、中国建筑学会全国优秀建筑设计一等奖。
主要成就徐伯安先生承担了梁思成先生主持的［宋］《营造法式注释》项目的大量工作，为整个项目的完成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出色地完成了梁思成先生研究成果的整理工作。在他病重期间，他还以极大毅力在病床上坚持校注了《梁思成全集》第七卷［宋］《营造法式注释》全部文字和图稿。
他主持进行的中国宗教建筑史的研究工作也取得了重要的成果。
他负责的三峡库区宗教建筑调查和提出的保护设想对认识这一地区宗教建筑的特点及分布，对三峡文物保护规划的制定有重要的意义。
他通过对古代建筑制度的研究，在中国建筑的时代特征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并以此为基础进行了中国古代建筑复原研究，对进一步深入认识中国古代建筑的基本特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和著作，促进了建筑史的研究和教学工作。
讲授课程徐伯安先生是一位杰出的建筑教育工作者。他曾先后主讲中国建筑史、中国古代园林史、中国宗教建筑史、宋式建筑构造、清式建筑构造、中国古代建筑年代鉴别、清式建筑形制及工程作法等重要的建筑历史课程。在讲课过程中，他强调研究成果与教学相结合，不断用新的研究成果丰富教学内容，对学生，无论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都是那样亲切，那样循循善诱，那样诲人不倦。他讲授的课程生动活泼，受到了学生的欢迎。他还热情地支持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中央美院美术史系、联大文理学院、传统文化学院等兄弟院校的办学，为建筑历史学科的发展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他的教学工作曾多次受到清华大学的表彰，1990年获国家教委、国家科委全国高等学校先进科技工作者称号。
建筑项目徐伯安先生还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建筑师。进行了大量的建筑创作实践。在我国恢复建筑师注册制度后，他成为第一批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他强调建筑设计创新与文化底蕴及场所环境的有机结合，他主持并设计的颐和园后湖买卖街(苏州街)重建工程设计，获1993年国家教委、建设部优秀设计三等奖和国家旅游局“七五”期间旅游基本建设先进工程奖。他设计的十三陵九龙宫，1994年被评选为北京市“群众喜爱的具有民族风格的新建筑”。
徐伯安设计的毛主席纪念堂
徐伯安先生把他渊博的建筑历史学识融汇于建筑设计实践，在他完成的湖北随州炎帝故里总体规划和大宗祠设计，以及滕王阁、开封菊园、中央电视台无锡外景基地——亚洲城、美国加州佛教学院、美国亚利桑那州中国文化中心等方案设计中，表现出深厚的文化底蕴。他曾参加国家重大建筑项目的设计工作，1958年他参加了中国历史博物馆和革命博物馆的方案设计，1959年被评为北京市先进工作者，1976年他又参加了毛主席纪念堂设计工作的整个过程，并被评为先进工作者，1992年获国务院有突出贡献的专家津贴。
徐伯安与清华大学徐伯安先生为清华大学的建设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曾担任清华大学建校设计组组长。他作为专业负责人设计了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馆，作为项目负责人设计了实验电厂、作为工程主持人设计了清华附中、吴晗纪念亭、清华大学同学会馆等工程。
徐伯安先生在清华大学从教四十余载，培养了大批建筑历史和建筑设计领域的优秀人才。他性格坦荡开朗、宽容正直，忠于祖国的建筑事业和教育事业，对学生、对同事真诚相待、平易近人、幽默祥和，深受学生的爱戴。
历史评价徐伯安先生为我国建筑历史研究和建筑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中国建筑史学界享有很高的声望。他曾是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会员、北京市文物保护协会理事、北京古建园林学会理事。徐伯安先生的逝世，是我国建筑史界的巨大损失，更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但他的精神将成为我们共同的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