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虫书（Bird-and-Insect Script）亦称“虫书”、“鸟虫篆”。属于金文里的一种特殊美术字体它是春秋中后期至战国时代盛行于吴、越、楚、蔡、徐、宋等南方诸国的一种特殊文字。这种书体常以错金形式出现，高贵而华丽，富有装饰效果，变化莫测、辨识颇难。鸟书亦称鸟篆，笔画作鸟形，即文字与鸟形融为一体，或在字旁与字的上下附加鸟形作装饰，如越王勾践剑铭、越王州勾剑铭。多见于兵器，少数见于容器、玺印，至汉代礼器、汉印，乃至唐代碑额上仍可见。虫书笔画故作蜿蜒盘曲之状，中部鼓起，首尾出尖，长脚下垂，犹如虫类身体之弯曲，故名。春秋晚期楚王子午鼎铭，除少数几个字近鸟书外，余多当属于虫书。吴王子于戈铭亦是鸟书与虫书。虫书不仅见于容器，兵器，亦见于战国古玺及两汉铜器、印章、瓦当，其名在许慎《说文解字叙》中还被列为“秦书八体”之一，可见亦行于秦代。鸟书与虫书都是以篆书为基础演变而成的一种美术字体。郭沫若认为鸟虫书是“于审美意识之下所施之文饰也，其效用与花纹同。中国以文字为艺术品之习尚，当自此始”（《周代彝铭进化观》）。关于鸟虫书的发展变化情况，可参见容庚《鸟书考》（《中山大学学报》1964年1期）与马承源《鸟虫书论稿》(《古文字研究》第10辑)、曹锦炎《鸟虫书通考》（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年版）。鸟虫书主要见于一些青铜器之铭文，尤以兵器为多。这是一种变形的装饰用文字，不应将其看成是另一种文字系统，且使用范围很有局限，简书中就没有此种文字。相比较而言，在文字方面，鸟虫书应是最能体现文字的南方文化特色的。当然，它并不为吴、越、楚所独有，使用范围包括了南半个中国。
二、鸟虫书的发展与楚越吴国青铜器铭文
鸟虫书的诞生与发展，以楚国为例。楚文字在其立国的八百年间，曾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大抵在春秋中期以前，各诸侯国文字都是和周王朝保持一致的，连器物造型也如出一辙。这一点，楚国也不能例外。从考古所发现楚国西周及春秋早期的器物铭文上看，其文字风格全与周朝相同。但是，春秋中期之后，随着周天子权利的日益削弱、列国的逐渐强大和地域征文化特的形成，楚器铭文也已发生相应的变化。河南淅川下寺楚墓出土的青铜器“铭文字体多数为篆书。早期字体浑厚遒劲，晚期则趋于纤细俏丽。而王子午鼎和王孙诰戈的铭文为鸟书。”（赵世纲《淅川下寺春秋楚墓青铜器铭文考索》）这里的所谓早期当指鎛钟一类青铜器，而王子午鼎则已出现了较大的变化，字体“多作波磔而有意求工”，且出现了鸟书。这应当也是目前所见时间最早刻有鸟书的楚器铭文。
综上所述，可见鸟虫书大致肇端于春秋中后期，而至战国大盛。在出土兵器数量上，以越国兵器为最。根据现有的资料分析和学者研究，鸟虫书主要流行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影响波及中原一带。以先秦国别而言，见于越、吴、蔡、楚、曾、宋、齐、徐等国；就年代可考者，最早的应属楚王子午鼎(公元前558年)，最晚的为越王不光剑(越王不光即越王翳，公元前411—376年在位)，流行时间已接近二百年；促数量上统针，仅属于越国器者，就多达70余件。无论在时间上、空间上，还是数量上，都有较大突破。促材料看，对于江中下游鸟虫书的起源，楚国和吴越地区都是处于重要地位的。
“雕虫小技”的“虫”指的就是鸟虫书
尝谓魏收曰:“雕虫小技,我不如卿。国典朝章,卿不如我。”——《北史·李浑传》
