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桐轩，男，中国早期的著名摄影师。1900年，27岁的薛桐轩结束了在俄国的学徒生涯，在承德开办了萃芳照相馆，这是承德第一家照相馆。在此后的数十年里，萃芳照相馆摄影师薛桐轩除了为承德各色人物拍摄生活照之外，就是把他的照相机对准大清王朝在最后的时光中，已无暇顾及的皇家离宫避暑山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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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为达官显贵照相醉心于承德风光摄影创造早期承德摄影历史的人
人物简介薛桐轩拍摄的避暑山庄各景点、建筑的照片，大致完成于１９０１年至１９４４年期间，有些建筑和景点的照片已经成为绝版。
薛桐轩用他那台老式照相机，记录了一个世纪以前承德避暑山庄的原貌，这些照片本身就是一段虽然破碎但却十分珍贵的历史……。[1]
为达官显贵照相萃芳照相馆，还经常派人深入到各家各户拍“全家福”，并承接婚丧嫁娶、迎来送往等多项拍照业务。去山庄衙署为高官显贵拍照，是一项很重要的外拍业务。
薛桐轩为达官显贵们拍的那些肖像作品，形象逼真、栩栩如生。为清代都统拍过照片的有：廷杰、昆源；为民国期间的都统拍过照片的有：熊希龄、姜桂题、汲金纯、王怀庆、米振标、阚朝喜，宋哲元、汤玉麟。（汤后由都统改任热河省主席）其中为宋哲元、汤玉麟拍的照片最多。此外，还为县级官员戚道尹拍过许多肖像照片和他们的“全家谱”照片。
那些肖像的主人官职最高的是张学良、宋子文了。大约在公元1933年初，薛桐轩曾被邀去汤府照相，他曾在汤府及“水心榭”前分别为爱国将领张学良、国民党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热河省主席汤玉麟等若干重要官员拍过单身照及大合影。
薛桐轩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为官员们拍的照片，无计其数，劫后余生保存下来的照片也就只有极为珍贵的一张八寸“文园狮子林全景”照片了。此片的拍摄地点是在水心榭南侧亭子旁边，照片前方站立的是7位清代官员，他们的具体官职及姓名已无据可考，拍摄时间为1902年。
醉心于承德风光摄影薛桐轩除经营照相业，从事人相摄影外，还非常醉心于承德风光摄影创作。他拍摄的承德风光摄影作品，一直得益于山庄内外形态各异的古建筑和秀丽多姿的自然景观。因此山庄、外八庙及其周边的自然景观就成了他的摄影创作基地，所到之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薛桐轩也有幸成为在这片从未被开垦的摄影处女地上，进行耕耘的第一位风光摄影家。
过去的避暑山庄，一向戒备森严，绝非一般平民百姓所能涉足，但薛桐轩却能自由地出入山庄，实为罕见，在当时的老承德街上获此殊荣者唯其独领，这也为薛桐轩能自由出入山庄，进行风光摄影创作埋下伏笔。
薛桐轩先生的萃芳照相馆，从开业之初就常被邀请去山庄外庙为高官显贵们拍照（去外八庙为官员拍照不是经常的）。他常利用此天赐良机，忙中偷闲，独自遨游山庄，进行风光摄影创作。山庄内的自然风光，使其陶醉，古朴淡雅的古建艺术，令其折服，久而久之与山庄结下不解之缘。于是他即以山庄景观为创作主题，拍摄了大量的承德风光摄影作品。
薛桐轩创作的承德风光摄影艺术佳作，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史料价值和实用价值，它不但是研究清史、进行古建修复的重要佐证，而且也是向人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
薛桐轩的摄影艺术作品，不仅名扬国内影坛，而且在日本也享有很高的声誉。
创造早期承德摄影历史的人承德街上的萃芳照相馆，首创于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早于慈禧太后允许将照相技术传入宫内两年。虽然萃芳照相馆的成立时间，晚于北京第一家丰泰照相馆八年，但萃芳照相馆建馆之初，北京充其量，也只不过仅有屈指可数的丰泰、鸿记、荣新、山本等几家照相馆。从北京与承德的地理位置和人口比例上看，承德照相业的发展速度之快，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几乎已经进入了与北京同步发展的轨道。这不能不说是薛桐轩在开发承德摄影事业上的一个重大贡献。
萃芳照相馆的开业，不仅填补了承德照相业的空白，而且也加快了我国东北地区摄影艺术的发展，促进了摄影艺术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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